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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人力资源常识从“打铁”转向“打人”

作者:文|孙健敏
当人们开始反思互联网思维时,人力资源管理也该回归常识了

图 东方IC吉利董事长李书福曾说:“制造业不是讲故事,讲故事讲不出一个制造业出来,一定要脚踏实地、一点一点地去实践、去探索、去总结。”

我对李书福的观念非常认同,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作为本科学冶炼的“打铁”人,目前研究的领域是人力资源,从“打铁”转向“打人”,看似差距很大却大有共通之处。人力资源的管理理念其实就是参照打铁的办法,即先通过高温加热使之发生内部变化,然后再补充以外力,这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核心要义。

但目前统治管理学界的,并不是“打铁”的思路,更多是基于物理学的思想,试图单纯地使用外力来解决问题。这其中,也包含着制度的建设,是建立在西方管理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模式。

任正非为什么将自己70%多的股份逐步稀释、转让成为1.42%?不是因为制度约束,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立身之本——“修身”。修身意味着要解决内部的结构和成分,如同打铁时要先加热,当内部结构和成分得到了改变,这时候再去施加外力,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而现在,我们很多的讨论都不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

以“无知者”的敬畏心面对管理命题

目前,管理的现状是,概念满天飞,但常现“三无学说”,即“无根性、无源性、无理性”。与此同时,还存在“八多八少”:关注政策多,关注组织内部管理少;关注产业方向多,关注组织实践的内容少;关注概念多,关注定义和逻辑少;关注未来多,关注现状少;强调特色多,强调共性少;谈应该怎么样的多,讲实际怎么样的少;创新多,继承少;讲道理多,讲情感少。

不得不承认,在很多领域,我们都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但我个人也感触到,看西方越多,我就愈发沉默。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基因,如果它在某些部分上抑制了现代化的发展,那我们该怎么办?

只有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来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要求,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以西方理性思考做参照模式,来批判和重建我们的思维方式;2.以生活实践来做语言定位,使其明确化,与实际沟通;3.对实际宇宙要建立指谓关系,将语言建立在固定的对象上,接受科学,不是接受科学主义,否则会丢掉中国的优良传统;4.开拓明晰的概念系统,找出逻辑结构。逻辑可多元化,但必须标准化、确定化;5.建立新型的语言哲学,将语言看作重要的工具和技术来使用。

家长式领导与权力距离

关于“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这是管理学的定论。我们是否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又需要怎样去实现它?我认为,领导者要通过“以身作则、奖惩制度、用人标准、目标战略结构”这四条通道,将他的DNA移植或者传递到整个组织中。关于“家长式领导”的概念,全球管理学界公认是由华人原创的,它有三个特征:

第一,威权领导。他们表现为专权、贬低下属、教诲别人、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第二,仁慈领导,个别化关怀、维护面子;第三,德行领导,公私分明、以身作则。通过三种不同的机制,对员工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威权”带来的是顺从、畏惧和依赖;“德行”带来认同与效法,是榜样的力量;而“仁慈”则表现为感恩图报。而我认为,如果将这三个要素纳入中国企业的组织中,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的,不论企业规模大小,都有说服力。

研究发现,大家往往会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来区分民族文化。但事实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权力距离。当我们再用权力距离、个人/集体主义这两个维度去考查中外企业的时候,发现英国、荷兰和美国是低个人主义、低权力距离的国家,而中国、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则相反,是高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的国家。家长式领导在这六国都成立,而且可以替代其他的领导理论。并且,用家长式领导理论解释它对员工的影响,也有更多积极性。

回归人性还是回归国情?

家长式领导是什么?有三个特征:

首先,试图在组织里创设一种家庭氛围。注意,这里不能完全等同于“家文化”;其次,卷入员工的非工作生活。在中国式组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常,公事公办就等于一事无成。所以,在中国式组织里,一定是公事私办,每个人都必须与有关人员建立私交;再者,期待下属的忠诚和服从。反观事实,管理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不停滞和不断改进。管理就如同组织的阳光、空气和水,组织要活下去,就需要管理。如今的中国,一直在追求跨越式发展,其结果呢?我们应该反思这些常识了。

我们总试图将“把握人性”落地,但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人性”。中国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但我也有一点感受颇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很多人彼此并不认识,没有人会对谁特别热情。但如果有人为大家介绍,提到某人是教授或老板时,别人会突然间变得热情起来。可见,人们所尊重的并非个体,而是一个人的身份。

很多事情放到中国来,就一定要去考虑边界条件。

世上无万能的管理逻辑

大家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将人做了理性的假设。作为“人工智能之父”,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伯特·西蒙在发表诺奖感言的时候曾经提到“人的有限理性”。而我们现在都还在宣称要“知行合一”,但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了,却不能够做到?因为,我们有行为的管理、理念的管理、绩效的管理、成本的管理等,而放到人身上,我们却缺少了情绪的管理。

能不能做到不知道,但知道了仍然做不到,是因为还没有形成习惯,还没有变成熟练工匠再进行深入,则是因为人各有所长。

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中有很多错误的认知。比如:很多人会将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但事实上绝对不应该是对立关系,理论一定是落后于实践,并用于解释实践的。管理的理论,一定是在先进的实践之后被归纳成为理论的,然后反过来再去指导后面的实践。

一种理论不能够用来解释万种事物,甚至不能直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同我们对于解题时,既要应用原理,往往还要加入自己的思维创造。

(本文编辑整理自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健敏在“2016华夏基石十月论坛”上的演讲,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庄文静

领导者要通过“以身作则、奖惩 制度、用人标准、目标战略结构”这四条通道,将他的DNA移植或者传递到整个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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