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对欧洲民粹主义与民主关系的辨析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3.005
目前在欧洲，人们往往把各种反全球化、反欧盟的主张者统统归位民粹主义者。图为2016年9月2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众抗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近年来，欧洲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势崛起挑战了欧洲既有的政治秩序，为欧盟的未来蒙上了阴影。欧洲主流社会的政治话语也日趋突出民粹主义对欧洲民主的威胁。但在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主流政党以及媒体的相关讨论存在许多模糊之处。这种模糊性限制了欧洲主流社会对自身传统体制危机的理解认识，由此也限制了主流政党应对民粹主义挑战的政治空间。
民粹主义是民主的威胁？
过去20年，随着一些被归为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和迅速发展，欧洲社会对来自民粹主义威胁的感受也日渐强烈。但民粹主义本是一个泛泛之词，用以指称任何反既有体制或制度安排的政治行为。目前在欧洲，人们往往把各种反全球化、反欧盟的主张者统统归为民粹主义者。其实，欧洲民粹主义既包括了一般所指的右翼民粹主义，也包括了众多来自左翼激进阵营的民粹主义。其政治诉求差异很大。
这也使得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对于置身政治运动的行为者来说，对民粹主义与民主关系产生的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评价，主要是由其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如当代著名自由主义学者达仁多夫所言，“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民粹主义，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民主，反之亦然”。[1]与之类似，学者们的认识分歧往往也因视角不同而致。
主流媒体以及政治家语言中的民粹主义往往被贴上明确的反民主的政治标签。对于主流政党或建制派的维护者来说，民粹主义政治不仅威胁到了既有的政治秩序，更挑战到了欧洲传统的民主政治原则。其反建制、反精英实质是在反代议民主制。其极化的政治倾向、不妥协的政治方式，以及针对脆弱少数族群的侵犯，也都有违既有的主流价值观念，是对民主的威胁。因此不难理解，欧洲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对民粹主义是以讨伐为主。一些舆论在呼吁加强民主力量的联合以抵制民粹主义之时，甚至把它等同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2]
但这种标签式的观点忽视了民粹主义支持者自身的话语诉求，忽视了体现民粹主义多样性构成的诉求差异，也忽视了目前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与历史上的极端民粹主义的不同。[3]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中，“精英”、建制、国家、体制等常常是导致危机、腐败和功能紊乱的根源。[4]敌视政党和中间组织是要求将尽可能的权力掌握在公民手中。因而对其支持者来说，民粹主义是对寡头官僚政治、对大多数民主的公共机构缺乏民主的合法性的一种反应。[5]但在共同的反建制形式下，左右翼的民粹主义往往表达了不同的政治诉求。如同为反全球化、反欧盟，右翼民粹主义诉诸于一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本土主义，它将非本土的人群归为与本土“人民”相对立的“他者”；而左翼民粹主义则是针对欧盟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欧洲经济危机中一些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也是在反紧缩的旗帜下获得发展的。其所诉求的人民主权要求更广泛、更直接的民主参与。一些经验的分析也显示，欧洲疑欧派中的左翼民粹主义更为强调民主的参与，尤其强调人民的请愿权利，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不然。[6]
上述观点和趋向也通过一些学术的语言表达出来。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倾向。一种更趋向于消极地看待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这主要是基于对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一种政治行为方式的理解。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民粹主义“把社会从根本上分裂为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人民’对‘腐败的精英’，并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的普遍意愿的表达。”[7]这种二元的世界观——其实质是一种一元主义世界观——是与西方现代民主所承诺的多元主义不相容的。而作为一种政治方式，民粹主义往往诉诸于一些煽动家的方法。如以煽动式的言行、突出普通人民与职业政治家的对立观念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为强化人们的认同感，民粹主义者往往利用并依赖于一种迎合大众的语言，其特征是粗俗、极度的简单化、夸张的言行。一些政治学教科书甚至直接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蛊惑人心的政治方式，它主要诉诸于那些感到自己被富人和权力者剥削和压制的人们的一种偏见和感情。[8]而这些都是有违一般所谓的民主的政治文化。[9]
另一种相对中性的观点则认为，民粹主义本身既非民主也非反民主——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都可声称代表人民并诉求于直接的参与形式——但至少它与民主是可兼容的。[10]把民粹主义等同于煽动行为也过于简单，因为利用一些精巧的技术手段，利用奉承和过分的承诺来吸引选民，这在当代民主国家中是普遍的做法。尽管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观点之间存在很大分歧，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的正面冲突。民粹主义虽明显表现出对代议制的不信任，但它并不必然转化为否认民主。它表示了一种要求参与式民主的需要，而这正是既有的代议制民主所不能满足人们的。[11]问题在于民粹主义运动对魅力型领袖或“强人”的依赖有可能助长潜在的独裁趋向，尤其是在民主制度虚弱的环境之下。
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
有关欧洲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了一种解释的理论框架问题。在欧洲，有关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解释长期受一种被称为“正常的病态”（normal pathology）理论范式的主导。根据这种理论，右翼民粹主义是当代西欧民主的一种反常现象。在“正常”环境下，西方民主国家只有很少部分的人相信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要求。一些特定的社会变化——诸如全球化、风险社会——导致了“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分裂，后者往往以非理性的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方式来表示愤怒和抗议。按照这种理解，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病态的残留，是与主流意识形态背离的。
但这种解释框架无法说明为何欧洲越来越多的民众——它们不再只是社会的少部分人群——会接受和认可那些带有明显偏狭特征的民粹主义主张。一些学者也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数据考察民众的立场，说明正常的病态理论经不起经验的分析。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思想与西方民主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背离，民粹主义右翼的态度也并不只是由欧洲的少数人所拥有。由此人们提出一种对民粹主义的新的理解解释，即认为最好能将右翼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病态的常态”（pathological normalcy），它与主流的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大众的态度和政策立场一致的。病态的常态理论并不是必然要说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是当代民主社会主流的一部分，而是认为，从意识形态和从民众的态度来看，它体现了主流观念的激进化。经验表明，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意识形态也被主流社会（包括精英和大众）所共有，尽管是以温和的形式。这种范式转变对理解民粹主义激进右翼与西方民主之间的关系意义重要。两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不同并不是根本性的对立，而是程度，即相同观念中的温和与激进的不同。而且，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态度和观念并非边缘化。它们相当普遍，只是要比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所表达的更为温和。[12]实际上，作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荷兰学者卡斯·穆德早在2004年就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它并不只是限于少数边缘化群体，其话语和观念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为主流社会包括主流政党所吸收和表达了。[13]
与这种理论解释框架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既有的民主制度框架下，民粹主义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吗？对此，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卡纳万（Margaret Canovan）从另一个角度，即西方民主的两张面孔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合理解释。她认为，民主有两张面孔。一张属于救世性的（redemptive），另一张属于实用性的（pragmatic）。前者容易导致民主的赤字，而后者容易导致越轨行为。民主的这两面之间存在一种断裂和紧张关系。民粹主义容易在此出现。这种断裂和紧张关系为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民粹主义的产生是对两者所导致的不对称的一种反应。在所有这些情形下，民粹主义的干预激发了民主救世的一面，以此矫正由实用主义所导致的越轨行为。如当民主的光环与肮脏的政治交易之间的断裂过大之时，民粹主义往往就会发展以填补该真空领域，并承诺通过民主的革新取代这种肮脏的政党世界。民粹主义者主张授权给那些魅力领袖，因为他们承诺要打破官僚制度并将政治转为一种更具个性化的方式。
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自身机制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正是由此意义上，卡纳万认为，“民粹主义是同一民主的一个投影”，民主是“与它伴生而来的”，因此民粹主义再造了民主，尽管带有被其特别观点扭曲的特征。
正视既有民主制度的缺陷
如一些欧洲学者所强调的，民粹主义研究者的作用不是去反驳民粹主义和将其理想化，而是批判性地思索欧洲民粹主义的各种形式以及对后民主和反民主背景的不满。[14]承认民粹主义是对精英主义民主缺陷的一种反应，需要进一步检讨欧洲既有的民主制度安排所存在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欧洲主流社会在用标签式的方式断言民粹主义反民主时所忽视的。这种努力至少需要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正视既有民主制度的制度性安排的漏洞，尤其是既有的政党制度和结构难以事实上满足民众参与政治需求的问题。欧洲各种民粹主义所表现出的对代议制民主的怀疑是基于对既有的制度构成和效果的不满。这首先体现在对以主流政党为核心的政党政治的不满上。本来，政党作为现代民主的重要制度构成表达了不同的政治功能，包括其代表功能、表达功能以及治理功能。但在既有的选举制度下，主流政党一方面日趋突出党的治理功能（即执政需求）而淡化传统的代表和表达功能，另一方面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日趋趋同化。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难以通过既有的政党结构和制度安排来表达，这是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力量成为选民的替代性选择的重要动因。欧洲主流社会如果不能有效满足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其抑制民粹主义政治发展的努力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
其次，清理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话语霸权。在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侵蚀了西方民主的制度功能，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其霸权以及它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渗透在欧洲国家以及欧盟的制度化建设之中。在此过程中，一种事实上的“别无选择”思维定式主导了各国以及欧盟的政治进程，它同样蕴含了一种否定民主多元选择的趋势。但在欧盟问题上，主流政党似乎找不到一条清理新自由主义霸权影响的路径。这是目前欧盟各国的主流政党最为尴尬之处。既有的政治和政策缺少真正的满足多元主义价值诉求的政策选择，这在无形中推助了民粹主义的情绪蔓延。
第三，抵制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还要考虑民主的重构问题。不论对于一些人来说民粹主义如何的令人厌恶，代议制民主必须与反精英主义的力量和民粹主义共存。[15]对于目前的欧洲主流社会来说，随着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参与甚至领导执政（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仅只是停留在抵制民粹主义的方式已经不够了，更需要研究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所带来或可能带来的问题。它本身是否意味着一种民主的重构，抑或它会促使主流政治在应对导致民粹主义根源问题时的民主的重构？一旦这些带有反建制诉求的力量进入政府，他们还能否保留其原有的反建制立场？此外，那些反对民粹主义执政联盟的政党是否也采用了民粹主义的语言，由此而导致“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t democracy）”的螺旋式上升？[16]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民主的重构已经不能只是局限于传统的民主理论和制度范式了，需要从建设性的意义上把民粹主义的一些合理诉求纳入到重构进程中。同时，无论民主的重构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其核心都在于并赋予民众替代性的选择机会。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魏银萍）
[1]Cas Mudde ,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 2004, p.543.
[2] https://www.ft.com/content/88c188de-7bf411e6-ae24-f193b105145e. Last accessed on Dec. 30, 2016.
[3]与历史上的极右的法西斯政党不同，目前欧洲的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自由主义民主但不反民主本身，反移民、反欧盟但并不一定表示种族主义；普遍强调和主张更为严厉的法律和社会秩序，而这与各种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的思想主张更为接近。林德山：《左与右的共奏——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现状、影响及未来》，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12期。
[4] Benjamin Moffitt and Simon Tormey, “Rethinking Populism: Politics, Mediatisation and Political Style”, Political Studies, Vol.62,2014,pp.381–397.
[5] Marco Tarchi, “Populism: Ideology, Political Style, Mentality?”,Czec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016, pp.95-109.
[6] Emmanuelle Reungoa, “Anti-EU Parties and the People: An Analysis of Populism in French Euromanifestos”,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1, No. 3, 292–312, September 2010.
[7]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 September 2004, p.543.
[8] Kenneth Newton and Jan W. Van Deth,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Democracies of the Modern World,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07.
[9]民主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政治宽容、对其他公民的信任以及积极的社会资本。See: Paul Kubicek, European Politics, Longman, 2012, p.240.
[10] BenjamínArditi, “Populism as a Spectre of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Canovan”, Political Studies,2004 VOL 52, 135–143.
[11] Marco Tarchi, “Populism: Ideology, Political Style, Mentality?”, Czec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016, p.104.
[12] CasMudde,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Pathological Normal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3（2010）, No. 6, 1167–1186, November 2010.
[13] Cas Mudde ,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 2004.
[14] Populism in Europe’, EUROPEAN CULTURE AND POLITICS, https://www.futurelearn. com/courses/european-culture/1/steps/101552.
[15] BenjamínArditi, “Populism as a Spectre of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Canovan”, Political Studies: 2004 VOL 52, 135–143.
[16] Cas Mudde ,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 2004, p.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