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上》解读（一）
在进入文本的学习以前，我们先对《孟子》其人其书做一个简单介绍。
有关孟子事迹的介绍，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下简称《列传》）对于孟子的事迹做了简单的介绍：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
轲就是孟子的名字。邹，是他出生和活动的所在地。比较重要的是这句话：“受业子思之门人”，说他跟子思的门人学习过。以前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受业子思之门人”的“人”字可能多了，原文应该是“受业子思之门”。这个变动就比较大了，孟子学术的直接来源就变成子思本人，直接跟子思来学习了。如果是“受业子思之门人”呢，孟子就没有跟子思直接学习过，他是跟子思的门人学习过。这一点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由于一些出土文献的发表，我们越来越肯定孟子跟子思的关系应该是“受业子思之门人”，因为孟子的时代跟子思的时代相隔得还是远了一点。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
“道”在古代来讲就是指道术。道术就是指一套思想、理论、观点、主张。这里的“道”当然不是一般所讲的道，不是一般意义上讲一种理论、一种思想、一种方法，应该是特指儒道。即这个道如果是道术的话，应该是指儒术之道，我们的根据一会儿再讲。“通”就是通晓，对这套理论思想观点等体系有着一个基本的把握，这就是通。“道既通”表示他对儒道、儒术之道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游事齐宣王”，因为战国时代士的阶层非常活跃，他们采取游学、游说的形式到各个国家去推展自己的抱负。“宣王不能用”，即齐宣王当时不能施行他的思想主张。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适”就是到，“适梁”，到了梁这个地方。大梁这时候是魏国的中心，当时主政的是魏惠王，也叫梁惠王。“梁惠王不果所言”，就是不能施行他所主张、建议的东西，认为他讲的这套不符合实际，没有采用。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当是之时”，当时的这个时代。当时秦国是用商鞅主政，楚、魏都是用了吴起，齐国是用孙子、田忌来主政。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方务于”，这个时候大家追求的就是合纵连衡。“合从连衡”在当时就是一种追求战争取胜的谋略，这个时代是“以善于攻伐者为善贤”，谁善于攻伐就把谁推为上贤。但是孟轲讲的不是合纵连衡的这一套，他也不主张攻伐，他讲的是“述唐、虞、三代之德”。“唐、虞”就是尧、舜，“三代”就是夏、商、周、禹、汤、文、武，他们的德就是道德。“如”就是他到的地方，他讲的东西都跟这些地方当政的君王思想不能相合。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他就从这种游学、游说的活动退出，退回到他的家乡。“万章之徒”表示有好几个人。序，就是叙述。这个“序”其实是和叙述的“叙”相通，主要是要传承发扬孔子的思想。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今天传下来的《孟子》的作品七篇是他和他的学生们共同的作品，另外也说明他的书的宗旨是“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主要是要传承发扬孔子的思想，特别是这里面发扬了《诗经 》和《尚书》的一些重要的思想。
这是我们看到的现在流传下来的《列传》里面对孟子思想的记述。
关于《列传》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参考另外一个文献，就是《孟子题辞》。孟子的书到汉代就有了注释，东汉的赵歧做了《孟子注 》。《孟子注 》前面有一个“孟子题辞”，这个题辞相当于《孟子注 》的序。
《孟子题辞》中有一些重要的讲法，我们需要把它跟《列传》对照起来加以理解。
孟子的“子”，《题辞》说：“子者，男子之通称也。”应该说这个讲法还是一般了些，应该说“子者，男子之尊称也”，不是每个男子都可以称子的，所以更恰当的应该是“尊称”。接着讲孟子是“邹人也，名轲”。下面讲“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 》，尤长于《诗》《书》”，刚才我们讲《列传》里面说“道既通”，这个道是什么道？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补充，就是治儒术之道，可见这个道就是儒术之道。
《列传》里面讲“序《诗》《书》”，《题辞》里面有一个补充，说孟子所通晓的儒家的学问不仅仅是《诗》《书》，而是通“五经”，对“五经”都有全盘的了解，但是他专长于对《诗》《书》的理解。
孟子像《列传》里面讲游齐宣王，但是齐宣王不能用，在《题辞》里面也有一个补充的说明：
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
《列传》里面讲“以攻伐为贤”，这个“以为上贤”是一种补充说明。所谓“权谋”，就是前面讲的有关战争、战略的权谋之学，就是“合从连衡”。当时各个国家的君主“取士”，对这些游士如何选择，用什么样的士呢？应该是“务先权谋，以为上贤”。
《题辞》里面还讲了，“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
刚才我们说“道既通”，就用他所学的东西游事齐宣王。游事齐宣王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游事齐宣王？在《题辞》里面也做了补充说明：“遂以儒道游于诸侯。”这既是对“道既通”的“道”做了详细的说明，也说明了他的确是用“儒道”来游说、游事当时的诸侯。
最后，《孟子题辞》里面讲“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述尧、舜之道”是对《列传》里面“述唐、虞、三代之德”一个更明确的说明。
从这几点来看，我们说《孟子题辞》和《孟子列传》里面很多的说法有一种呼应的关系，我们在了解《孟子》其人其书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这是关于《孟子题辞》。
第三个我们要看孟子和孔子的关系。
孟子在书里面有好几处谈到和孔子的关系，《列传》里面讲到他和孔门的关系，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在《孟子题辞》里面也讲到，是受业“孔子之孙子思”，所以孟子跟孔门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孔子讲过很多话，但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却是在孟子时代发扬起来的。孟子自述他和孔子的关系，讲过这么几句话：
第一句，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说我没有做过孔子的学生。“予私淑诸人也”，没有亲自受业于某个人。但是因为我敬仰而传习孔子的学问，尊孔门学者为师。“予私淑诸人”没有明确说他“私淑”的是谁，是孔门后学的哪一位，他也没有说。但是我想这个“私淑诸人”的“诸人”一定是一位孔门的后学，除了是子思的门人以外，还可能是孔门后学的其他学者，这是在《离娄下》里面谈到他和孔门的关系。第二句话，他在《公孙丑》上讲过，他说，伯夷伊尹“皆古圣人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自古以来圣人很多，比如说伯夷伊尹都是古圣人，我真正的愿望、心愿是学习孔子。当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做了对比，说他们虽然都是圣贤，伯夷的特点是什么、伊尹的特点是什么、孔子的特点是什么，而他真正的心愿是学习孔子，这是他有志于学习孔子思想的第二个自述。
第三句，在《万章篇》里他说：“孔子之谓集大成”，揭示了孔子和古代文化的关系。在孔子之前中国文化至少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孔子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夏代如果从公元前21世纪算起，到孔子时至少有1500年。在他看来，孔子的集大成，不仅是对同时代比较近的周文化做了集大成，应该是对整个中国上古文化做了一个总结。
第四句，也是在《公孙丑》上讲的：“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盛”，伟大的意思。这个表达其实在孔门有过，“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但是孟子加了“盛”字，突出了孔子的伟大。
从这几点看，孟子有自觉地学习、传承、发扬孔子思想和学术的志愿，这是我们讲《孟子》其人其书需要交代的。
最后我们简单地说一下这次讲解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是在思想的提炼和义理的贯通。因为我们这次的讲读对象并不是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而是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孟子的爱好者，所以我们的定位重点放在思想的提炼和义理的贯通上。
因为文本本身有很多的方面，像我刚才讲的一些生僻的字词，还有文本里孟子的每一章，像比较长的文章，和今人写的文章不一样。今天我们写文章、写论文非常严密，古人的文章不是逻辑非常严密的，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有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上有点错位。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古人有好多的解释，使他的文本读起来能够更通畅，这都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掌握他的思想，掌握他的义理。
以上是我们对这个课程做的引言。
下面我们开始讲读。从东汉的赵岐给孟子做注以来，已经把《孟子》的文本七篇的每一篇都分为上下，如叫做《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章句下》。汉朝人所谓章句，是把一篇文章分成不同的章，以便理解。不像我们今天，古人的文章是密密麻麻的，不分段，不分章，也没有标点。后世在讲解文章的时候，第一条就是要讲究章句，要把章分出来。比如我们说《梁惠王上》。《梁惠王上》有七章，就要把这七章分出来，所以古代的经师很看重的就是章句。在东汉的时候，已经命名了《孟子》的每一篇，我们从《梁惠王章句上》开始讲起。
现在《孟子》的文本都已经用了阿拉伯的数字来标序，这特别方便于这些文本的翻译，所以很多的古籍整理都采用了这样的序号。比如说1.1，1 就是《梁惠王上》第一篇，点后面的1就是第一章了。这一章历来在孟子研究里面被认为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带有纲领性的。
原文是这样的：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见梁惠王，因为他是远道而来，他从山东到了河南，大梁在开封这一带。王就是梁惠王，刚才我们讲了也就是魏惠王。“叟”代表老人家，上年纪的男子。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将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有利的东西？这是梁惠王上来发问的话，孟子的话是针对问话做的回答。是不是这段对话就是孟子跟梁惠王所有的对话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后面看到他和梁惠王有很多的对话。梁惠王一上来就问了这句话，应该说符合我们前面在《孟子列传》里面看到的时代风气，他讲的“利吾国”，其实是有个特指的，当时以“争伐为贤”，富国强兵、合纵连衡这些东西是比较风行的。他所讲的“利”实际上应该是针对这些方面，你在这些方面给我带来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见解？但是孟子没有具体说，他是一般地来讨论“义利”的关系。“利”有一个对立面，在孟子看来是仁义，所以他回答说：“王何必曰利？”干嘛一上来就说利呢，利就是功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亦”就是只的意思，说我们只要讲仁义就够了。他是把梁惠王所讲的功利的问题设置了一个对立面，就是仁义；用仁义和利这种矛盾、冲突和紧张来彰显孟子自己的主张。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君王讲怎么对我的国有利，大夫说怎么对我的家有利。古代大夫的家不是我们今天的小家庭，是封建结构的一级，一般就是指卿大夫（封邑）的家；“士庶人”，士是贵族里面最低的一层，庶人就是平民，他们也说怎么样对我自己有利。如果都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他说 “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上，就是君、大夫。下，就是士、庶人等。上下如果“交征利”，征，汉朝人已经有了解释，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解释这段话的时候，说“上下争利”，用的是争夺的争，争取的争，我想司马迁的解释正确地理解了孟子的思想。如果大家都把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功利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下面他就举例子说：
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一个万乘之国，“乘”，一辆兵车称为一乘，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的君主虽然兵力是很雄厚的，可是杀君主的人一定是千乘之家，即本来是他的下级。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上下的秩序被完全破坏了，君主都被他的下级所弒，所以社会的政治和理论的秩序完全受到破坏。这是孟子举的例子，我们如果把这个道理推向社会，整个国家的历史来看一定是这样的。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一个大国有一万辆兵车，君主国王的下一级就是卿大夫，卿大夫是有千乘，有一千辆兵车，应该来说是不少了。一个国家才有一万辆，你一家已经有了一千辆，这个卿大夫之家占有的兵车的数量和财富已经不少了。千乘之国和百乘之家的关系也是这样，虽然你的财富在这个国家看起来是很多的，但如果你是后义而先利，把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方，把道义、伦理放在次要的地方，你就不会以你自己现有的财富很多而满意，你就会用争夺的办法，最后走向弒君夺权这样的结果。孟子举了这个例子来申明争利的后果，最后的结论是：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他最后讲，如果讲仁义，其功效是什么呢？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
以“仁”为先的人不会遗弃他的双亲，重“义”的道德的人不会把他的君主置之于后而不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所以他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只谈仁义就可以了，不必要再讲什么利。这是 1.1文本本身的内容。
司马迁不仅做了《孟子荀卿列传》，他还讲过一段话，对孟子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感想。太史公讲：“愚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说我读孟子的书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我就把书放到一边发出感叹。
“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国家乱的根源在哪？根源就是大家都求利，以求利为先。“夫子罕言利者”，为什么孔子很少讲利？“常防其源也。”他是在源头上就提防它。“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讲如果你说话做事都是以利作为出发点的话，会跟人家结怨，关系搞不好。
“从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就是从上到下，从君主一直到庶人，如果都一心好利，追求利，那么这个弊病应该说非常大，为害不浅。
太史公司马迁对孟子《梁惠王上》解读的思想方面的感想，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司马迁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他的父亲是治黄老为主的。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研究历史上的治乱。一个历史学家不仅仅是记述现象，还要总结历史上的规律和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成败治乱的经验。他通过读《孟子》，结合他自己的历史知识，得到的结论是：“利，诚乱之始也。”
孟子讲的确实是对的，我们治国理政，不能够以利字当头，把利字放在优先的地位。我想司马迁作为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他对历史的了解，对孟子的《梁惠王上 》的思想做了一个有力的见证，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虽然是讲文本，不是主要讲思想的，但是因为这篇的内容比较重要，我们把他的思想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第一点，“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我们认为，他的思想是注重先义后利的，因为他批评后义而先利，所以虽然没有正面讲，但是其思想包括了这一内涵。后来在《荀子》里面公开把这个话讲出来：“先义后利者荣。”因此我们认为，他其实是倡导一种“先义而后利”的思想。
这个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呢？
其实这个思想讲的是价值观的问题，义和利的先后的问题是讲基本的价值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有其价值观。当然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有一个主流的基本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在孟子看来不能是任意的，应该是对义、利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的，不能够后义而先利，应该是先义而后利。孟子一开始就讲价值观问题，我们今天还在讲价值观的重要性。所以说这一篇在整个孟子思想里面有纲领性的作用。
第二点，在这样一个价值观的表达中，其实孟子并不是否定利。《孟子叙说 》里，有后代儒家思想家对他的解释，其中有理学家二程对孟子的解释。二程虽然生活在宋代，但是特别重视《孟子·梁惠王上 》所讲的义、利问题。他说“君子未尝不欲利”，君子并不是对利益的欲求完全否定，“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但你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利上，这是有害的。二程把当时人一般的心态概括为“唯利是求”，孟子所讲的价值观并不是完全否定利，而是对“唯利是求”的明确否定。
二程说，当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根本就不知道仁义了，对道义、道德完全不了解了。所以他解释说，为什么孟子要强调言仁义而不言利，他不是完全否定利，而是要“拔本塞源救其弊”，是针对完全讲利、一心讲利、唯利是求的流弊和弊病而发。我们从后代人的解释，包括理学家的解释可以看出，儒家不是完全否定对利的追求，但是坚决反对唯利是图、唯利是求、唯利是需。
第三点，义和利的关系。利就是功利，是一个自我的利益。义代表道德的原则，后人在讲功利和道义冲突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这也是理学家里常见的。他们说义、利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公、私的关系。这个解释当然是有理学家的思考，怎么把义、利即伦理学上道义和功利的争论的问题具体化，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跟我们生活的相关性，就用公和私来说明义利关系。这个解释应该是合乎孟子的思想的。孟子是讲义、利，没讲公、私，但是孟子的文本里面讲“何以利吾国，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都强调的是吾，那个吾就是私，就是代表私。所以宋明理学里把它归结到公与私，这从孟子的文本来讲也是有根据的。
这样一来，孟子所讲的利就直接指向私利。如吾字开头的，吾国的利、吾家的利、吾身的利，应该说都是一种私利，孟子认为这种对私利的追求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跟私利相对的，就是“为公”。因此，如果分析的话，利其实有不同的利，利里面还有公利与私利的分析。孟子特别着重讲的是那些完全以私利为自己行动和行为的第一原则的人。
如果是坚持为公、为民作为“义”，这个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道义，即道德的原则。道德的原则如果跟私利相对来讲，当然就是要为公。如果从孟子的思想本身来讲，还应该包括为民。跟只追求私利相对，一个是要为公，一个是要为民，追求为公之利，追求为民之利，这个是孟子赞成的。孟子限于对话的语境，在这里没有明确地把他所有的思想，特别是为民的思想完全表达出来，但是在后面都表达出来了。
这一点从中国思想来讲是有一贯性的。《尚书》开始讲公私的对比，从为公来强调公私的对立，这是在强调，对于社会的公务人员和担任社会公职的人员需要提倡这种价值观。一个普通的农民在古代社会，他有一亩三分地，种地、浇水、收成，这中间很少涉及公私问题。可是一个担任社会公职的人员，每天都会碰到公私的问题，因为他担任的是公共服务的职务，这就有为公和为私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讲，孟子的义利观里面所讲的，包含了从古代以来我们价值观里面和道德观里面所讲的公私的问题。
孟子特别强调义对于利的优先性、重要性，这有时代的具体背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当时的社会流行的就是那样一个思潮，每个君王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通过战争来实现目标，给人民带来了很多的害处。
最后一点，义和利的选择是一个道德的选择。义和利的问题，不一定是每一个人、每天都会碰到的。比如一个普通的商贩，一个普通的农民，不见得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什么时候会碰到这个问题呢？在他的人生里面，他遇到道德选择的关头，就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比如奶农，本来你每天挤奶、送奶、卖奶，没有义、利的冲突，但是你往里面加三聚氰氨，这就是义、利的问题了。
因此我想，孟子虽然把这个问题提得很高很重要，但从事实上来看，不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碰到这个问题，但是你今天没碰到，也许有一天你会碰到，人生中终究会碰到道德选择的问题。凡人在生活中碰到道德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要先义后利，不能先利后义。
我想起一首流行歌曲，有一个台湾的歌手叫李宗盛，有一天我在电视上听他的歌——《凡人歌 》，词是这么说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是我们的现状，又说：“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他说的仙是为了词语上的押韵，其实就是圣贤，既然不是圣贤，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最后一句话说道义放在两边先不用管，还是要利字当先、利字当头。这就切合我们的问题了。
这首歌我们也不能上纲上线，我想他可能描述的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状态，普通人的生活、思想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他所刻画的凡人的状态就是孟子要求改变的状态，不能够把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变成基本价值观，在生活上碰到道义和利的冲突的时候，哪个摆在先，哪个摆在后，这是不能含糊的。从李宗盛这首歌可以看出来，孟子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还是有针对性的，有它的价值，有它的意义。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