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优秀的教育机构多是北大人创建
老实说，我有点半信半疑。多年的理科思维训练让我对随即发出的论断都不自觉地戴上一副审慎的眼镜。“这个印象是怎么来的？”我问。编辑掰起手指：“你看，新东方、好未来、中公——都是北大人创办的。他们在留学、中小学和公务员等教育领域都是领头羊。”
又过了几天，北大校友会的老师发来一张Excel表，赫然在列的是1980~2014年间入学的38位校友，院系各不相同，在北大获得的学位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再到MBA、EMBA都有，相同的是他们是经营颇具规模的教育机构的创业者。
我依然没被彻底说服。好在校友会的老师联系了6位校友采访，他们都是教育机构的大咖，对这个问题应该最有发言权。他们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高思教育创始人须佶成、中公教育创始人李永新、红黄蓝创始人史燕来、决胜网创始人阙登峰和东方剑桥第二代掌门人于越。
阙登峰说：“我觉得教育行业里面的顶级公司前100名，北大至少占到1/3以上。”
其他几位不约而同地把认同投给了“北大”和“创业”两个词的关系，“教育”似乎是北大人涉足的广阔领域之一、“创业”的一个修饰语。
“我觉得北大人并不是只有一条科学家、思想家的出路，更别说去当公务员。我更加希望看到北大创业，现在已经有不少家了。你看，百度李彦宏，我，高德地图的创始人侯军，蓝色光标的创始人赵文权——他们都为国家践行了一些创新。”新东方俞敏洪这样表示。
俞敏洪 谁都没把谁吃掉，但是每一个北大人做的教育机构几乎都在以30%左右的增长率同步成长。自由诚可贵，包容价更高
俞老师的话引人思考。作为中国民办教育领域的大哥，他走过的桥多，识人无数。的确，北大人应该是天然适合创业的，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孕育创新的基因。鲁迅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人往往引领时代的风气，所以当创业潮来临时，很难想象北大人不“手把红旗涛头立”。
“思想自由”显然和创新创业关系密切，“兼容并包”似乎显得次要一些，但北大创业者身上的这种特质我们在采访中感受颇深，他们不约而同认为，除了勇敢、坚持等品质，包容和隐忍同样至关重要。
当我请老俞对自己最主要的性格做个评价时，他听出我的不解，回答：“不分是非。”我惊讶地重复一遍他的话。“我所谓的‘不分是非’，”他说，“是说那些小的是非。”“只要不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我都是老好人。这是我做人的风格。”
我问：“这种特质对于您创业成功和经营企业有多重要？”“很重要！”这几个字，他说得很郑重。“它的重要性在于，你能容忍各种各样的人，只要不跨越你心中的道德底线，就可以在你的平台上发挥各种各样的才能。水至清则无鱼嘛。你作为一个管理者或者是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能够在把控住大局的情况下，让各种人才来为你的事业，或者说为大家共同的事业发展服务。”“我在新东方一直弘扬这样的东西——每个人想要发挥自己才华的时候，我都是鼓励的。所以新东方出了很多奇才。”
老俞的心的确是宽的。有人说，新东方被认为是中国创业以及投资的黄埔军校，当这些能人出来的时候，他们往往希望通过新东方为自己做背书。有些方式是比较积极的，也有比较消极的。老俞则大气回应：“只要他们说新东方，我觉得对新东方就是一种荣耀了，即使是以反新东方的方式……这样他们才能进入聚光灯下……所有这些，我都把它当作是新东方的骄傲。”
“包容”也是史燕来的自我评价。她说：“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成功。”2001年红黄蓝公司正式组建时，有38个股东。这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众筹，比现在很火的1898咖啡还要早得多。这些年打着“众筹”旗号的创业项目很多做得并不成功，而红黄蓝早已成为中国幼教行业的一面大旗。用史燕来的话说，“这么多人，一起握紧拳头，共同合作，力量是很大的。”而这，必定是以核心创始人的包容之心为基础。
阙登峰 “我觉得教育行业里面的顶级公司前100名，北大至少占到1/3以上。”
史燕来 北大人身上有一种自信和骄傲。只要自信和骄傲在合理的范围内，是能够带动创新的。要包容的不只是人的脾气秉性，还有利益的分配格局。用李永新的话说，“真正把一个企业做好，人真的要‘好’。”2005、2006那两年，中公教育从北京往全国拓展品牌，最初采用加盟方式。总部和全国加盟商之间的分成方式本来可以采取八二分、七三分或是六四分，总部拿大头，但最后李永新还是拍板坚持五五分。考虑到教学研发、培训师资等的成本，总部的实际利润远远没有代理商高，但在李永新看来，五五分体现了一种尊重和平等。“那时候我们的代理商一年就挣好几百万，很轻松。事实上，他把我们发展的利润几乎全部拿走了。”
这样的分配方式，代理商也觉得被充分尊重了。后来，总部撑不住了，决定代理转直营，中公成功避免了其他许多机构分崩离析的惨烈下场。
要包容的，更有竞争对手和多方共生的局面。当我们问老俞：“目前新东方已经远远超越了英语教育的范畴，进入包括K12的学科教育领域，已经到了几个北大校友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的状态了。”他回答：“我觉得这不是竞争，而是互相促进的状态。因为中国教育这个池子太大了。你要说是竞争，就意味着我把你吃了或是你把我吃了。实际上，近几年谁都没把谁吃掉，但是每一个北大人做的教育机构几乎都在以30%左右的增长率同步成长。这件事情就表明中国教育的体量有多大。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前景——未来，如果北大人真的能做好的话，中国培训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可能就被北大人占据了，这里面每一个都是成功的公司，不存在谁把谁吃掉的问题，也根本吃不掉。”
“老大哥”老俞的心态是开放的——市场很大，学弟学妹们的成绩并不是一种威胁，反而是一种相互促进和激励。
教育不是纯商品，得有情怀才能教好
受访者们分享的这些核心特质，似乎对任何领域的创业者都很适用。那么，要想在教育领域创业成功，还需要哪些特质？
前段时间跟一位好友聊天。我说：“最近要写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中国教育界的好多山头儿都被北大人给占了。”她从北大本科和硕士毕业后在哈佛教育学院读了博士，回国后在高等教育研究行业工作多年。我也算是咨询她的建议。她想了想，答：“这个……要不你就说，北大人特适合办补习班，都是会考试的，考英语，考奥数，考研，考公务员……”我笑起来。在哈佛读书时，大家总爱拿北大清华两校作比，最流行的说法是：“清华人在学校时骂清华，出了学校就护着清华；北大人在学校时骂北大，出了学校就继续骂北大。”这一以贯之的调侃和揶揄，工作后多年仍未改变，可以算是北大人风貌的最佳体现了吧！
李永新对此并不否认：“为什么老俞能把新东方搞起来、我们能把公务员应考培训做起来？我们的专长在哪里？就是从这么多年的教育中积累的经验方法。”
其实，他和那位调侃北大人会考试、适合办班的好友意思大致相似——就是一群会学习的人教更多的人怎么学习。在这座校园里，有几个人不是从十多年与“考”字的相爱相杀中成长出来的？
会学习，会考试，有技巧，这些是“术”的层面，可是，在这几位企业家校友的讲述中，我还看见了可以称之为“道”的东西。
“对于教育工作者，情怀更是一种不可缺失的品格和特点。”说这话的是史燕来。“在红黄蓝的发展中，我做每一个决定都有一个原则——做符合孩子发展的、科学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只是为了做一个赚钱的产品，红黄蓝也走不到今天。”
对于以帮人应考闻名天下的新东方，俞敏洪说之所以打60分，是因为它在“保证终极的人性关怀”或者说“对人成长的最核心的关心”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任何一个真正的生意，都应该把对人的最终关怀作为最核心的要素。这是比做生意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一种使命感，而不是简单的利益格局。不是说你给我交钱，我给你上课，而是你交了钱，我给你上课的同时把你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培养。”
须佶成的创业也是受到“情怀”的驱使。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在人大附中做兼职，看到学生成长，心里很受鼓舞，帮助学生很有成就感。他说，因为这种感觉一直在，后来创办高思教育时，从一开始就“不是太偏向于商业”。2003年，快要硕士毕业的须佶成准备留学读精算，但签证一直签不下来。他去一家保险公司面试精算师的职位，领导见他有兼职经历，就讲做精算师很忙，周末都要加班。意思兼职教学这事儿以后肯定不能再做了。须佶成记得很清楚，面试出来，就在国贸桥下，他决定“我不干了”。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最大的心愿还是做个好老师。
当然很多时候，“符合孩子发展”和“赚钱”这两个小人难以言和——尤其是在较短的时间段里考察。正如俞敏洪坦言：“既要保证利益的健康发展，又要保证终极的人性关怀……这是比较难做到的。”但掺杂着浓重名利欲望的教育机构或许可以像草本植物一样快速生长，却也更容易在寒冬凛冽来袭时早早凋亡。
李永新 我们的专长在哪里？就是从这么多年的教育中积累的经验方法。北大的劲儿怎么传承的
“情怀”是怎么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传承给了这些人呢？
北大毕业的人都能体会到这座校园对于自由的尊重和对于多样性的包容。记得我入学那年，开学典礼后是一场关于大学生活的辅导讲座。一位心理辅导中心的老师说：“这里有的人能通宵打游戏，还有的人更甚，通宵看人打游戏。”后来我真的看到了各种奇葩，比如师兄把实验室的动物带回宿舍当宠物养。四个男生，对两只雌性老鼠娇生惯养，最后老鼠肥胖过度，据说得了糖尿病。
有趣的是，我们的六位受访教育企业家说起北大时，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正是在这所校园里，他们提升了“北大学渣的自我修养”。老俞说他在北大的5年学习成绩一直是在中下水平，史燕来笑着承认：“对，我不拔尖儿。”须佶成的心态可能代表了大部分北大的理科生：“数院名列四大杀人院之一，大家都在闷头学习。一进数院我就知道我是聪明人里头最笨的。我是通过高考而非竞赛保送进来的，还是北京高考。那些保送生是真的聪明，你死活想不明白的题他们觉得很容易。”
阙登峰的“初入北大综合症”最为激烈。他发现自己被淹没在北大的尖子当中，似乎快马加鞭都赶不上任何一个同学。沮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自我否定，他一度沉迷于电脑游戏中，最厉害的一次，游戏一打就是七天七夜。
但因为宽松的环境，我们的受访者们在一塔湖图的校园中尽情折腾，探索兴趣所在，最终找到施展空间。
阙登峰消沉期过后，开始触底反弹。他报名参加百年校庆英语演讲比赛，预赛，第33名；复赛，第8名；决赛，第1名。他意识到，激烈竞争、高手林立的环境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专注地做事情。
俞敏洪沉迷于阅读之中。他说，那时候全北大任何学生一年的平均读书量不会少于100本。我问他：“您呢？”他答：“我是300本左右。”读书，是他大学期间最丰盛的收获之一。也因为他的老好人性格，他交了不少朋友，这奠定了他日后与大学同学合伙创业、成就一段“中国合伙人”的佳话的基础。
史燕来印象最深的是《组织行为学》的课。她说，当时同学们都很不喜欢那门课，觉得枯燥无聊。但在她看来，这门课教会她如何在一个组织中看待自己的角色、明确别人的角色，如何影响和推动一个组织的发展。“这是我最喜欢、也是学得最好的一门课。”
和俞敏洪类似，须佶成和阙登峰的创业生涯也在北大时期谱下了序曲。须佶成本科开始在人大附中做兼职，研发教材、组织考试。阙登峰在大学期间开始干资源整合的活儿。有一次，他接下了中国亚太某部长会议的翻译陪同任务，召集了三十多个同学去干活——思路和现在决胜网的资源整合颇有相似。
于越和李永新都做了不少学生工作。于越大一进校时为了自我锻炼，主动跟班主任请缨当班长，和另外几个班长一起联谊搞活动。后来，他在学生会做过外联部的部长，还去做了北大很有名的学生国际交流协会SICA的主席。他评价自己：“我就是愿意折腾，没事瞎折腾。”
“折腾”这个词，让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我也是个标准的“学渣”，一个“没事瞎折腾”的人。不止一次，在上课铃打响的前一分钟，我心想，坐这儿上课不如干点别的，于是，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从专业课的教室前排，我起身离开。我最喜欢的课，是和我学的生物科学专业毫不相干的《现当代建筑赏析》和《中国园林艺术》。直到今天，讲课的董豫赣老师在谈起建筑和园林之美时孩童般闪光的眼眸还映在我脑海里。在大一下学期一段黑暗的抑郁之后，我从康美乐丘华老师的瑜伽课上获得了心灵的慰藉。还记得，我一直深爱而敬重的一位家中长辈突然离世，备受震惊的我与来北大教学、给我上过进化生物学课的耶鲁教授Stephen Stearns展开了持久的邮件对话——是否有办法把人一生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智慧保留下来，让知识更有效地在代际间传递？
大学期间的我，对艺术、经济、心理、哲学等学科好奇而不求甚解，参与了三个社团。
在这座校园里，你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会让人觉得太过夸张。你不只能听到北大毕业生卖米粉、卖猪肉，就在我生科院的同学里，有人完成四年的生物学训练后，决定成为一名牧师。
须佶成 因为念书时兼职做了教育，我觉得很喜欢，于是当别人说你要把这事儿砍了的时候，就觉得不愿意，这股劲儿就上来了。
于越 我就是愿意折腾。即便是毕业后多年，大跨度追求个人兴趣的北大人也不在少数。北大前校长许智宏教授给我举了两个例子。他当校长期间，有一次到上海去，空姐认出他，说：“许校长，今天你们的校友在飞机上。”然后从机舱里走出一个人。许教授问：“你开飞机啊？”他答：“是啊！”“你原来是哪个院的？”“生科院。”教授说：“原来我们还是直系呢！那你在生科院不是白学了！”他说：“那也不一定。”语气里透着一股自信和满足的劲儿。老校长评论：“北大的环境让他有心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也不亏在北大读了四年。”
还有一次，许教授去西雅图访问，在微软遇到一个物理系毕业的员工，已经当上小主管。可是，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没劲了。他一直想开飞机，也在美国考了飞行员执照，就辞职去开飞机了，飞的是西雅图到阿拉斯加航线。飞了几年，他觉得飞够了，又回到微软应聘，居然又被录取了。教授开玩笑对他说：“看来，老板也欣赏有勇气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的人！”又不禁对我感慨：“在一般的学校里，这么大跨度的情况还真的不常见！”
要知道，有时候，专业对于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张教育创业者的Excel表里，38位企业家毕业于北大十多个院系，从英语系、社会学系、法律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到光华管理学院、政府与行政管理学院，再到计算机系、数学学院、物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也许你会找到更有意思的事。”许教授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学的没有用。”
传承中师长的教诲无疑很重要，说起北大的老师，几位受访者不无感慨。
生物界那些最美丽的花朵、最绚丽的鳞片、最轻巧的羽毛、最精妙的器官，都非横空出世，而是在成百上千万年的变异和试错中演进而成的。越能不断变异和创新，越有生命力。对于一座学校，同样如此——最重要而珍贵的是，它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空间探索和试错，给他们充足的支持、机会和资源，有一群能对他们包容、感召和指点的师长，并允许和鼓励他们在遭遇挫折、失败跌倒后爬起来，继续探索和前行。
北大校长林建华曾说：“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大学教育当然要使学生获得必备的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应当使学生永远保持信心、好奇、激情和进取精神，而且比较而言，后者更加重要。”
北大给予她的学子们这些，让北大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劲儿。李永新说：“有一次我去海淀图书城，我看一个学生肯定是北大的。他就带着北大人那股劲儿……”“那股劲儿”是什么，很难直白描述。
正如须佶成当年放弃应聘的一冲动。“为什么我现在干了这事儿（高思教育）呢？因为念书时兼职做了这事，做了我觉得很喜欢。于是当别人说你要把这事儿砍了的时候，就觉得不愿意了，这股劲儿就上来了。”用史燕来的话说：“北大人身上有一种自信和骄傲。只要自信和骄傲在合理的范围内，是能够带动创新的。”
在史燕来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北大人的“那股劲儿”——“以我的性格，如果我认为一件事是正确的方向，又有社会需要，我根本不会等到80%成熟了再去做。我喜欢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这股劲儿最后外溢为家国情怀。阙登峰说：“教育行业里创业的北大人多，主要还是北大人有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有时候挺害人的——这份情怀落不了地，你最后就会悬在空中。但是，如果你足够落地，你就比别人信念更坚定，更能够面对挫折和困难，更坦然地面对创业路上的九死一生。”
想想自己，我正是最该说“感谢”的人之一。告别北大后，我曾创办过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在大学教过《瑜伽与东方文化》课、做过经济学研究、联合创始临终关怀基金会……2015年家中又一位长辈离世，我才意识到，我还是难以割舍那个早就开始思考的主题——如何把人的生命经历和它承载的最珍贵的东西留存下来、传承下去？于是，2015年底，我告别了工作三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博士学位，开始创业。通过访谈和写作，我记录长者的人生故事，让它们成为家族精神馈赠的一部分，传给后人。当一扇扇门向我打开、一个个机会对我展现，当我从这个清苦而看似平常的工作中一次次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并越发强烈地意识到，记录人生故事、留存生命记忆、传承家族精神正是我的“天命”的时候，我在心底里知道，敢于走上这条少有人走的路、开拓一爿新的天地、领略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正是北大赋予了我底气。
我想，这也是许多走上创业之路的北大人共同的心声。
（作者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5级校友。“恒迹∙人生故事”创始人、首席访谈师。）
责任编辑：张蕾磊
我们的六位受访教育企业家说起北大时，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正是在这所校园里，他们提升了“北大学渣的自我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