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投资与合作

厉以宁教授在“宏观改革与发展形势分析”主题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发展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结合，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合。要把握好这两个趋势，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创造大国，第一，要对资本市场有新认识。从仅仅强调微观意义上的生产效率过渡到更加强调宏观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要对企业家作用有新认识。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不但包括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还包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企业并购、重组和资本运营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方式，创业投资机构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极其重要的市场组织。第三，要对非直接生产人员的职能有新认识。从事融资、人事、行政管理和市场推广的工作人员都在从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工作，要通过合理分工和激励制度发挥其积极性。

厉以宁教授认为，中国当前阶段应该保持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并重。否则，既难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也难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目前增加投资应把握三个重点方向：一是与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投资;二是鼓励民营经济与民间投资;三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特别是促进相关体制改革的投资。在这些方面，创业投资都能发挥积极作用。

刘健钧博士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创业投资机构在新形势下的应对策略。他认为，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贯彻实施，我国投资基金业将迎来新的机遇：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将给投资基金业发展带来巨大发展空间;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将为投资基金业发展创造巨大市场需求;三是开放型新体制将极大地推进投资基金业国际化;四是大资管体系建设将为投资基金业带来规模效应和创新活力。结合行业的特点，创投业要想抓住机遇，必须实现三个转型：一是在盈利模式上，从主要靠流动性盈价获取收益，向主要靠成长性增值获取收益转变;二是在投资策略上，从机会型投资向科学投资转变;三是在管理策略上，从粗放式管理向专业化基础上的集团化管理转变。

中华创投家同学会会长、建银财富总经理许小林主持了第一专场“如何把握新周期、新形势下的投资热点与机会”的讨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周逵做了主题演讲，并与北京盛世宏明合伙人张洋、浙商创投行政总裁华晔宇、美国泰山国际中国区总经理马小伟、福建阳明创投总裁赵朝明一起参加了讨论。周逵认为，未来中国的投资机会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新带来的机会，目前主要集中于I T领域，未来生物技术领域也会有所发展;二是增量带来的机会，未来增长最快、体量最大、时间周期最长的可能是健康产业。三是存量调整带来的机会，资本整合、并购、产业整合、去国有化等都是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方式。在投资需求方面，周逵认为清洁环境、美丽、健康长寿等方面都值得关注;电商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创新依然层出不群，会产生很多值得投资的机会。赵朝明认为，政府换届一般会伴随新的经济周期和新的宏观形势，施政方案和改革方案的落地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创投行业未来会更加细分和专业化;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化也会带来很多投资机会，比如医疗健康领域。马小伟认为，政府导向的一个巨大市场是城镇化，环境、清洁能源、农业和食品是投资的重点。张洋认为，新周期和新形势体现在最近出台了许多好政策，投资除了关注回报之外，也应适当关注流动性;不同资金属性的投资人诉求不一样，应通过设立行业基金、阶段基金、地域性基金和并购基金来应对不同诉求。值得关注的四个投资领域是广义T M T、大健康、能源与环保、基于中国广阔市场的高端制造和消费升级。华晔宇认为创投行业将否极泰来，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未来投资回报率可能会下降，因此投资要向早期转向，回归VC/PE的本源，从助力企业成长过程中获取盈利空间。另外应关注以人为本的投资主题，如消费品、服务与电商结合的模式及能够满足人们身心健康的领域等。

中华创投家同学会执行会长、富煜投资董事总经理姒亭佑主持论坛第二专场“如何在资本市场调整中规划整体退出方略”的讨论。中华创投家同学会常务会长、深创投京津及华北区总经理刘纲做了主题演讲，并与东方基易兼北京敬华实验学校董事长易基刚、西部证券总经理助理程晓明、天图资本高级合伙人杨辉生、北京路得资本董事长江萍一起参加了讨论。刘纲总结2013年VC/P E退出方面有四个特点：一是IPO关闸一年多形成等待上市排队企业的堰塞湖;二是并购重组成为退出主流;三是并购重组中的T M T和生物医药领域非常引人注目;四是上市公司业绩需求和海外投资是并购重组的主要驱动因素。他认为2014年的变化，一是I P O开闸会迎来新一波上市浪潮，但也会导致平均收益率降低以及上市企业的分化;二是会强化事后监管，IPO造假的惩罚力度提高;三是IPO仍是未来退出的首选，并购会成为次优选择。行政审批的减少、注册制的实施都有利于VC和PE的长远发展。未来对于投资机构的挑战在于，当投资必须转向中早期时，投资人是否具备眼光、估值能力和风险把控能力;行业将从低风险、高收益转向中风险、总收益;投资机构能否在帮助企业建立持续盈利能力和价值培育能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程晓明指出，新三板制度还有待完善，新三板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交易发现价值，未来制度改革应提高新三板交易的活跃度，放宽进入约束;建立做市商制度也是未来的一个重大改革，做市商制度有利于提高定价效率，并形成制度约束。制度建设到位了，新三板将成为中国真正的纳斯达克。易基刚指出，退出是投资项目筛选、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的一个综合结果。投资退出既取决于宏观、行业及投资人意愿，也取决于投资机构的投资节奏、行业专注度以及对政策周期的把握。杨辉生认为，投资时就要规划退出，天图资本对凤凰医疗的投资和成功退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企业本身的治理和成长性是基础，上市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也很关键。江萍分享了她的团队经验，即立足于项目本身，并利用退出规划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也就是从退出角度考虑投资;中早期投资可以更多选择并购退出，并购的资源也可以考虑L P和投过的上市企业，企业本身的成长阶段与退出渠道要相吻合。刘纲也分享了深创投和他本人今年的经验：一是坚持精品投资，缩小投资范围，提高投资标准;二是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和并购重组;三是T M T行业上市门槛可能大幅降低，投资这个领域有很好的机会。主持人姒亭佑分享了一个他投资的新药研发企业在台湾成功上市的案例。

鉴于女创投家在行业中日益活跃和发挥的独特作用，论坛第三专场特别设立女创投家专场。中华女创投家联谊会会长、东方华盖股权投资总经理许莉主持了“如何在结构化调整中重构L P与G P的关系”的讨论。中华女创投家联谊会名誉会长、高能资本董事长王晓滨做了主题演讲，并与浩研投资副总裁牟丽娜、金慧丰投资董事长周丽霞、信中利资本合伙人张晶、武汉固得银赛创投总经理岳蓉一起参加了讨论。王晓滨以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变化导致行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变化中重构L P和G P的关系。她认为从创投行业而言，L P结构在发生变化——政府引导基金、FO F、政府机构、资产管理机构的比重在上升，外资基金、上市公司等机构的比重在下降;未来还将出现结构化调整的趋势，比如社保基金、保险机构、F O F等机构投资者仍将有较大发展空间。L P和G P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L PA(投资合伙协议)中，中国突出的问题是L P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所带来的影响，还有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以及当收益预期下调时如何调整利益分配结构等问题;另外，L P和G P在退出方式等方面也可能存在矛盾与冲突。在结构调整中重构LP与GP的关系，需要共同提高专业素养，加强良性互动和透明规范，积极灵活应对变化，发展长期战略合作实现共赢。牟丽娜分享了与建银财富、政府引导基金等L P合作的经验。张晶以“老婆和老公”的关系形象地描述了L P和G P在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如何保证利益的一致性，如何把握透明度。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市场的经验，G P可以增加自有投资所占比例来取得L P的信任，甄选L P时要对其提供资产配置、投资耐性等方面的专业建议，并尽量选择与G P具备一致投资理念的L P。岳蓉以自身机构的发展历史阐述了L P的结构调整——从学校和上市公司到政府引导基金和大的民营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也从有限责任公司过渡为有限合伙。她认为，L P的需求会影响GP的选择，比如政府引导基金和民营资本对投资地域和投资回报的需求差异很大，需要G P仔细斟酌。周丽霞特别介绍了针对上海股交中心，即新四板的基金募集经验，一个特点是L P偏重于公司和自然人，另一个特点是因为机构本身对企业经营比较熟悉，与潜在的LP沟通也比较顺畅。

中华创投家同学会执行会长、浦发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刘梅主持论坛第四场“如何在新的监管政策和体制下平衡专业化管理和大资管推进步伐”的讨论。北京大学创业投资中心刘健钧博士做了主题演讲，并与台湾创业投资商业同业公会秘书长苏拾忠、民生加银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米险峰、常青藤资本合伙人江合、人保远望产业投资公司副总裁匡卫华一起参加了讨论。江合认为，大资管是银行保险等大的金融机构与VC、P E机构的双向融合，而要想做好深度融合，一定要练好内功，做好专业化。米险峰认为，大资管时代的到来与三个事情密切相关：一是商业银行面临一个转型，即金融脱媒，就是商业银行更多的把存贷款业务转变成资产性服务业务;二是利率市场化以后，资金和资产直接的互动或者直接的投入，会改变整个银行的增长模式;三是资产证券化，银行大量非标准化、无法流动的资产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直接投到存量或者增量证券资产上，实现新的证券化渠道和新的模式。匡卫华认为，产融结合一方面体现了保险资金如何运用，另一方面体现了央企如何在传统产业之外向金融方向探索。目前央企背景的基金大多数表现并不理想，需要利用市场化的专业力量，并和对企业管理、对资本运作比较专业的人士合作，弥补其发展实体经济的短板。苏拾忠认为，大陆创业投资行业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大资管的来临必将对现有专业性比较差的投资机构产生巨大冲击，并促进专业化发展。刘健钧认为，大资管发展有如下三个原因：一是尽管不同的资产管理其风险控制手段不一样，需要专业化管理，但是既然有共同特点，从规模效应的角度出发，进行价值延伸也是一种必然;二是需求决定了大资管的发展。随着投资者的成熟，特别是信息经济的来临，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自己适度地承担风险进行直接投资，或者委托中介机构进行代理投资，多元化投资的需求越来越普遍;三是大资管可以形成多元化的投资集团，产生规模效应，并增强其资源配置和抗风险能力。但是，大资管的发展需要条件，即是否首先形成了专业化能力。监管部门也应当通过分类监管来适度引导市场坚持专业化基础上的多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