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军统和日本特务过招：除掉日本"帝国之花"

作者:文/佚名

摘要：自从抗战全面爆发开始，军统就全力投入了对日本的情报战，和日本的特务机关展开了一系列的过招，铲除出卖机密情报的汉奸、暗杀日本特务以及真真假假和日本特务机关“议和”，在看不见硝烟的情报战线上，也同样进行得有声有色。

挖出了隐藏的“鼹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就此打响。在华北战场硝烟弥漫之时，中国高层也将目光投向了长江流域，8月5日，蒋介石召集了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决定在上海进攻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线最狭窄的长江江面，既阻止日本军舰从海上溯江而上进攻南京，另一方面将日本在长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军舰和商船来个瓮中捉鳖。但是就在7日晚，长江中下游各地的日本舰船就突然全部沿江顺流而下，在江阴封锁线还未建立之前就通过了江阴江面，逃之夭夭。显然，江阴封锁计划泄密了！而这次国防会议的级别相当高，只有国防委员会委员才有资格参加。蒋介石立即命令警宪特机关在一个月之内务必侦破此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25日，蒋介石再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关于下一步对日作战的有关问题，会上蒋介石提出自己要亲赴上海前线视察，当时淞沪会战已经进入高潮，南京到上海之间的交通都处在日军飞机的封锁之下，为了确保安全，与会人员建议蒋介石乘坐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的坐车去上海，因为许阁森的坐车悬挂英国国旗，日本是不敢公然攻击中立国英国的汽车。

第二天蒋介石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前往上海，结果英国大使许阁森的汽车尽管悬挂着醒目的英国国旗，但仍在途中遭到2架日军飞机的反复攻击，汽车被击毁，许阁森重伤。毫无疑问，蒋介石原来的行程也已经泄露了。

这两件事串联起来一分析，国民政府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黄浚两次会议都作为会议记录在场，具有重大嫌疑。黄浚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同乡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推荐下担任了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而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和黄浚是早稻田大学的同学，通过这层关系，须磨将黄浚拉下了水。

当时南京警备司令部已经成立了“外事组”专门负责对日本的情报工作，戴笠的特务处也已经在日本总领事馆安插了内线，两方面联手迅速就锁定了黄浚。再通过对黄浚的严密监视，发现黄浚很狡猾，他从不和日本人直接联系，总是由他的司机去新街口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接头。进店后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然后接头的日本人也将一顶同样的礼帽挂在衣架上，最后两人根本不用说话只要拿了对方的礼帽走，就完成了情报的交接。于是特务处立即安排了一次周密的行动，接头的日本人刚拿到礼帽要返回领事馆，路上就被自行车撞上了，随后就被路边的警察送到了医院，在混乱中，礼帽里的情报被拍了照再原样放回，就这样拿到了黄浚通敌的确切证据。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命令“务必一网打尽，不使一个漏网”。特务处便伪造了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指示黄浚在次日晚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浚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进行嘉奖。黄浚不疑有他，召集了全部手下，等来的却是特务处的行动人员——抗战谍战剧《胭脂》中就是以这个情节为蓝本的。

接着，特务处和警备司令部“外事组”又联合行动，对已经侦察清楚的日本特务据点进行了全面收网，逮捕了多名日本间谍，缴获了电台、武器等特务装备，一名日本间谍神田久之因为开枪拒捕而被击毙。

1937年12月，黄浚及其儿子黄晟被以卖国罪判处死刑，公开枪决，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批被处决的汉奸。其他涉案人员也都被判刑。须磨则因为黄浚谍报网被一网打尽而调离中国，降职担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

但故事还没结束，1939年6月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到南京视察，南京总领事隆重设宴招待，当时南京城里的日伪军政要员尽数到场，包括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驻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伪立法院长温宗尧、伪内政部长陈群、伪绥靖部长任援道、伪南京市市长高冠武等人，场面堪称豪华。因此军统（特务处已在1938年升级为军统）指示在领事馆的内线詹长麟在宴席上投毒，由于参加宴会的人员超过了预先估计，准备的毒药分摊到每个人的酒里，分量就不足以致命了，因此最后除了两名领事馆的日方职员中毒而死，其他的日伪军政大员虽然中了毒但都被抢救了过来，尽管如此，金陵投毒案的影响还是非常大，极大震慑了日伪。

詹长麟在下毒之后顺利离开领事馆，在军统的安排下安全撤离南京，到达大后方后获得了5万元的重奖和一座“英勇杀敌”的银盾。

抗战版的蒋干盗书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情报战，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派其助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主要负责搜集中国军队战略级别的情报，并策反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南本到上海后首先就找到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时任特务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谋长的杨振华，以金钱美女相诱惑，希望杨振华能够提供中国军队的高价值战略情报。

杨振华随即就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戴笠，戴笠马上就决定将计就计，和南本周旋，同时摸摸日本特务机关的底细。戴笠派出了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文强负责和南本接头，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黄埔四期，早年曾加入中共，脱党之后进入特务处，很受戴笠器重。接受这项特殊任务后，文强化名李文范，冒充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的儿子，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的身份由杨振华引见给南本。见面后南本表示急需得到中方统帅部对日作战的决心、动员的兵力、部署和装备情况等情报。

第一次见面结束时，南本给了文强一包用报纸捆扎得很严实的东西，文强就带着这包东西去向戴笠汇报，戴笠连叫“你这个书生啊，日本人要是送的是炸弹我们不就全完了！”经过仔细检查后打开，原来是整整1万元法币，当时法币还是很值钱的，像文强这样的中级军官月薪也不过一百来元法币。戴笠见南本初次见面就如此出手阔绰，马上就判断日本人肯定急于要获取情报，于是指示文强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要求400万法币的报酬。南本为了能得到情报，一口答应，给了文强现金40万元，支票360万元（但后来未能提现），这笔钱就成了特务处苏浙委员会别动队的军费了。文强则将特务处精心准备的假情报提供给了南本，当时淞沪会战正是最紧张的时候，中国军队几乎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到了一线，在杭州湾北岸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只有2个步兵连、1个炮兵连和少数地方武装防守，极为空虚。但是在特务处提供的假情报上却是足足部署了2个军6个师！中国方面也希望通过这个假情报来达到兵不厌诈的目的，让日军不敢在杭州湾北岸登陆。

由于泄密，江阴封锁线功亏一篑南本之后又进一步提出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英美派的骨干人物，也是坚持对日作战的强硬派，所以希望文强能够暗杀宋子文，还给了5万元的暗杀经费。戴笠认为暗杀宋子文肯定不可能，决定干脆收网，以商量暗杀宋子文的计划为诱饵，将南本骗过来之后一举除掉。

为此，戴笠在赫德路上挑选了一所独立宅院，调集了特务处上海行动组的赵理君、王兆槐等人员，设下了埋伏。之前，文强和南本先后见面七次，戴笠计划第八次见面采取行动，除掉南本。

但是到了约定见面的时间，南本却始终没有出现。原来就在约定第八次见面的前一天，11月5日，日军的后援部队第10军约10万人在金山卫大举登陆，对中国军队在淞沪防线的南翼形成了战略包抄。淞沪会战进入了日军反攻的第三阶段，南本已经不再需要和中方联系，也可能南本已经有所察觉其中有诈，所以也自然不会再来赴约，使得戴笠除掉南本的计划落空——在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就很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

南本实隆1941年晋升中将，担任日军驻伪满洲国最高顾问。网上曾流传他在1943年被中国马夫常隆基打了一记耳光后击毙，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1944年南本还担任了日本驻北平特命全权公使，1945年日本投降后还被中国列为战犯。

时任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从而能够接触到高端机密的黄浚晚年的詹长麟除掉日本“帝国之花”的美女间谍

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一个穿着旗袍的美艳女子在上海霞飞路上的百乐门咖啡厅门前下车，将车钥匙交给门童，就径直向咖啡厅的旋转门走去。突然有人轻轻喊了一声，“南造云子！”这位女子下意识地回头，但她立即就感到不妙，赶紧加快脚步向旋转门冲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叭、叭、叭”三声枪响，她连中三弹应声倒地——这个被狙杀的女子就是日本著名的女间谍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的父亲南造次郎就是一名老牌间谍，所以从小就对她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少年时代就已精通射击、骑马、歌舞。13岁时南造云子被送到日本神户间谍学校，学习汉语、英语、射击、爆破、化妆、投毒等特工技术。在间谍学校受到了日本著名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赏识，并专门对她进行了特别训练。南造云子毕业就被派往中国。1929年，南造云子来到南京，化名廖雅权，以失学青年的身份作掩护，进入国民政府军委会汤山温泉招待所当招待员。南造云子娇俏迷人很快就凭色相勾引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军官，窃取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比如上海吴淞司令部扩建炮台的情报等。

被南造云子征服的军政大员不在少数，据说连考试院长戴季陶也都被南造云子“搞定”，从戴季陶嘴里自然获得了不少情报。特务处发现后报告了蒋介石，戴季陶和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蒋介石虽然没有追究戴季陶的责任，但却从此不再让戴季陶参加涉及军事机密的高层会议，也不让他阅看相关文件。

上文提到的黄浚也是南造云子的工作对象，黄浚、南造云子和须磨弥吉郎就是这个情报网的三大核心，所以黄浚的整个情报组被破获后，南造云子也被波及，被捕后却收买了看守成功逃脱。

汪伪政权成立特工总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6号时，就曾得到过南造云子的大力扶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造云子担任日军上海特务机关第一课课长，抓捕过大批抗日志士，还一手摧毁了军统的十几个联络点，抓捕了数十名军统特工人员。因此，军统对她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多次策划针对南造云子的暗杀，但特工出身的南造云子自然深谙其道，非常警觉，每次都能逃脱，直到1942年4月那天孤身外出，才被一直追踪她的军统人员抓住机会，一举击毙，时年33岁。

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助理南本实隆负责和南本进行秘密接触的文强暗战“桐工作”机关

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之后，急于实现媾和，尽早从中国战场的泥潭中脱身，尽管已经在扶植了汪精卫成立伪政权，但对整个战局影响并不大，因此决定展开对蒋介石的争取拉拢，代号“桐工作”。

1939年11月，铃木卓尔中佐担任日军香港特务机关长，工作重点就是找寻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渠道。12月，铃木找到了老朋友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请张治平联络宋子文的胞弟，时任重庆政府驻香港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宋子良以需要请示宋子文为由婉拒。戴笠得知后认为可以乘机和日本特务机关接触，摸摸日方的底牌，于是经过蒋介石批准，派人假扮宋子良和日方开始接触。

12月27日，由军统特工曾政忠假扮的宋子良和铃木进行了第一次会面。“宋子良”提出了重庆政府愿意议和的初步条件。

1940年1月22日，双方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宋子良”表示重庆方面仍有日本预料不到的抗战实力，目前也看不出蒋介石有与汪精卫合作的意图，还提议胞姐宋美龄将在最近去重庆，如有需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可以转告。

2月3日，双方第三次会面，“宋子良”提出希望进一步了解日方的真实意思，他将于2月5日前往重庆向蒋介石当面汇报，然后将携带蒋介石的回复意见返回香港。

2月10日，双方进行第四次会面，“宋子良”表示已经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于2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派出信任的人作为代表来香港。

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和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一起与“宋子良”会面。“宋子良”表示重庆方面的代表将携有蒋介石的委任状，并且希望与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谈。

今井武夫见过“宋子良”后，立即返回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陆军大臣畑俊六汇报。21日，由参谋次长将会谈情况详细禀明天皇。

3月8日起，中日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进行正式会谈。日方代表为今井武夫大佐、臼井茂树大佐、铃木卓尔中佐；中方代表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宋子良、侍从次长张汉年和张治平。会上，日方代表出示了陆军大臣畑俊六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开具的身份证明书。中方代表第一天没有带来委任状，第二天带来了由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开具的身份证明书。会谈中日方提出了八项条件的备忘录。第三天中方代表通知铃木，中方代表经过彻夜协商，大体同意备忘录，并已向重庆请示。但在当天晚上，中方代表声称接到蒋介石的回复，拒绝了日方提出的八项条件，另外提出了八项意见，双方因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3月23日，也就是汪精卫预定在南京成立伪政权的前三天，铃木应“宋子良”的紧急邀请赶来会谈。“宋子良”表示接到蒋介石的紧急指示，对日方的八项备忘录基本无异议，但对承认满洲国问题有困难，正努力说服反对者，希望日方推延汪精卫成立政权的时间。铃木回答重庆方面必须立即派遣秘密代表谈判，并于25日前答复。由于这个插曲，汪精卫伪政权的成立因此推迟了五天，延后到3月30日。

3月25日后，铃木与“宋子良”还有接触，“宋子良”强调重庆方面有和平诚意，正在努力实现中。

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淞沪会战进入了第三阶段5月13日，日方代表今井、铃木与中方代表章友三、“宋子良”在九龙半岛的一处旅馆会见。中方代表声称：“当前和平的难题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这可以暂放它一放，留待日华恢复和平后，再谈判解决。只要秘密预备会议日华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中日两军即可停战。同时，重庆政府将发表反共声明。因此，希望在6月上旬仍由原班人马在澳门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时，铃木已经对“宋子良”的身份有了怀疑，特意从房门钥匙孔中偷拍了照片，带回南京给认识宋子良的人辨认，但还是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