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二三”事
一 两个南怀仁
工部侍郎南怀仁
提及宫廷传教士，除利玛窦、汤若望，就要数南怀仁了。这位南怀仁原名Ferdnand Verbiest，比利时人，1622年出生，1659年来华，1688年于北京去世，在华二十九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北京（参〔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340页）。
南怀仁初到中国后，被派往陕西传教，次年由汤若望推荐入顺治宫廷，参与修订历法。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等人发起中西历法之争，年事已高且患中风的汤若望身体行动不便，言语表达不清，幸好有南怀仁陪伴在侧，他代表汤若望与杨光先等人就中西历法的优劣展开了辩论。
与后来在宫廷里的荣耀不同，南怀仁这期间经历了在北京的监禁生活。他与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同时锒铛入狱①，史载“诸人负锁链，皆卧地不能兴。每人有十卒看守，中有数人系锁链于大木，故窘苦尤甚”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341页）。南怀仁在狱中边研读数学，边准备审讯时的辩论材料。1669 年历狱平反，南怀仁的境遇才有所改善。奉康熙之谕，他成为继汤若望之后清朝又一位外籍钦天监监正。
①利类思为意大利传教士，安文思为葡萄牙传教士，二人是北京东堂（即今王府井教堂）的兴建者。
与许多传教士一样，南怀仁对在清廷任职并无追求，他曾多次上疏恳辞，因为皇帝不准，才勉强答应。在宫廷服务期间，他的作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辅助修历。杨光先掀起的中西历法之争，使汤若望的西洋历法受到质疑并被废弃，但中国的传统历法却错误不断。历狱平反后，再次启用西洋历法被提上日程，南怀仁由此出任钦天监监正，再次以历算之长服务于宫廷，并指导相关人员编定《康熙永年历法》。
二是舆地测量。传教士受皇帝宠眷的表现之一即随驾出巡。1682年至1683年间，康熙先后巡行辽东、蒙古，南怀仁都跟随巡行。旅行中，南怀仁利用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测量仪器，对中国的舆地情况进行了观测测量，积累了准确科学的舆地数据，编撰完成《坤舆全图》。
三是铸炮。康熙亲政后，国内频发战事。吴三桂引起的三藩之乱持续多年，这使武器的作用得以突显。南怀仁掌握西洋铸炮之法，于是康熙下令“着治理历法南怀仁制造火炮”。此后，南怀仁不仅改铸汤若望时重炮 150门，还奉命铸造小炮 320门，并撰写《进呈铸炮术》一书。史载，这些炮“经试放，百弹中的者九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347页）。康熙十分高兴，“释御服貂裘，赐南怀仁”（黄伯禄《正教奉褒》，辅仁大学宗教丛书之《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533页），并封其为工部侍郎。
四是制造天文仪器。中国历法落后，与天象观测的仪器落后有关。南怀仁就任钦天监职位后，为观象台制造了天球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等。这些仪器设计精美，做工精良，测量的准确度提高了很多。南怀仁因此被封为太常寺卿。他还著有《新灵台仪象志》，专门介绍这些仪器的结构及使用方法。康熙后来带太子到观象台时还说：“中国能有这样精致的仪器应当感谢南怀仁神父。”（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33页）
银镀金南怀仁款浑天仪南怀仁去世后，康熙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南怀仁“来自遐方，效力年久；综理历法，允合天度；监造炮器，有益戎行；奉职勤劳，恪恭匪懈；秉心质朴，终始不渝”（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中华书局，1988，165页）。后经礼部请旨，南怀仁得赐谥号“勤敏”，成为唯一获赐谥号的外国传教士。
北京主教南怀仁
这位北京主教南怀仁，原名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来自奥地利，出身贵族家庭，葡萄牙王后为奥地利公主时，与其家族多有往来。比利时的南怀仁去世时，他还没出生。半个世纪后的1738年，他才来到中国江南传教，1787年殁于松江，在华四十九年（参《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790页）。
他本以天文历算之长要赴京修历的，但教会内部认为数学人才并不缺乏，便改派他前往湖广传教。传教期间，他经常遭遇各种危险，并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而疲惫不堪。教内同仁“劝其赴京，致力于历算，藉资休息”（《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793页），但他却多次拒绝，始终以传教为本。当时为乾隆年间，全国教难频发，南怀仁于江南、湖广巡历各省教务，经常为了躲避搜捕，潜伏藏匿于小舟之中漂流各地。教会内部对耶稣会中国传教策略的反对，使其传教经费难以保障，耶稣会传教士的穷困状况难以想象。
1757年，北京主教索智能去世。按教会规定，最近教区的南怀仁主教开始兼任北京主教，管理北京教务。1775 年，废止耶稣会的命令传至中国，南怀仁精神上承受了更多痛苦。后来由于澳门主教与南怀仁争夺北京管辖之权，南怀仁曾失权三年，流离失所，以乞食为生。在北京供职的传教士晁俊秀描述，南怀仁“德行、门阀、学识、热诚，皆出人头地。乃其境遇则实堪悲悯，身为主教，年达七十，衰老残废，所管主教区大逾意大利全国，不断往来于其间，服履如同乡民，戴草帽，服粗布短衣，履破鞋，辄藏伏于小渔舟中，受酷热之侵，诸虫咬嚼，时有被捕之虞，切愿登舟在一茅棚中休息两三日，然又恐累及居停。二十年来所受虐待，笔难尽述，但其热诚始终如故，不畏疲劳，七十岁时与三十岁时无异也”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799-800页）。
这位奥地利南怀仁神父在华期间，终其一生处于各种困苦之中。身为北京主教，却未在北京有诸多经历。虽不像比利时南怀仁神父那样，在康熙前获得恩宠并取得卓著成绩，却也在传教史上留下佳话。
二 两个闵明我
“举取进京 ”的闵明我
杨光先历狱期间，曾将全国所有传教士押解到广州看管。历狱平反后，这些传教士重获自由，其中几人直接被召进京，服务宫廷。其中就包括意大利传教士Philippe-Marie Grimaldi，中文名为闵明我。他1669年来华，初拘禁于广州，1671年获释后，在南怀仁的帮助下，以修历为名进京。1712 年殁于北京。
闵明我进京，场面颇为隆重。因是奉诏入京修历，仅官船就有五艘。据说他与同伴德理格乘坐的船最漂亮，上有“举取进京”的大字旗帜，其馀四艘船上，也有“奉旨回堂”四字旗帜。一路行来，沿途不仅有官吏护送、保证供给，所经之处的教堂也全部归还所管神父。
闵明我初入宫廷，倾尽所能研制新鲜玩意儿呈送，以博取皇帝好感。这些玩意儿中有一件水力机，上有喷水装置一套、报时钟一具、天体仪一具、报晓钟一具，结构颇为复杂。他还展现出西方绘画天分，曾在“园囿四壁上绘人面各一，壁高五十尺，面长如之。正面视之，只见山林游猎诸景，第若位在一定地点观之，则风景没有人面见焉”，“所绘一切图画，表面视之，似模糊不明，若在一定地点或用圆锥形、圆柱形、角柱形之镜视之，图画毕见，如是之类，举不胜举。朝中贵人见之者，咸惊羡不已”（《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370-371页）。闵明我这些特长，引起康熙皇帝的特别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通过西方技艺博取皇帝宠信的常用方式。1686年，他还作为专使出使俄国，交涉中俄有关问题。1694年才返回京城，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召见。教皇特使多罗来华时，闵明我在宫中作为翻译接待使团，极力为教会谋求相关待遇。
但这位在宫廷服务多年且作为康熙派往俄国出使的闵明我，居然是位“冒名顶替者”。
教禁逃兵闵明我
闵明我的冒名，要追溯到杨光先历狱事件。汤若望等北京传教士被拘禁后，康熙下令将全国传教士押解至京城问讯，之后便送往广州拘禁。拘禁者中有一位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Domingo Fernandes de Navarrete，中文名为闵明我。1667年康熙亲政，传教士的境况开始好转。1669年，闵明我不想继续在中国的拘禁生活，便私自出走澳门。然而，此时对传教士的拘禁虽有所放松，但清点人数等还是必要的程序。为了“凑数”，教会便派上文提到的Grimaldi前来冒名，补上由Navarrete出走而导致的空缺。这样，Navarrete的中文名闵明我，就归Grimaldi所有了。所以，西班牙的这位多明我会传教士，才是正牌的闵明我。他之后没有再回中国，而是从中国启程返回欧洲，经印度、里斯本、罗马，最终定居于马德里，1677年成为圣多明戈大主教，1686年去世。他回到西班牙后，写出了《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述 》一书，成为介绍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著作。
闵明我在中国期间，因历狱来过北京，沿途经历都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书中不少篇幅正是闵明我在中国从南向北到达北京的经历，其中包括不少中国各地的官员情况、风土人情、生活细节等。例如初被告知要押解京城时，闵明我多次被提审，于是有了关于地方官员过堂审问的记载：
（官员）威风凛凛地坐着，面前摆着一张大桌子，铺着下垂至地的丝绸；他有供自己书写的笔和墨、红色墨汁。用红色签署和盖印。木漆盒内放着许多小棍，用来表示打罪犯板子的次数。每根小棍表示打五板，如果要打二十板，掷下四根，三十板则掷六根。（〔西〕闵明我著，何高济、吴翊楣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大象出版社，2009，124页）
闵明我还描述说打板子的刑罚很可怕，因此有人专门雇人代替受罚。地方上的有钱人有时会有十个或十二个这种替身。受完刑，受刑人会从有钱人那里得到好吃好穿和一笔费用。
他还提到中国人常吃的一种非常便宜的食品——豆腐，说这是全国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吃的美味。在京城，他也提到中国人使用筷子的习惯，说中国人“不用手接触肉食，而是使用长约一尺的小棍，干净地把食物送进口里”。京城里冰的消耗量也特别大，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每个街头都有售卖冰的冰车（参《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 129、140、141页）。
这位闵明我虽然未在中国传教事业上有显著成绩，甚至私自逃回欧洲，险些惹来麻烦，但对中国各种新鲜事物的记载，却也为我们留下了当时重要的社会生活资料。意大利传教士自愿前来顶替，冒用了闵明我的名字，既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麻烦，也使得前后相继的两位外国传教士，不同国籍，不同教会，却拥有了共同的中文名字——闵明我。
三 三次坠马
清时，出行主要靠舆轿或骑马，外国传教士也不例外，于是就有了传教士外出骑马的相关记述，但因技术不够娴熟，难免有坠马事件发生。南怀仁坠马而致身亡，马国贤坠马遇神奇骨科大夫“粗暴”手法治愈，白晋却因坠马耽搁了地理测绘而遭到康熙皇帝的质疑与责备。三次坠马，结果和影响完全不同。
南怀仁坠马：不幸的逝世
在宫廷中为康熙服务的南怀仁，为了传教事业的发展，写信给欧洲，希望多派传教士入宫，这才有了后来法国路易十四派来的“国王的数学家”白晋、刘应、洪若翰、李明、张诚等人的入宫。遗憾的是，这几人于1688年2月7日抵京，南怀仁却于1月底去世，相差不到十天。尽管大部分文献对南怀仁去世并未有更多笔墨，但有资料显示，南怀仁去世之前身体状况糟糕，并与一次意外的坠马有直接关系。六十六岁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数年的牢狱生活，戴过沉重的枷锁，忍受过各种身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煎熬，身体基础本就不好，再加上从马上跌落，必然雪上加霜，久经治疗最终仍未能挽救其生命。洪若翰曾在信中描述，说南怀仁神父“拖着病弱之躯度过了数年”（〔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Ⅰ》，大象出版社，2001，265页），最终还是在他们到来前不久不幸地去世了。
关于坠马会在何种程度上对人的身体造成损伤，不妨来看一下传教士马国贤的描述。
马国贤坠马：高明的骨科医术
马国贤是意大利传教士，原名 Matteo Ripa，1707年受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派遣来华，同行的还有以音乐才艺供职清廷的德理格。马国贤正式进京为康熙四十九年冬，即1710年1月，以画家身份供奉宫廷，1723年雍正即位后离京回国。马国贤在中国十三年，著有《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他是罗马教廷传信部所属的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回国后创办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加以培养。康熙末年，教廷使节多罗和嘉乐两次来华觐见康熙，马国贤都有参与。曾将《热河行宫三十六景图》制成铜版画，对铜版画在中国的传播与推广多有贡献。康熙皇帝每年 5月至 9月要去热河避暑。一次，他要求马国贤与几位神父一同骑马前往。不料，还未出城马就滑倒了，马国贤摔落在地，头和身体受到重伤，人也昏迷不醒。据马国贤描述（〔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8-60页），他的这次摔伤相当严重，醒来时看所有东西都不清楚，为视觉受到影响所致。皇帝派了满族的骨科大夫为其治疗，马国贤生动地记录了下面这些“奇葩”疗法：
止血：让马国贤剥光衣服至腰部，把头颈伸直置于融化着冰的一大盆凉水上。不断用杯子舀水浇在其颈部。这个处置可以让神经从软脑脊膜中绷直，虽然很痛，但止血效果奇好。马国贤在神志恢复的同时，视力也变得清晰。
大脑复位：用绷带紧紧绑住马国贤的头，两个人握住绷带两端，再用一块木板敲击绷带，以使头震动，大夫说这是为了正脑，马国贤自己的感受是“承受了可怕的痛苦”，但“头脑感到自由了”。
肋骨复位：大夫认为马国贤的肋骨脱位了，于是采用了两种看似粗暴的处置方法。其一是让他把衣服脱到腰部，两个人扶着他在露天行走。然后冷不防地把一碗冰水泼在他的胸部。被这突如其来的冷水一激，马国贤本能地猛烈呼吸，就把肋骨恢复到了自然的位置。其二是让他坐在地上，在两个人协助下，用一块布塞住他的嘴巴和鼻子，直到他快要窒息。据说这个举措可以让人的胸腔强烈鼓起，迫使已经凹陷的肋骨复位。
以上这些措施过后，马国贤还被要求多走路，勿久坐，少进食，以防止血液淤积在胸腔导致感染。这些方法虽然“粗野而痛苦”，但仅仅七天，马国贤就神奇地恢复了。摔伤期间，曾有多名官员和医生来察看马国贤的伤情，反映出皇帝对马国贤的关心。
与马国贤相比，白晋也有过坠马经历，但皇帝的态度却出乎意料。
白晋坠马：皇帝的质疑
白晋为最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之一，曾为康熙的数学老师，将欧几里得之《几何原理 》译为满、汉文。1688年抵京，1730年殁于京。曾于1693年携康熙赠送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物回到法国，又于1699年返回中国。著有《康熙皇帝》一书，为白晋写给路易十四的关于中国皇帝及相关情况的报告。
1708年，康熙开始命传教士测绘全国各省地图。白晋的坠马，即发生在这期间。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留下了此事的记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36 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94页。博津为白晋的异写）。康熙四十七年（1708）八月初四日，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向康熙皇帝上了一份“博津坠马受伤折”，全文如下：
窃博津于本月初三日至。初四日闵明鄂等来叩言①：我等自西洋至此，荷蒙皇上洪恩、圣训，不计其数，且皇上宽免我等过愆，亦不胜枚举。我等感激圣主恩德，报效无由，幸遇沿边丈地之事。不幸博津坠马，半途而还。我等众愧悚不已，又劳地方，备办沿途用轿马畜，每日饮食及时，传送到京城。圣主洪恩齐天，我等众人言不能述。等语。言毕谢恩，又言西洋消息仍未到，今也许已到。等语。看视博津，气色甚好，伤已痊愈。
为此谨并奉以闻。
朱批：博津起初不愿去。若其脸色照常，则装病而还矣。若返家后痊愈，则伊为传教之人，行如此不体面之事，可谓足矣。若是病愈之日自行赶回，则其罪虽大，尚可垂悯。对此众西洋人谢恩，朕有所不解。尔如此碌碌转奏，应即革职，执送慎刑司议罪。尔张口讲礼仪，不知此何书所载。
读此奏折，感觉此时之白晋，并不如早年进宫给皇帝讲授数学之白晋得到康熙信任。这与1705 年教皇特使多罗来华的礼仪之争有关。礼仪之争，已使传教士在宫中失去了以往的信任。事实上，1706 年冬，驻京传教士已被要求“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给发。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324页）。领取了此票，才能留在中国继续传教。1707年，康熙南巡中在苏州接见西洋传教士并发布谕旨：“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故宫博物院，1932）这样的背景下，传教士“报效无由，幸遇沿边丈地之事”。白晋在此关键时刻坠马，使众西洋人“愧悚不已”。这种“愧悚”，一方面或怕耽误测绘进度，另一方面恐与当时教会和朝廷的关系紧张有关。再看康熙，显然对白晋坠马有所怀疑，认为他“起初不愿去”，因此坠马有可能为“装病”。当然，很可能白晋的这次坠马，并无大碍，不像马国贤那么严重。但是，白晋的坠马事件，却透露出礼仪之争背景下传教士与皇帝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微妙。
①闵明鄂即前文之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从上述南怀仁、闵明我、马国贤及白晋的经历，不难看出17、18 世纪欧洲天主教会与清廷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传教需要，天主教会不断派出各种“技艺人”服务宫廷。工部侍郎南怀仁以天文历算、舆地军事等技能服务宫廷，而北京主教南怀仁虽也怀历算之长，却在数学人才不很匮乏的时代，优先开展传教工作；圈禁中的闵明我逃跑后，意大利的闵明我自愿顶替，仍然是为了传教大局；马国贤与白晋虽然都曾坠马，皇帝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这依然与事件背后教会与宫廷的关系有关。
总而言之，皇帝关注的是传教士服务宫廷的“技艺”本身，而传教士却希望以“技艺”取悦皇上而带来默许传教的效果。“以技艺服务宫廷”这一事实表象背后双方根本需求的不同，使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出现了不少反映时代特色的“趣事”。关注这些趣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明清中西交往的文化史意义。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康熙颁给传教士的红色谕旨（1937年8月阎宗临先生摄于罗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