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神树
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1929 年就曾发现了一批奇特的玉石器，1933年和1963 年曾分别进行过初步发掘，1980 年至1986 年进行了连续发掘，基本弄清它是一个距今 4800 年至 2800 年前的大型古文化遗存①。1986 年 7月至9月，发现了两个距今三千二百年左右的大型“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和金、玉、石、陶器。近年来三星堆又有一系列考古新发现，证明这里三四千年前曾有一个以“原始宗教”为基础的“神权古国”，创造了独具一格的三星堆文明，为我们研究人类早期文明的信仰观念和具体形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星堆“青铜神树”出土于第二号“祭祀坑”，埋入前均被打坏焚烧。经拼对修复，可分辨出大型神树二件，小型神树四件，还有一些零散的饰件和树座。其中一号大型神树最为高大复杂，复原得也较好，是神树中的典型代表（图1）。
一号大型神树已复原高度达 3.96米，顶端尚有残缺。树座由一个圆环形底盘和三叉形支座构成云山状根基，上面满饰对称的弧线云雷纹，好似一座云雾缭绕的高山。粗大的树干从山巅长出，笔直向上，直插云天。树干分为五节，用套管连接，呈现“竹节”状。在第一、三、五节处，各长出三条树枝，弯曲下垂，树枝最高处各结一桃形果实，果托饰勾云纹，并套有火焰状圆盘，仙果上各有一只立鸟，共九只，均为长嘴、勾喙、圆眼、短颈，尾短微翘，双翅略张，两腿粗壮，尖爪紧抓在果实之上。神树主干顶端也有一个更加硕大的果托和火焰状圆盘，果实以上部分已残，推测上面还应有一只更高、更大、更为精美华丽的立鸟，全树之上可能有十只神鸟，总高度应在4 米以上。
①本文中年代均用距今多少年，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公元前1200年”与距今3200年的一致性。下文不另出注释。
在树枝及分杈的末梢也各结一桃形果实，带有勾云纹果托，套有火焰状圆盘。在树枝下侧、果托尖上、勾云纹下面、鸟喙尖部等处，有很多环钮和穿孔，用来悬挂饰物，现均已脱落。但从坑中出土的大量带有悬钮孔眼的铜铃、牌、叶、璋、鱼等饰物看，原来都可能是挂在大小铜树之上的，把神树装扮得十分华丽。再加上九根树枝均有意做成侧摆弯曲状，似乎在随风飘动。神树之上，华鸟鸣飞，果实鲜熟，祥云缭绕，充满生机和活力。
树干之侧，有一条巨龙盘旋而下，前爪已落在树座底盘之上，龙尾一直高至树梢，龙身有三处与主干相连。此龙为方头、马嘴、辫索式细长身躯，兽腿式前肢和“人手”（图2），还有枝条和曲刃剑状挂饰。“人手”平伸张开，四指并拢，手心手背中间均有三组卷云纹，表明它具有翻云覆雨的神力。龙尾残断，现存部分长 1.8 米，复原高度应在 3 米以上。
这件铜树以云山为座，直柱为干，有九枝二十二果，并有九只(或十只)神鸟立于枝头（图3），一条飞龙援树而下，树上挂满饰件，祥云缭绕，光环闪耀，高逾4 米，冠于众器，表明它是在祭祀活动中具有特别重要地位和意义的非凡之物。
二号大型神树现有残枝两层，复原高度1.96米，树枝上亦有桃形果实和立鸟，并套有壁形圆盘。最突出的特点是在三叉状树座上有三个跪祭人像，高19厘米，头方面阔，吊角大眼，浓眉粗长，三角宽鼻，尖耳短颈，头戴平冠，身穿长衣，赤足跪地，双手平举，作执物奉献状，身下各有一方坛（图 4）。人像和树座上均布满云气纹，营造出仙境的氛围，既表明了人像作为祭祀者和护卫者的身份，也突显了铜树的神圣作用。其他几株神树大小不等，残缺更甚，但也都有其独特之处（图5、图6）。小型神树上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树枝的顶端出现了“人首鸟身”的精灵，鸟双翅上翘，长尾下垂，全身满饰华丽的勾云纹（图 7）。头部人面戴冠，面部形象表情均与青铜人头像相仿，也有人认为此鸟戴的是“人面具”。这种人兽合体的精灵出现在神树之上，已经带有“图腾崇拜”的性质，更增加了铜树的神秘社会内涵。
图1 三星堆大神树图
图2 神树龙身上的“人手”三星堆青铜神树群的出现，表现出古蜀人对树的敬奉与崇拜。“树崇拜”习俗是原始人类最常见的“自然崇拜”信仰之一。著名人类学家、原始宗教学科研究奠基人之一的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说:“当时人们看待单个的树木像看待有意识的个人，并作为后者，对它表示崇拜并奉献供品。”他列举了世界各地古今民族数十个“树崇拜”的典型事例，认为树木是“精灵住所”，有“居于树上并吐露神谕的精灵”，树神是“家族名字的来源”，“森林常常是宗教崇拜的地方”，“是第一个神圣的场所”，“唯一的庙宇”，树木又是“适宜放置给灵物供献的祭坛”，“起着祭坛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许多关于“树崇拜”的故事，如东方的“扶桑”，西方的“若木”，中央的“建木”等。三星堆青铜神树群，约是距今3200 年前以“原始宗教”为基础的古蜀“神权古国”的繁荣期，是这种“树崇拜”习俗中时代最早、个体最大、地位最显赫、内涵最丰富的典型代表之一，成为我们研究以“树崇拜”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信仰的绝佳资料。它所表现出的“树崇拜”观念具有众多含义。
图3 神树上的神鸟
图4 三星堆二号神树底座
图5 二号神树图
图6 三星堆小神树图
图7 小神树人首鸟首先，神树被当作“生命之树”，代表着出生、成长、繁衍、传承等多方面的意义，成为原始人类普遍崇拜的对象，并把它作为“地母崇拜”“社树崇拜”的标志物。中国古代就有“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作为“社树”崇拜的记载，当时的蜀人既然已经以农业为主，自然会出现“地母崇拜”，而众多的神树就是这种“社树崇拜”的集中表现。
第二，神树又是太阳和天使的栖息之处，是这些神灵的住所和归宿。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扶桑树，“有十日所居，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经·海内东经》) ，这些太阳轮流飞上天空，飞向西方。西方则有“若木”，“末有十日” （《淮南子·地形训》） ，是太阳的归宿之地。太阳又常常被看成是有生命的神鸟，所谓“日中有踆乌” （《淮南子·精神训》）。三星堆神树上的九只(或十只)神鸟同时也象征着太阳栖息于树上或飞来飞去，带来光明和温暖。这个鸟又被当作上天的使者，负责传达神谕或圣意。神树上众多的火焰纹圆盘，也都是“太阳纹”，表明神树就是太阳和光明永驻的神圣天堂。
第三，三星堆青铜神树还被视为上天通神的“天梯”，是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的中介物。中国古代传说中有“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之无响，盖天地之中也”的记载（《淮南子·地形训》）。建木又称为“键木”，被看作是天地中心的枢轴。扬雄《蜀王本记 》注云：“都广，今成都也。”蒙文通先生认为《山海经 》有关“建木”等部分成书于成都平原一带。古代三星堆的人们曾认为自己居于天地的中心，可以借助“神树”上天下地。《山海经·海内经 》又云，“建木”是“太皞援过，黄帝所为”的“天梯”，人类的始神太皞伏羲氏和黄帝等“众帝”都曾从这里上达天庭。三星堆一号神树盘旋而下的飞龙，可能是古代帝王首领的化身，正攀着“建木”这个“天梯”往来于天与地、人与神之间。三星堆古国的首领们也认为自己具有这样的神通，这可能就是青铜神树被建造得如此高大雄伟的原因之一。
第四，三星堆青铜树本身也成为一个“适宜放置给灵物供献的祭坛”，“起着祭坛的作用”。在同一坑中出土的大量带有悬钮孔眼的各式各样的铜铃、牌、叶、璋、鱼等饰物，其中还包括很多用金箔做成的金叶、璋形器、鱼形器等，原来可能都是挂在大小铜树之上的，把神树装扮得十分华丽，使之成为了一座神坛。二号神树树座上的三个跪祭人像，身下各有一方坛，他们赤足跪地，双手平举，作执物奉献状，更加明确地表现出三星堆青铜神树所具有的祭坛作用。一号神树高 4 米以上，远高于各种人像和器物，可能是放置在整个祭祀场所的中心，围绕着它来进行各种祭祀活动。平时也需要有一个十分高大宏伟的殿堂才能加以放置，并成为被祭祀的对象。
这种以“树崇拜”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信仰习俗，不仅盛行在以“原始宗教”为基础的早期文明之中，而且流传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现今的许多地区和民族中仍然广泛存在。我国各地的不少村落中，还保存有“拜树神”、认树为亲的风俗；纳西族祭天时，要在“祭天场”中央立三棵“神树”用以代表天、地、天舅 (人皇) ；苗族村寨的广场中央常常有一棵大树作为“神树”，围绕着它进行各种祭祀活动，有些则是用做成树形的“芦笙杆”代替，顶端立金鸡代表太阳，树上挂着各种饰物供品。各国这样的“树崇拜”习俗也很多，如老挝朗勃拉邦古王宫最重要的“香通寺”大殿背面高墙上，就有一棵四五米高用宝石镶嵌而成的“生命之树”，树上有各种花鸟瑞兽，树端有佛塔、佛像、仙女( 飞天 )等，老挝人认为“树是万物之灵”，各民族都以能为神树贡献宝石为荣，可见神树在他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自然崇拜”习俗能在人类发展史上产生这样广泛深刻的影响，是因为它有非常合理的思想内核，反映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过程。在人类发展的初期，人们既感谢大自然的赐予，又惧怕大自然的破坏，就认为是有神灵在掌握着万物，于是产生了感恩与畏惧共存的“自然崇拜”和原始宗教。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大自然有了更加深入和理性的认识，但这种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是相助相生、相辅相成的合理内核，则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所在，于是有不少“自然崇拜”的习俗，就以民风民俗、村规民约等形式保存了下来，成为我们应当保护和发扬的优秀文化遗产。
作为早期文明“自然崇拜”精彩标本的三星堆“青铜神树”，为什么最后又被打碎焚烧埋藏到祭祀坑中了呢? 这里可能有一个过度崇拜和过度消耗的问题，也就是说三星堆古国后期违背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最终受到了自然与社会的惩罚。
三星堆神权古国大约在距今三千二三百年前后达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原始宗教也发展到了极致。他们集中了各方的珍宝和财物，多方面汲取神奇观念和艺术技术，制造出大批神像、人像、动植物群，出现了三星堆遗址独大独尊、主要遗物遗迹大多与祭祀有关的奇特景象，其首领可能就是“鱼凫氏蜀王”。但为突显奇异观念而营造的大量神器祭器，已大大超过了古国的承受能力，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财富消耗，必然导致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冲突。大约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权古国逐渐失去了控制，最终发生了严重的生存灾难和社会恐慌。而在成都等地新崛起的十二桥文化集团，正伺机取而代之。距今约 3200 年左右，人们通过一两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主要神器和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广场，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祖先，举行了最大和最后的祭典，然后打坏焚烧神器和祭器，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随后就把国家的中心迁到成都的金沙遗址，开始了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时间为距今3200年至 2600 年前。从《华阳国志》等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杜宇氏蜀国”改变了单纯依靠宗教神权的统治手段，主要依靠实力和武力扩张地盘，开始划定了边界，逐步成为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王权国家。
这就是我们对“青铜神树”所代表的“自然崇拜”信仰从顶峰到衰落的一点思索，也是对三星堆神权古国消亡之谜的一种解释，供大家研究借鉴，或许可以从中得出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启示。
（作者单位：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