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歌批评家的翁方纲
翁方纲虽然科举成名甚早，但诗学活动要到乾隆三十年才开始活跃，此时他不在京师，正出任广东学政。是年他在广州度岁，与选拔诸生在药洲亭论诗，撰有《药洲诗话》若干则。三十二年八月，在雷州看《全唐诗录》，钱、刘之后，随手取五古；李杜以前，以《唐贤三昧集》《唐诗选十种》相印证。十二月，又读黄庭坚诗，自觉“今年才于各家各体略见真径路，是以所得较往年稍多”（翁方纲《家事略记》）。于是第二年他将视学粤东以来巡试诸州与幕中诸子论诗语加以整理，编成《石洲诗话》六卷，后增入两卷元好问、王渔洋《论诗绝句》的评析，刊行为八卷。
《石洲诗话》中的翁方纲手迹翁方纲的诗学著作虽然丰富，但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多系研究某些专书的札记，而非广泛阅读、研讨的心得。如《石洲诗话》八卷，前两卷论唐人，可能是研读王渔洋唐诗选本的札记；三、四两卷论宋人，像是读吴之振《宋诗钞》所记；卷五论金、元人诗，又像是读元好问《中州集》、顾嗣立《元诗选》所记；卷六为渔洋评杜摘记，系据海盐张宗柟辑《带经堂诗话》摘录；卷七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十八首笺说；卷八为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中十六首笺说。全书既没有先唐诗歌评论，也没有明代（高叔嗣、徐祯卿是例外）及本朝诗歌批评，说明他的诗歌批评更接近学者式的钻研而非诗论家的批评。学者式的钻研给他的诗话带来浓厚的专业色彩，而非诗论家的批评则又造成讨论问题的非系统性和偶然性。
就翁方纲对王渔洋诗学的研究来看，其用功之专精体现了真正的学术精神。前人读诗都是为了资吾操觚之用，往往囿于一定的价值观，凭一己好恶或时论褒贬为去取，眼界常有拘限。翁方纲则以一种研究的精神读诗，不论大家小家都能认真对待，讨论特定时代的作家，数量每逾前人。在宋诗方面，他曾评厉鹗《宋诗纪事》，原本十五册还藏于上海图书馆。虽然《石洲诗话》不曾涉及清朝诗人，但现知翁方纲除了批点《渔洋山人精华录》外，还批评过曹正镛《曹文正公诗集》一卷，只不过他对当代诗坛确实不像沈德潜、袁枚、法式善等诗论家那么关注。梁章钜《退庵随笔》在谈到王渔洋对王、孟、韦、柳的推崇时曾说：“窃谓王、孟、韦、柳之诗，只须就选本读之，只须遇相称之题学之。此外初盛中晚各有名家，皆须研究。苏斋师《石洲诗话》言之详矣。若专守一家之言，而尽束诸名家不观，其能免固陋之诮乎？”门生终究是了解老师的，这段议论传达了翁方纲论诗不专守一家一格、转益多师的基本倾向。
翁方纲像对于尊崇杜甫的翁方纲来说，主张转益多师乃是很自然的事，我更关注的是他对学古而至融化之境的强调，这也是他最倾服杜甫之处：“杜五言古诗，活于大谢，深于鲍照，盖尽有建安、黄初之实际，而并有王、孟诸公之虚神，不可执一以观之。”（《石洲诗话》卷一）这寥寥数语，已使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的评价，更加具体，更为充实了不少，但大体还在前人评价的框架之内。另一段诗话说：“自初唐至开、宝诸公，非无古调。但诸家既自为体段，而绍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独至杜公，乃以绍古之绪，杂入随常酧酢布置中，吞吐万古，沐浴百宝，竟莫测其端倪所在。”（《石洲诗话》卷一）就揭示了杜甫以绍古之绪“杂入随常酧酢布置中”的新变，从诗歌史的角度指出了杜诗首开日常应酬之风的趣向。而且，出于不可动摇的尊杜价值观，纵然注意到杜诗的世俗色彩，也没影响他对杜甫这部分诗作的评价，因为他心里固有一个雅和伧（即粗鄙）的标准。自钱谦益倡导宋元诗风以来，就有人断言：“诗必袭唐，非也。然离唐必伧。”（孙廷铨《梁苍岩蕉林近稿序》，《沚亭文集》卷下）结果证明，学宋元诗的确难免流于伧，翁方纲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而“伧”成为他论宋元诗常用的评语，仿佛它是一个特定时期诗歌的通病。
习惯于在诗歌史的大背景下把握具体诗人、具体作品的得失和意义，确实是翁方纲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凭藉博学和透彻的历史眼光，他的诗论不经意中时有精彩的诗史见解。比如他论及宋初诗歌，曾提出不能排除晚唐体，有云：“石门吴孟举钞宋诗，略《西昆 》而首取元之，意则高矣。然宋初真面目，自当存之。元之虽为欧、苏先声，亦自接脉而已。至于林和靖之高逸，则犹之王无功之在唐初，不得径以陶、韦嫡派诬之。”（《石洲诗话》卷三）这里指出吴之振选宋初诗存在一个问题，即重视王禹偁而忽略了西昆体。给予王禹偁好评当然是应该的，但忽略西昆体却会模糊了宋初诗史的本来面目。毕竟王禹偁只是连接西昆体和欧、苏的过渡性人物，其诗风相对于前后的时代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就像王绩在唐初，完全是个孤立的现象，若视之为陶渊明—韦应物古淡风格序列中的一环，就未免将后人之见强加于古人了。这样的见解与其说是诗歌批评，还不如说是诗歌史论，背后有着还原历史过程的意识。类似的例子是对元人题画诗的重视，他注意到：“郑杲斋东《题徽庙马麟梅》一首，《题江贯道平远图》诸绝句，皆佳。元人自柯敬仲、王元章、倪元镇、黄子久、吴仲珪每用小诗自题其画，极多佳制。此外诸家题画绝句之佳者，指不胜屈。盖元人题画，长篇虽多，未免限于李长吉之词句，罕能变转。而绝句境地差小，则清思妙语，层见叠出，易于发露本领。”（《石洲诗话》卷五）我们知道，以绘画为诗歌题材萌生于南朝，唐人所作多为咏画之体，真正的题画之诗兴起于宋代，但直到元代才因文人多擅三绝而作品日繁。这虽是谈艺家的常识，却很少为人注意。翁方纲出于诗歌史研究的意识，乃特别指出这一现象。由此也可看出翁方纲论诗的历史感。
翁方纲不只关注诗歌史上的重要现象，评论作家也留意发掘其独到的艺术手段。我们知道，正面铺写和逆笔是他很看重的笔法，他在批评中也对长于此道的作者格外垂青。《与友论太白诗》一文特别推崇李、杜两家正面铺写的能力，说：“大约古今诗家，皆不敢直擂鼓心，惟李、杜二家能从题之正面实作，所以义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盖非具此胸次者，亦无由而知也。”（《复初斋文集》卷十一）而这种能力在他看来又与魄力之大分不开：“杜之魄力声音，皆万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于正位卓立铺写，而愈觉其超出；其声音既大，故能于寻常言语，皆作金钟大镛之响。”（《复初斋文集》卷一）韩愈与苏轼在这一点上也显出了差别，他评两家的《石鼓歌》说：“苏诗此歌，魄力雄大，不让韩公，然至描写正面处，以‘古器’‘众星’‘缺月’‘嘉禾’错列于后，以‘郁律蛟蛇’‘指肚’‘箝口’浑举于前，尤较韩为斟酌动宕矣。而韩则‘快剑斫蛟’一连五句，撑空而出，其气魄横绝万古，固非苏所能及。方信铺张实际，非易事也。”（《复初斋文集》卷三）陆游比起苏轼来则又逊之：“竹垞尝摘放翁七律语作比体者，至三四十联。然亦不仅七律为然，放翁每遇摹写正面，常用此以舒其笔势，五古尤多。盖才力到正面最难出神彩耳，读此方知苏之大也。”（《复初斋文集》卷四）仅由一个具体的表现手法，他就深刻地辨析了几位大诗人力量的高下。相比之下，逆笔不像正面铺写这样与才力相关，他只注意到黄庭坚的用例，在评论山谷诗之外，他还与法式善交流过自己琢磨黄庭坚诗用逆法的心得。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二载：
覃溪先生告余云 ：“山谷学杜所以必用逆法者，正因本领不能敌古人，故不得已而用逆也。若李义山学杜，则不必用逆，又在山谷之上矣。”此皆诗家秘妙真诀也。今我辈又万万不及山谷之本领，并用逆亦不能。然则如之何而可？则且先咬着牙忍性，不许用平下，不许直下，不许连下，此方可以入手。不然，则未有能成者也。
在此，翁方纲不仅注意到黄庭坚喜用逆法，而且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动机，经与李商隐对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明了前人技巧上师法承传的复杂情形。这的确是心得之谈，对认识与比较杜甫、李商隐、黄庭坚诗歌艺术的异同很有启发。
谈论翁方纲的诗歌批评，还需要提一下与试帖诗相关的问题，这是研究者很少留意的。就我所见资料而言，有清一代试帖诗，声望最著的宗师是纪昀与吴锡麒两位。前者是试帖诗学的开创者和总结者，后者是成就最高的作家。但前辈学者严迪昌在《清诗史 》中则将翁方纲与纪昀相提并论，理由是功令试诗后最早编选试帖诗例的人就是这两位，况且翁方纲中进士比纪昀还要早两年，乾隆二十四年即出典江西乡试，是乾嘉诗坛名宿中第一个奉旨以试帖诗取士者。严先生这里疏忽了，纪昀也在同一年出典山西乡试，后来两人都以试帖著述成为乾隆间最重要的试帖诗专家，应与功令试诗后典首科乡试的特殊经历有很大关系，但最终决定他们在试帖诗学上地位的还是研究和写作水平。若就写作水平而言，与纪昀势均力敌的自然是吴锡麒。只不过吴毕竟年辈稍晚，当时堪与纪昀并驾齐驱的就只有翁方纲了。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御试，开列试差诸臣，题“先之劳之，请益至于日至之时”，赋得“竹箭有筠”，得“如”字，翁方纲列一等一名，引见于勤政殿。高宗曰：“翁方纲学问甚好。”（参沈津《翁方纲年谱》，23页）因此后人回顾本朝试帖诗写作，认为“乾隆年间，讲试律者惟翁覃溪先生与纪公工力悉敌。纪之格老，翁之神超，未易轩轾”（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三引姜兆翀语）。像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翁方纲尽管在试律上下过很深的功夫，历年翰林馆课所作也不少，但《复初斋诗集 》卷一仅编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八年间所作为《课馀存稿》一卷，自序云：“壬申十月改庶吉士，此以前之作，山阴胡云持以为染帖括气，不可存也。是冬以后，专心习翻译。洎甲戌散馆后，习试席之作，别录为帙。是以合十二年仅存此一卷。”他的试律尚存《复初斋试诗》钞本，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内收试律 80题85首，有钞录者朱笔批点。同馆还藏有《芸窗改笔》钞本四册，第一册所收试帖诗，有翁方纲朱笔批改，内容涉及句法、格律、语病，相当细致。翁方纲还撰有《复初斋试律说》，大概是讲试律作法的。据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三说：“余家旧存藏有覃溪师《复初斋试律说》一本，体例亦略如《我法集》，惜为一友借抄，竟匿之不还。后日侍苏斋谈诗，偶询及此书，则吾师已不复省记，其家亦久无传本矣。”如今幸有上述两种钞本留存，可藉以略窥翁方纲试律研究之一斑。
翁方纲在今人论著中多作为诗歌理论家来讨论，但清代后学似乎更重视其诗歌批评。郑献甫《书〈石洲诗话〉后》曾说：“其题目各家，权衡众制，可谓精审确当者矣。惟末附论元遗山论诗诸绝句及王文简论诗诸绝句及校渔洋评杜诗本，实有强作解事，不切本旨者。”（《补学轩文集》卷一）我也更倾向于将翁方纲视为诗歌理论家，并且认为他的学识和成就正体现在对前人诗学的辨析中，至于诗歌批评，似乎见识不高。最典型的是一味拾苏、黄馀唾，轻视刘禹锡，认为“刘宾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词》”，又说“刘宾客诗品，无论钱、刘、柳，尚在郎君胄、韩君平之下”（《石洲诗话》卷二），完全无视刘禹锡七律的成就和典范性，甚至贬其诗品在郎士元、韩翃之下，见识远不及王渔洋。且不说郎士元诗向来无甚好评，更不会有人认为胜过刘禹锡；就是韩翃，翁方纲说他“鸣磬夕阳尽，卷帘秋色来”已渐开晚唐之调，“盖律体奇妙，已无可以争胜前人，故不得不于一二平仄间小为变调，而骨力渐靡，则不可强为也”（同上），也纯属模糊影响之见。据我考察，韩翃恰恰是大历诗人中难得的还残留着盛唐馀风、亢爽豪迈之气不减的诗人，说他走杜甫式的变调取拗之路，即使不是南辕北辙，也可以说是不着边际，英雄欺人。以诗论家而言，翁方纲才、学都不缺，可能少了点识，即艺术判断力。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