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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非正常遭际的类型及影响因素——从朴槿惠弹劾案说起

作者:洪静/文
2016年 “亲信干政门”事件令韩国政坛陷入危机。朴槿惠遭国会弹劾。总统权力、职务被终止,由国务总理黄教安替代主政。回顾韩国历史,朴槿惠的遭际虽令人感慨,但并非孤案。历届总统或提前下野,或遭暗杀,或因本人腐败或家人、亲信涉嫌贪腐而遭调查的命运。历任总统的非正常遭际反映出韩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状态,总统的非正常遭际究竟与哪些因素有关引人关注。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3.015

韩国历任总统非正常遭际的类型

2016年总统朴槿惠闺蜜崔顺实干涉国政、营私舞弊的“亲信干政门”事件令韩国政坛陷入危机。在各方势力的参与下,亲信干政事件逐步发酵、演变成总统危机事件,朴槿惠遭国会弹劾。一度踌躇满志要带领民众开启幸福时代的首任女总统退出政坛。

回顾韩国历任总统经历,朴槿惠的遭际虽令人感慨,但并非孤例。韩国历届总统或提前下野,或遭暗杀,或因本人腐败或家人、亲信腐败而遭调查的命运。

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位总统在任职期间或卸任后,都会遭到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非正常或悲剧性的命运。韩国历任总统的非正常遭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迫于外部压力提前下野

在任期内被迫提前下野的总统,除朴槿惠外,还有首届总统李承晚、第四届总统尹潽善和第十届总统崔圭夏。所不同的是,前两位迫于民意压力,后两位则迫于军队压力。

1960年3月15日,第四届总统选举时,执政党和政府为实现连任,操控选举。他们四处筹措选举基金拉票,通过买米酒和塑料鞋贿赂选民,帮无法投票者在投票纸上肆意盖章暗地操纵投票;威胁和阻止选民投票给反对党;甚至在去开票地点的途中,偷换投票箱。最终李承晚和李起鹏分别当选为总统和副总统。“3·15”腐败选举的经过、结果激怒了民众,人们呼吁宣布选举无效,要求自由党退出政权。迫于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李承晚4月26日宣布下野,退出政坛,亡命夏威夷。副总统李启鹏也因“4·19”学生运动被迫辞职,全家饮弹自杀身亡。

而直接导致朴槿惠政权陷入危机的是亲信干政门事件。从更全面、综合的角度看,朴槿惠执政地位的下降、执政权威的崩溃是较长时间里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2013年2月上任以来,朴槿惠表示将大力调整内政外交,积极推动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实现经济复兴、文化繁荣。然而,四年过去了,其所承诺的彻底解决腐败难题、缩减贫富差距,改善对朝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均未兑现,一些方面,包括对中关系甚至更加恶化。尽管国民普遍感到不满,但这些因素并未导致朴槿惠权威的根本性破坏。亲信干政事件犹如导火索直接引爆韩国社会郁积的愤怒情绪,民众对政府体系的绝望直接转化为要求总统下台的诉求。韩国舆论和在野党普遍认为朴槿惠作为国政最高责任人,将公权力私人化,导致公共伦理、法律规定落空,已经严重违反宪法,丧失了守护国家宪政秩序的资格,必须辞职下野。2016年12月9日,在野党启动并主导国会以234票通过对朴槿惠的弹劾案表决,总统权力被终止。

尹潽善和崔圭夏的下野则与军队有关。李承晚政府结束后,尹潽善被民主党内旧派系推举为总统候选人,1960年8月由国会选举当选第五届总统。任期未满一年,陆军少壮派军官朴正熙即以军事政变方式,组建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发布《政治活动净化法》,对政治活动展开审查。尹潽善虽然能够继续履行总统职务,但与军部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为表达对该法的反抗立场,尹潽善于1962年3月22日宣布辞职。总统职权由朴正熙代行。

1979年10月朴正熙遭遇暗杀后,崔圭夏以总理身份代行总统职权,并于同年12月当选为总统。1980年8月因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在新军方势力的压力下崔圭夏被迫下野 ,辞去总统职务。崔圭夏执政时间只有八个多月,成为任期最短的总统。

二、被暗杀

1961年5月16日,陆军少壮派军官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开启长达18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不可否认朴正熙创造了韩国的经济奇迹,然而在独裁政治的阴影下,伴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不断加深,国家更是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统治集团成员慑于独裁统治的淫威,敢怒不敢言。朴正熙手下各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得不到正常解决,争风吃醋、内部权力斗争混乱。帮派之间,内讧、火拼、彼此仇恨;总统助手和政府干部间的政治矛盾、利益难以协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总统本人实际上时刻处于危险境地。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遭手下亲信、情报部长金载圭暗杀身亡。

三、涉嫌贪腐遭调查

在历届总统中,本人或其家属、亲信遭到权力寻租腐败、官商勾结指控的有: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这些遭到舆论指控或司法调查的在任或卸任总统,有的是其本人、有的是其亲属、亲信,涉嫌贪污犯罪。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已经成为束缚总统施展其政治抱负的绊脚石,以及损害总统个人名誉和政府形象的最主要因素。

从总统本人与贪腐案件的关系角度看,总统涉贪腐事件又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总统本人涉嫌腐败被处刑罚。如1995年,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相继因筹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资金被逮捕。另一种是总统本人并未涉足贪腐,但其家属、亲信有贪腐事实。如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虽然本人未遭检方调查或逮捕,但他们的家人和亲信均涉嫌腐败。金泳三次子1997年在“韩宝钢铁公司贷款”案中,因受贿、偷逃税金被绳之以法。2002年金大中三个儿子均被指控犯有受贿和逃税罪,遭逮捕入狱。2007年卢武铉的儿子、女儿、妻子及诸多亲信,因被指控接受泰光宝业会长朴渊次贿赂,而接受调查,卢武铉本人最终以跳崖自杀方式自证清白。2012年李明博长兄、前新世界党议员李相得涉嫌从韩国银行和企业收受非法资金而被拘捕。

韩国历届总统或提前下野,或遭暗杀,或因本人腐败或家人、亲信腐败而遭调查的命运。朴正熙和朴槿惠父女也遭遇了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非正常或悲剧性的命运。图为2012年8月21日,朴槿惠当选总统候选人后在首尔祭拜先父。韩国总统非正常遭际的影响因素

一、民意对总统的荣辱、去留发挥重大作用

历届总统的命运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既是韩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是韩国政治互动,特别是总统与国会、总统与政党、总统与社会互动的完整呈现和结果。形成这种政治互动的基础,除了与民主化的转型、巩固与发展,媒体与言论的日益开放、政党政治的复杂特征密切相关外,与市民社会的崛起和民意作用的提升也有重要关联。

在决定历届总统去留问题上,民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主化转型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包括言论、集会、示威,及对政府批评建议等的自由和权利逐步得以落实、保障后,对于一些涉及政治、外交、社会焦点的议题,民众可以通过广场静坐、烛光示威等方式表达呼声和诉求,不仅可以对政府政策、政治局势施加影响,就是在总统去留等政治核心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朴槿惠遭弹劾为例,从2016年10月3万名市民烛光集会要求查明真相、总统及其幕僚集体辞职开始,到11月1500多个市民社会团体约100万民众在首尔集会要求朴槿惠立即下野,再到圣诞和元旦前夜的80万市民大聚会,民众持续十周连续组织烛光和平集会,要求朴槿惠下台。国会在通过了对朴槿惠的弹劾案之后,民众再次聚集在宪法法院门前示威,敦促宪法法院最终批准弹劾。可见,民意的巨大力量,不仅可以推翻弄虚作假操纵选举的李承晚政府,废止国会通过的对卢武铉总统的弹劾案,而且也能够使政治道德、政策主张不再受到公众信任的总统下台。

二、财阀既是政权的重要支柱,也是导致政权危机的诱因

长期以来,大企业财阀一直被视为历届政权的重要支柱,在韩国的经济结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接受政府的特殊扶持和保护。此次亲信干政事件的调查证实,包括三星、LG、现代集团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名大企业财阀,都向崔顺实控制的两家基金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捐赠了大笔资金,前青瓦台秘书室室长等高职滥用权力为崔顺实从大企业敛财提供方便,而财团则从政府处获得安全稳定的经营权和特殊的政策待遇。

不可否认,财阀的确为韩国的经济腾飞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过度依赖财阀的经济成长模式,导致财阀高度卷入政治,为官商勾结互谋私利提供温床。随着政经胶着、政商勾结的体制性弊病越积越深,也为政治贪腐、权力寻租留下巨大空间。韩国历届总统子女、亲信,皆因与财阀的权钱交易,败坏了总统和政府的形象和名誉,成为政权危机的诱因。虽然历任政府都致力于整治腐败,还颁布《公务员法》、《反腐败法》,成立“反腐败和公民权利委员会”,但以贪污腐败、行贿受贿为表征的“韩国病”现象始终难与政治脱离干系。此次亲信干政事件表明,财阀与政府公权力勾结问题若得不到真正解决,即便政治制度是民主框架,但实际的政治运作依然会受财阀势力的侵蚀、破坏,最终引发政治危机。可见,政治的发展和进步,除了要进行制度改革,还必须下大力气实现政、经分离的廉洁政治,让企业真正回归市场。2017年2月17日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帝国继承人李在镕被批捕,再次引发舆论对政商勾结和政治献金丑闻的关注与反思。

2017年2月1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闭门听证会,就是否批准逮捕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进行审理。此为最近一个月内,负责调查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第二次提请逮捕李在镕。17日,李在镕因涉嫌行贿、挪用公款等多项罪名被捕。图为2月22日,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中)被押往特检组办公室接受问讯。“逼宫周期”对总统非正常遭际的影响

从历届总统尤其是民主转型后总统卸任情况可以看到,在任总统会受各种原因的指控和揭露,几乎全部发生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跛脚鸭时期:1997年,金泳三卸任前一年,其次子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2002年,金大中卸任前一年,三个儿子被指利用其父亲影响力接受商业贿赂,受到检方传唤调查并被拘留;2007年卢武铉卸任前一年,儿子数次接受检察院调查;2012年李明博卸任前一年,其夫人、长子被调查,长兄被拘捕。此次亲信干政事件,也是在朴槿惠即将卸任之际被揭发。可见,总统卸任前一年成为总统非正常遭际命运的开端。

一般地,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也是各政党准备推出候选人展开下届总统竞选、制造竞选话题的启动之时。试图参加总统大选的各方势力,此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寻找政敌的把柄和漏洞,并以此为契机和突破口,以决绝、毫不妥协的方式拉开政党竞选大战。而现政权执政进入第四年,即进入政治资源相对不足的权力跛脚鸭时期,非常容易遭到反对者的攻击。结合其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造成总统非正常遭际的原因,一方面来自总统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离不开韩国政党政治的特殊运行机制和模式,即总统的失职、非法行为固然是造成总统被弹劾、调查和审判的原因,但各种政治势力的策划、操作以及推波助澜,也是造成总统任期内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在韩国政治中,存在着一个在总统任职第四年前后,总统特别容易遭受重大政治危机的时间节点,这一时间节点成为在任总统能否正常完成其任期的关键,或者说,在韩国政治中,存在着一个针对总统的、以四年时间长度为基本单位的“逼宫周期”。

以2016年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为例,这一事件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权贵滥用权力的单一权力寻租行为,但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参与,尤其是政治反对势力的操作、推动下,逐步发酵、演变成对总统行为和权威正当性的质疑,最终导致对总统的弹劾。在这一事件的发酵过程中,一方面,执政党内部的非朴槿惠阵营极力要撇清与朴槿惠的关系,要求朴槿惠退党;在野党则全力聚焦2017年大选,绝不错过利用亲信干政事件来打击执政党,以希望能够借机迫使朴槿惠下台、实现政党执政的轮替。为此,2016年11月6日,在野三党联合要求展开国政调查,共同民主党要求启动特别检查,国民党直接提出朴槿惠辞职,否则将启动弹劾的要求,其他在野党议员则极力要求朴槿惠下野,成立过渡内阁。11月17日,国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调查范围涵盖一切疑点的亲信门国政调查计划方案。在野党以此为依据,继续进攻指责朴槿惠政府和执政党执政不力、职业未修。在野党的策略,使要求总统辞职的公众呼声持续高涨,决意要将弹劾朴槿惠成定局。

结语

韩国历任总统的非正常遭际反映了韩国政治的发展和状态。在民主化转型前,总统所遭受的非正常际遇更多的是军事政变和生命安全威胁,而民主化转型后,总统的对手和压力更多地来自于各种平等的政治势力和公众。因此,当人们透过总统的非正常遭际而对韩国政局表面的混乱有所不解,感到迷惑的时候,也应注意到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进步及其政治体制在根本上的稳定性。

除了这些体制性特征外,还需注意到一些具体的影响总统命运的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由于财阀对政治的过度卷入而不可避免带来的政治贪腐问题。因政经胶着、政商勾结体制性的存在,总统难以独善其身,且即便能够独善其身,也无法保证其亲属、助手的清廉,因此,消除财阀对政治的过度卷入和与政客的私相授受,是保障总统政治安全、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努力方向。

政党政治的极端化也是影响总统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在激烈的韩国政党斗争局面下,总统成为最易受攻击的靶标,因此出现了大约以四年为单位的“逼宫周期”。总统任职的第四年成为在野党、甚至是执政党内部反对派推翻总统政治势力、谋取政治优势的动员和作业时期。将在任总统置于被攻击、调查甚至是弹劾境地,是实现政治反对势力胜出、“逼宫”进位成功的战略性行动。显然,“逼宫周期”的存在固然有利于反对派,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韩国政治的周期性动荡。对此,韩国学界和政界提出了分权型总统制,或内阁制、国会上下两院制等不同的改革方案,并已经将包括总统四年连任制内容在内的修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设想的提出,虽非针对“逼宫周期”这一问题本身,但笔者相信这些方案、提案如果落到实处,能够在根本上起到抑制或消除引发政治动荡的“逼宫周期”规律的作用,从而为韩国政治带来一个财阀政治得到控制、选举政治更加成熟,总统体制更加完善,总统能够正常卸任,享受正常退休生活的合理而美好的社会。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中韩关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徐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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