《痛苦》抗日战争胜利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所有寓居蜀中的人的心境。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几十公斤未托裱的画回到杭州。“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改变的何止是朱颜——旧居花园别墅已经变成日本人的兵营,院子中的花园变成日本人的马厩;他那曾经震动世界的几幅巨幅油画,被日本人用来做养马的帐篷,此时只能看到一些碎布屑,其他都荡然无存了。他把妻子阿丽丝、女儿林蒂娜从上海接到杭州,无处栖身,只好住在岳王庙里。林风眠去上海接妻子和女儿回杭州时,有一位中文名字叫马国维的男子住在他的家中。马国维是犹太人,当时遭纳粹分子迫害,就逃到上海,以牙科医生的职业谋生,和阿丽丝有亲戚关系。几年之后,马国维和林蒂娜结婚了。但是,林风眠很不喜欢马国维,并不赞成女儿和他结婚。待房子修好之后,他们全家搬入花园别墅旧居。花园别墅又恢复了昔日的幽雅,但别墅的主人已不是昔日风华正茂的最高美术学府的校长,而是一位孤独寂寞的画家。他仍超然尘外,埋头在他的创作中。
林风眠的绘画道路,正是但丁的道路。他的个人画史,就是一部《神曲》。1929年,他画了一幅轰动世界的油画——《痛苦》。那时他不只画痛苦,也画地狱,画十字架上的耶稣。画家必须尝遍黑夜与创伤,才能把黑夜和痛苦搬到画面上。20年后,痛苦没有了,地狱、十字架没有了,成千上万个黑夜变成一片光明洁净。画家已通过但丁的地狱,到达净土,再升往天堂。画家终于找到他最后也最灿烂的风格,这是他牺牲了过去20年的光荣和地位,在寂寞与孤独中获得的。这时候,他刚好走完从东方到西方的路,返身由西方回到东方。
经过初期的翎毛、走兽、虫鱼,中期的山水风景,1944 年开始进入人物画的林风眠,东归杭州后,更是勤奋不已。经过千百次的尝试,终于,第一张带有希腊风格的女像出现了。但是,他并不满意。希腊味有了,但不够浓厚,于是他继续画。他白天画,黑夜画,10张,100张,1000张……在画了几千张以后,他的“蓝衣女”“黑衣女”“绿衣女”以及“红衣女”相继出现了。这是一个现代奇迹,让我们又看到一个希腊,一个盛唐。这时,作家无名氏从重庆东归杭州,和林风眠做了邻居,经常出入林风眠的画室。他曾描述自己走进林风眠画室——花园别墅时的心情:
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当这个乖谬世界笼罩着如此普遍的黑暗与骚乱时,这个画室却洋溢着巨大的光彩、宁静。一种极度灿烂的美拥抱我的视觉,我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认识的世界。但我错了。这个世界应该是我认识的——这正是明天的世界。这并不是画,而是生命本体的象征,明日信仰感觉的源泉。画家先知先觉地预言了另一个世界,下一个世纪——人类不再像今天这样自相残杀的世纪。
后来,又有几次,作家默默走进画室,奇迹同样出现了。作家发现两个黑衣女从画里走出来。她们再忍不住画纸的关闭,要向他飞过来,扑过来。另一张睡着的黑衣女,也在挣扎、张臂,要坐起来,踱到画外。那幅杰作《红衣女》,简直以雷霆万钧的巨响包围着观者,一蓬红彤彤的大火,又热烈,又空灵。火是西方的,空灵是东方的。这是东西方美术最伟大的结合。画者第一次真正摆脱了水墨的束缚和压力,绝对自由地把心头最高灵感投射在画面上。
林风眠的风格形成了,他艺术中的鲜明个性,使他成为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分水岭——中国画从此分为林风眠前的中国画和林风眠后的中国画。林风眠的水墨与色彩相融合的绘画形式,虽然不能说是中国画,它对中国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一时还难断定,但它使中国画再也不会回到文人画的老路上去,可以说今后的中国不可能再有传统的文人画了。
林风眠给我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情调,在孤寂中有热情,在壮美中有沉静,在萧瑟中透露出生的气息,在怀旧与向往的交织中,又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这正是生活在历史峡谷中的人们极为复杂的情绪。有的人可以学他的色彩,有的人可以学他的线条,但很难把握他那微妙的艺术情调。
(李金锋 摘自中华书局《画未了:林风眠传》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