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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德与维吉尔、贺拉斯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伟大的三个诗人。十五卷的《变形记》是他的主要作品，从天地创造之始写到他所处时代的罗马，汇聚了两百多个神话故事，涉及神与神之间、神与人之间、神与半人半神之间的爱恨情仇。这些故事都围绕着“变形”，这些人与神，他们的爱与恨都无极限，爱的力量大到能让海枯让石烂，恨的程度也能让天崩让地裂。因为爱恨情仇变为或被变为动物、植物甚至顽石等。在人性的纯粹之中，我体验到了情感的最大张力。

因为爱恨，诸神变形

变形因为爱恨，而爱恨的产生很多与调皮的丘比特有关。小爱神丘比特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玛尔斯之子。谁若惹怒了他，或是他不小心擦碰着了谁，就会有一段九头牛也拉不回的痴恋发生，而后是各式悲喜剧。

日神阿波罗见到丘比特在弯弓射箭时曾呵斥他是个顽童，他告诉丘比特弯弓射箭是自己擅长的事情，小丘比特只要玩玩火把，偷偷点燃爱情便可，不要与他争荣誉。小丘比特非常愤怒。丘比特有两支箭，一支是燃着爱情的火焰的黄金箭头，另外一支是驱散爱情的铅铸箭头。丘比特把黄金箭头刺向阿波罗，将铅铸箭头射在河神的女儿达芙妮身上。

日神一见达芙妮便燃起爱情的火焰，狂追不停，而达芙妮则一想到爱情就觉厌恶，所以她极力逃脱。就在日神快要追上达芙妮的时候，她突然对着附近的河流请求父亲毁了她的美貌。于是，她变成了月桂树。但丘比特的箭依然在阿波罗身上起作用，他疯狂地爱着那棵树，将月桂树叶缠在他的头发上、竖琴上和箭囊之上。后来月桂树叶成为罗马大将凯旋回来时所戴的花冠。

在《变形记》中，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水仙花、柏树、蝙蝠、蜘蛛、青蛙等在奥维德的笔下都有了灵气，每个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体皆有一个神话的源头。虽然他也只是将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换个角度来讲，但他讲述神话故事的方式，深深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学史对神话的理解与借用。在奥维德之前，诗人讲起诸神几乎都满怀敬畏之情，满纸神性，然而自他开始，诸神有了凡人的真实，有善举，亦有恶行；有美德，亦有缺点。

吟咏让诗人永生

流芳万古是很多古代诗人书写的梦想，同是古罗马的诗人贺拉斯（BC65AD8）在著名的《诗艺》中就曾经书写如何能让诗人生前名利双收身后又流芳千古的方法。莎士比亚在他著名的十四行诗《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中也自信自己不朽的诗行会让爱人永生。

在俄耳甫斯咏唱的诸多故事中，最经典的一个是皮格马利翁与他雕刻的象牙姑娘成为眷属的故事。皮格马利翁与象牙姑娘的儿子有一女儿密耳拉，因为受了爱神维纳斯的魔咒爱上了自己的父亲，深受人间不伦恋的痛苦与绝望，最终在产子阿多尼斯之后化为一棵树。

俄耳甫斯吟唱的故事感动天地、树木、飞禽走兽以及路过的女子们，但俄耳甫斯痛失爱妻之后不再对任何女子有情，他抱着竖琴隐居树林。于是，俄耳甫斯也就成了女人们的敌人，因为她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歌唱着的俄耳甫斯被那些路过的女人们用乱石以及农用工具砸死了。俄耳甫斯最终在熟悉的地府中遇到妻子欧律狄刻，永远相守。俄耳甫斯的魂魄走后，他遗落人间的竖琴依然在发出哀怨之声，他的身躯在河海漂流也受诸神保护。所有意欲伤害他的都被化为顽石。

奥维德所生活的屋大维统治时期对诗人来说也并非是自由歌咏的时期，他所歌唱的很多故事因有违这位统治者“重整道德”的政策而被流放。所以俄耳甫斯走后，他竖琴的哀怨之声很难说不含有诗人的哀怨。奥维德最后死于流放所，《变形记》也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所以这部长诗的动听歌声也不亚于俄耳甫斯死后不朽吟唱的竖琴吟咏。

也是因此，奥维德在《变形记》中的结局才如此勇敢、自信。他挑战天神朱庇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挑战放逐他的权威。杨周翰先生认为奥维德之所以把诸神拉回凡间，是因为作者在以此影射古罗马上层社会的情况，并将其视为是诗人勇敢之处。当然，无人可以否认奥维德在诗行间的哀怨与批判，毕竟，这部作品尚未完成之时，他已经被放逐，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

我想指出另外一点，即诗人对古罗马帝国荣耀的颂歌。这一点与英国诗人弥尔顿很像，他在英国王室复辟之前，曾经计划过一部巨作以歌颂之前民主英国的辉煌，只是那部作品尚未完成，封建王室已经复辟。万念俱灰的诗人挥笔而就《失乐园》书写自己的失落与反抗。奥维德在这部作品的最后将被刺的凯撒化为天上的星宿，永远存在。对屋大维的统治他也是句句颂歌，对古罗马更是：“罗马的势力征服到哪里，我的作品就会在那里被人们诵读。”

除了为帝国歌唱，奥维德也并非没有为屋大维的道德革命献力，他在不止一处宣扬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伦理，一遍又一遍地呼吁人们从善。评论家会认为无论是哪位诗人写出这样的内容都会有损文学的纯粹性，然而，自古以来，诗人都有传承天言与天命的使命与自豪感，歌唱从来不是个人的爱恨恩怨，而是面对着全人类。

踏实的翻译

在经典作品的译本中，有些译者的名字会给人一种莫名的踏实感，比如朱生豪先生、傅雷先生、王佐良先生、查良铮先生、杨周翰先生等。或许是因为他们深厚的中英文功底以及无功利的翻译状态使然。因此，我见到杨周翰先生这本译著时便毫不犹豫地买下，迫不及待地开卷阅读了。这些老一辈翻译家也有一个特征，即往往把诗文翻译成散文体。莎士比亚的剧作全是诗剧，但朱生豪先生的译文将之散文化处理。《变形记》亦然，它是古罗马著名诗人奥维德的长诗，在杨先生的译文中也是散文体。

这或许是因为在汉语中，散文比诗文更易于叙事，而在外语中，诗歌是他们文明之初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表达与叙事方式。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彭斯与威廉∙华兹华斯都曾主张过取消散文与韵（诗）文的区别，对于创作者来说，只要感情真挚，那么不论是散文还是韵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老一辈翻译家的文字功底也会让我们在阅读时忘记这种体裁不同所带来的区别。我确实在431页的《变形记》中读到了神、人性情中的纯粹与真，读到了译者的投入与真。

（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和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联合培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孙云帆

变形因为爱恨，而爱恨的产生很多与调皮的丘比特有关。小爱神丘比特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玛尔斯之子。谁若惹怒了他，或是他不小心擦碰着了谁，就会有一段九头牛也拉不回的痴恋发生，而后是各式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