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降低宏观税负”将是中国财税战略启动键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2016年12月17日，特朗普在其推特上的宣布，正式拉开中美制造业之争序幕。其中“大型减税”作为特朗普对抗“中国制造”的重要措施，直接把企业税率降到15%，仿佛在向全世界宣称：美国要变成低税发达体了，还不来美国发展？
正当特朗普召唤“制造业回流美国”关键节点，中国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吐槽“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比美国高出35%，是‘全世界最高’”言论，再次将紧绷的“高税负”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全面增值税时代”下，如何正确看待营改增的价值与成效？溯本清源，增值税开征前后，经历了怎样的改革进程？营改增完成后的财税改革又将走向何处？
带着以上疑问，《中外管理》独家专访了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2016年减税效果毋庸置疑
《中外管理》：2016年国家出台了营改增减税政策，但近日一些专家却频繁发声：2015年财政部营改增5000亿元是“假减”，企业利润不升反降。力度空前的增值税改革，在业界的反应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
许善达：2016年12月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召开营改增媒体吹风会，对外公布了2016年营改增年终成绩单：实行营改增对比不实行营改增，2016年前11个月累计减税4699亿元，预计2016年全年将达到5000亿元减税预期目标；新纳入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全部实现税负“只减不增”；但确有占比1.5%的纳税人，即16万户纳税人出现税负上升。对此财政部、国税总局已经表态：未来将全面、系统评估营改增试点情况，完善试点政策，结合增值税改革和立法进程，进一步优化税制，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由此看来，尽管不排除个别企业未随营改增而税负降低，但也不能凭此否认营改增大幅减税的成效。要知道一些企业因经营周期或销售价格下降原因，最终导致自身利润率减少，不是由营改增造成的，而是更多取决于企业经营决策和市场需求的改变。
具体而言，“5000亿元减税盘子”以2016年5月1日为分界点，之前按照2014年、2015年原有营改增政策减税；之后则是新增建筑、房产、金融、生活服务四大产业营改增减税额与此前其他营改增减税额之和。另从税种构成看，此次营改增涉及税种较多：除个体户起征点有所提高外，企业所得税中减半征收的年应缴纳所得额，也已从6万-10万元提升至30万元。同时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和个人；停征、归并一批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
《中外管理》：除增值税外，企业也呼吁降低社保缴费率，中国社会保障缴费率一直在全世界居高不下，有无历史原因？政府在降低社保缴费率上的最新动作是什么？
许善达：中国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建立社保制度。在当时国企改革中，数以千万的下岗职工需要安置，搭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迫在眉睫。所以当时中央下达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当时中央财政尚不具备全国统筹实力，故社保实行分省统筹；二是将社保缴费率定为45%，个别省市社保缴费率甚至高达46%47%，因为当时交纳社保费的职工不但要为自己未来领取缴费，还要为以前未缴费而现在需要领取的职工缴费，所以此种缴纳方法不仅导致了职工收入下降，也大幅增加了企业劳动力成本。这就是我国社保制度缺陷的历史原因。
现如今，社保制度改革已纳入国策，国务院决定从2016年5月1日开始两年内，阶段性下调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降低失业保险总费率并规范公积金缴存比例，允许困难企业缓交公积金。而采取以上措施后，每年减轻的企业负担可达1000多亿元。随后人社部又发布《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并对以上作出进一步安排。
由此便知，决策层已完成新常态下从“稳定宏观税负”转为“降低宏观税负”的财税战略调整。尽管宏观税负涵盖社保缴费、增值税、所得税等多项构成，但随着2016年营改增的顺利完成，降低社保缴费率将是落实“降低宏观税负”的最优先选项。对此联办财经研究院的建议是：社保由分省统筹改为全国统筹，中央将每年几万亿元的社保支出责任从地方上收至中央。同时，五年内每年划转4万亿元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将社保缴费率由当前40%降至20%左右。以上是唯一可行的实现社保收支平衡的措施。
许善达认为，政府全面启动5000亿“减税盘子”，很大程度改善了企业经营困境，减税效果毋庸置疑。摄影 刘奔增值税的思考与嬗变
《中外管理》：曹德旺此次还指出，美国是以企业所得税为主，调节的是收益分配部分，可让企业放手投资、发展；但中国则以增值税为主，是在企业产业链各环节征税，无论企业盈利与否都要缴税，让其不堪重负。1994年推行的新税制改革，是如何进行税制设计的？如何看待中美投资环境中的税制差异？
许善达：1994年我国设计新税制时，总体参照两种选择：一是将个人所得税列为第一大税种的“美国模式”，即只在零售环节设置消费税作为各州的地方税；二是由增值税、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等综合税种组成的“欧洲模式”。而全世界税制演变的通行规律是：经济发展水平越低，间接税比重越高，直接税比重越低；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税比例会逐渐降低，直接税比例会逐渐提高。
鉴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国务院最终选择参照“欧洲模式”，即推行“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税制结构。但运行中我们发现：1994年以上两者比例为5∶1，即流转税占比高达70%以上，所得税占比仅为15%左右，其他小税种占比7%-8%。在过去20多年中，流转税平均每年降低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如今流转税已降至60%以下，所得税已从15%左右提升至30%左右，其他小税种则升至13%左右，两者比例已低于2∶1。由此判断2017年税制结构必然会延续流转税比重进一步降低的局面。但预计我国距离“双主体”，即1∶1的税制结构，还将经过10年以上的漫长演进。
时至今日，中国税制结构发展史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既符合中国实际，也符合世界税制发展规律。一些专家针对曹德旺事件提出的“将流转税短期内大幅度降低而改征所得税”的建议，尽管愿望是好的、方向是对的，却忽略了“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客观存在，不具可行性。
《中外管理》：营改增作为1994年新税制后备受重视的一项改革措施，从前期筹划到如今担起企业“降成本”重任，此间经历了哪些思考与转变？
许善达：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的营改增试点，早在2014年政府就已决定实施。但为何当时没有展开？一是由于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四大行业，是增值税制运行中最复杂、最棘手的领域，世界各国对不动产和建筑、金融等的增值税处理方式亦差别很大。如何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实施方案，在技术上存在难度。二是此次减税规模宏大，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整体收支平衡，故推行营改增必先进行财政预算平衡设计，如2016年增发5000多亿国债，也是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配套措施之一。三是2015年经济走势下行，且下行压力还在加大，企业经营状况必将持续恶化，此时任何对减税的迟疑，都会加剧经济下行的压力。
若仅从税制改革角度看，全面实行营改增的时间点即使再晚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的。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如此大的形势下，营改增就变得更加迫切，不容迟缓。而政府全面推动5000亿元“减税盘子”，很大程度改善了企业经营困境，极大缓解了经济下行压力。对于有人提出的“当下减税效果与想象存在距离”观点，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当初国务院下大决心推出营改增，那么当下经济形势还将更加困难。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为全面推动营改增下了一道“军令状”。有了决策指引，财政部、税务总局先于2016年3月23日联合制定、出台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实施细则。随后，为妥善解决扩围行业的新旧税制衔接，明确税率、征收率、免税适用范围和不动产抵扣细则等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税务总局又陆续出台了《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若干政策的通知》等十多个数万字文件。此后不断完善制度设计，最终在上百万财政、国税、地税干部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营改增。
在此基础上，2016年7月，政治局作出重要历史性决定——将“稳定宏观税负”的财政战略调整为“降低宏观税负”，这是新常态下新财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调整和其他两项调整所构成的新财税战略的实施，相信必将让企业从中受益。
责任编辑：朱丽
减税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之一，国家可借此撬动微观经济活力，“四两拨千斤”，释放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
延伸阅读 两种典型增值税征收模式对比
自1954年法国正式开征增值税至今，世界已有160多个国家、地区实行增值税制度；在34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33国征收了增值税，其中又以“新西兰模式”和“欧洲模式”最为典型：
1 新西兰模式
新西兰1986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收“货物与劳务税”，即新西兰境内所有税务登记者发生的，有关销售货物、提供劳务及进口货物行为，都列入该税种征收范围，甚至包括对政府机关的征税。此外，新西兰对增值税实行15%，除对年销售额6万新元下的小企业不征税外，其余一律征收，新西兰堪称全球范围增值税征收范围最广的国家。
2 欧洲模式
以法国增值税模式为基础，在欧盟成员国实施。即欧盟各国的增值税制度基本统一，但基于国家征税主权，各欧盟国在免征范围、适用“零税率”范围、增值税税率等问题的具体处理上，存在差异。
——资料来自中国税务报新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