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产权逐渐清晰，但从公司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先有公司，后有《公司法》，这也是当时我们创业最困难的地方。所谓的“84派”企业家和“92派”企业家，区别也在这里。
“84 派”是在 80 年代没有产权概念的制度环境下创业的，以事业为导向，企业家个人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
而“92 派”企业家的创业环境相对要好很多。1993年国家颁布了《公司法》，从那以后，在中国“什么叫公司”这件事情才有了法律上的框架。
没有《公司法》以前怎么控制公司？当时海南的情况就特别乱。管理一家企业基本上就靠两个人，一个是兄弟，一个是女朋友：兄弟管公司，女朋友管章子。逃跑的时候，基本上你自己和这两个人一跑，这个公司就散了。
这不是天方夜谭，曾经就有一个这样跑掉的人回来找我。他当时带着女朋友、卷着钱跑到了南美，最后给公安局发回来一个传真，说他在南美出了车祸，横死街头。
这个兄弟去年回来了。回来以后，匿名发了一条短信给我：“哥们，我还活着”。当时我就觉得这条短信很突兀，怎么说“还活着”？难道是曾经死了的人？我一打电话，果然是这个人，说他回来了，得见一下。
我们约在一个不太明亮的地方见面。他很坦率，带了公安局的人过来。见了以后，他拿出身份证和一本护照，对我说：“大哥，兄弟我现在没问题了，公安在这儿作证，大哥可以放心谈事。”当时海南就是这样，没有《公司法》，大部分都是按照江湖规矩办事，所以比起很多企业家，我有更重的江湖习气。
《公司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直到《公司法》出现以后，我们才开始慢慢了解怎么管理公司的组织形态，开始设立董事会和法人。
1991年创办公司的时候，我们平均年龄25.6岁，我是24岁。我们自认为是“暴发户”。“暴发”以后，哥们几个决定送我去美国长见识，还说要多带点钱，别让人家看不起我们，就给了我4万美金。
1994年，我去了美国。到了当地，发现现金用起来不方便，就把钱存在一个朋友的信用卡里，一通乱刷，以至于银行认为那个朋友消费得太不正常，可能是准备自杀，不断打电话给他。
那个朋友当时正在美国鼓捣一家公司，我通过他认识了和他一起创业的伙伴，谈得很欢，就决定一起创立一家新公司。我大概投了30万美金，公司交给他们管理。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现代公司”这个概念。
回国后，这家新公司接到一些项目，忙活了一通就说要上市融资，股份要卖18.5美元/股。我原来的几个哥们觉得融资这回事太难理解：按我们的“土说法”，我投钱再少是金子，最后长最大都是靠原来那点儿金子，不能说个儿长大了，我投的金子就变成不值钱的土了，股份都握在别人手里。
美国回来的那几个合伙人就说，“你们在这儿这么土，新的投资人会不乐意投资。”他们的意思是，希望我们退出。
高级投资人入股后，更不希望我们几个土鳖在公司搅和，就给了我们一个不错的价格，我们当时觉得挺划算，就主动退出了公司。后来，这家公司成了留学生回国创业、上市的招牌公司，现在粗略估算一下，我们的损失大概是1亿美金。
所以，“92 派”和“海归”的差别就在这儿。我们“92 派”当时不懂市盈率、PE、估值、团队，1997年“海归”回来以后，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企业制度也有了很大进步，也终于让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和公司的关系。这是关于企业的一条发展线。
另外一条发展线，是企业家群体的变化。从1984年到现在，这些年轻的企业家，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主流人群当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人群去创业，取代了之前社会边缘人口做生意的现象，这是一个转折。
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棒的一批人，他们使市场经济变成了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业、律师、投行都裹进来，市场变得非常有活力，造就了BAT这些大企业。
在回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改革才是最重要的。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有法治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只有在这样的体制中，才有最优秀的企业家跳出来。就像开奥运会一样，订立的规则要非常清楚，没有人敢挑战，这样的奥运会才是好的奥运会。没有清晰的规则，事情都是村里狗蛋儿和二嘎子说了算，哪怕是狗蛋儿他妈、他爸，再牛也不一定能做出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