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史，更是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这样的史笔开篇，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样的诗笔收尾，用概括性的语言点明诗题“长恨”，可谓诗与史的珠联璧合。当安史之乱掀起的历史尘埃，伴随李隆基、杨玉环缠绵天地的爱情悲剧，在白居易笔下飘然落定，而诗的传奇却刚刚开始。李杨故事本身便戏剧元素多多，加之诗豪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运以绝妙生花之笔，自然有声有情，可歌可泣。一听渔阳鼓，何人不黯然。恨同天地久，歌假乐天传。其才调风致，旖旎悠扬，无愧于“才人之冠”（贺贻孙《诗筏》卷上，《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39页），无愧于“古今长歌第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3，226页）。不仅文人学士叹为不可及，妇孺歌姬亦喜闻而乐诵，可谓雅俗通赏，于是不胫而走，远播海外。白居易由此被呼为“《长恨歌》主”。
但他恐未料到，关于这个长歌的主题，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一篇长恨有风情，风情关处几纷争。主要观点有爱情说，兼含纯情说、同情说、惋惜说、感慨说、自伤说、歌颂说，又细别为帝妃爱情说、典型或普遍爱情说、作者寄托说、人生感叹说、爱情品格说等；讽谕说，兼含无情说、惩戒说、政争说、暴露与批判说、解剖制度说、有情婉讽说、婉转劝讽说等；感伤说，兼含时事变迁说、人生或生命创痛说、终极意义说等；隐事说，兼含逃日说、女冠说、流落民间说、背叛爱情说等；双重主题说，兼含讽谕与爱情兼有说、带讽喻的同情说、带同情的讽喻说、矛盾主题说、主题转移说、形象大于思想说、正副主题说、表层深层主题说等，又有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泛主题说……或干脆称为风情说，或长恨说。
归纳起来，爱情说、讽谕说、双重主题说，历来是争论的主要焦点。日本学者大都持爱情说。若了解白居易和《长恨歌》在日本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则这个倾向不容无视。回溯《长恨歌》研究史，现代意义上的论文亦始自日本，即1912年6月松尾乐山在国学院大学出版部《国学院杂志》第18卷第6期发表《〈长恨歌〉的杨贵妃》。就国内而言，则始于俞平伯1927年11月15日撰写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1929年2月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2期。此后迄今，研究者队伍中不乏陈寅恪、胡适、岑仲勉、夏承焘、马茂元、卞孝萱、黄永年、王运熙、吉川幸次郎、松浦友久等中日文史名家。
一部作品，尤其是涵容抒情的叙事诗，其价值、其魅力，自然绝非止于“主题”。仅从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来看，《长恨歌》者，即歌长恨，歌咏爱之长恨也。白居易自编诗集，《长恨歌》被置于感伤诗，而非讽谕诗；编成后自题诗又称“一篇长恨有风情”（《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戏赠元九李二十》），说明他写《长恨歌》是为歌“风情”而作。当一千二百多年前，临近岁末的那个下午，或者黄昏，白居易与两位朋友——秀才陈鸿、道士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起五十多年前的天宝往事，涌上心头的，首先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缠绵悱恻、可歌可泣的爱情悲剧。而这一希代的爱情悲剧背后，还有白居易自己早年的恋爱经历。他与少女湘灵相恋，后虽忍痛分手，但却未能忘怀，《寄湘灵》《寒闺夜》《生离别》《潜别离》《感情》等诗皆可参证，作于《长恨歌》同时的《冬至夜怀湘灵》写道：“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与《长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翡翠衾寒谁与共”正可互文。白居易笔下的这一传说，饱含着对爱情超越生死的讴歌，也暗寓着诗人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深衷。
窃以为，世间美好有三大要素：其一，时间忌太长，要短暂一些，如镜花水月才美好，世间美好不坚牢，彩虹易散琉璃脆；其二，空间忌过近，须隔河相望，可望而难即，如蒹葭之境才美好；其三，结局忌圆满，略有遗憾才美好。在白居易笔下，于李杨二人而言，那是一场政治与爱情的双料悲剧，但也恰因这千古遗憾方铸就《长恨歌》那超越时空的心灵震撼。
长诗先写热恋，突出贵妃之美，玄宗之恋，对因此而误国之事，虽有讥讽，但绝未遮掩主干。相当复杂的历史情节，只用删繁就简的几句诗就交代过去，裁剪开来，而着力在情的渲染。虽然从反思的角度点出造成悲剧的原因，但对悲剧的主人公主要是寄予同情和惋惜。次写兵变妃死，悲剧铸成，玄宗肠断。这是悲欢荣辱极端对比的写法。再写物是人非，刻骨铭心，思念无望。刻骨之相思，乃衍为不绝之长恨。笔调婉转细腻，却不失雍容华贵，全无半点纤巧之病。明明是悲剧，却写得那样超脱。此时，恐只有入仙，方能一纾主人公之长恨。于是过渡到写天人永隔之长恨。人世间破灭的爱情，只能在仙界延续；在仙界里，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隔这真挚的爱情。在仙界里，人间真情得到寄托，爱情从而获得永恒。虽然是艺术虚幻，但包含着对人生的肯定、对爱情的讴歌。由乐而悲，而思，而恨，构成全诗的感情脉络，其间因果关系密切而分明，跌宕却自然。
李杨二人的永恒分离与痛苦思恋，使读者感到，愈是饱含泪水不懈地追求与思恋，其分离就愈具悲剧意义，感伤的心灵就愈沉重，使人冥冥之中感到的那份无可奈何的心灵负荷就愈丰富。在这一意义上讲，“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已然带领读者，将政治和爱情悲剧放大开来，上升到人生悲剧、时代悲剧、宇宙悲剧的境界。生死、爱恨、天人，正堪称《长恨歌》三重境界的关键词，引导我们揭底《长恨歌》的谜与魅。
在写给挚友元稹的信中，白居易举出歌姬因能唱《长恨歌》而增价的事例，可见《长恨歌》在当时民间的流行度，而既惊又喜的语气，也透露出其自矜自爱。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甜蜜爱情，从李白《清平调》和杜甫《丽人行》中仿佛可见，而马嵬之变将这段帝妃之恋匆匆画上句点。杜甫《北征》以“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为帝王讳，将杨贵妃比作祸国的褒姒、妲己，透露出当时大部分文人的立场；陈鸿为《长恨歌》总结的意旨，也是“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但《长恨歌》绝未板起面孔来作政治说教，诗人始终徘徊在爱恨之间，理难清，言难明。朦胧而丰富的意韵，自然也使不同的读者对《长恨歌》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评价。所以，在中国诗史上，《长恨歌》的主题和意旨，相伴着它的艺术魅力，恐怕永远都是说不完的话题。
在顿挫淋漓、风华掩映的绝美诗句背后，不仅可以形象感知那曾改变一代历史走向的安史之乱，更可体会诗人对爱情、对人生的超越性思考。对当年这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县尉而言，山水盘曲而深厚的盩厔（今作周至）历史文化，也是成就这部经典所不容忽视的地域因素，正是呼吸彼地彼时的文化气息，白居易才能在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将李杨故事超越其具体性、个别性，凝铸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间传奇，贯其才情，凝于笔端，写就这词清意挚的千古绝唱。
但是，《长恨歌》的接受史，绝非一路鲜花，皆为赞美，它曾受到诗旨与诗艺的双重责难。宋代诗评家主要是非难《长恨歌》的露骨和失礼，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拈出“六军不发争（无）奈何，宛转蛾眉死马前”的诗句，指斥诗人“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矣”（《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97，324页），并与惠洪《冷斋夜话》一样，同举杜甫《北征》加以对比。张戒《岁寒堂诗话》则举杜甫《哀江头》为例，称赞杜诗识君臣之大体，其词婉而雅洁，其意微而有礼。从曾巩、苏辙、洪迈、张邦基、陆游，直到宋末的陈模、赵与峕、俞文豹、车若水，亦颇有质难。不过历史是公正的，汪立名就对此种质难有所辩驳，其论略云：“此论为推尊少陵则可，若以此贬乐天，则不可。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自与《北征》诗不同。讳马嵬事实，则‘长恨’二字便无着落矣。读书全不理会作诗本末，而执片词肆议古人，已属太过，至谓歌咏禄山能使官军云云，则尤近乎锻炼矣。……然陈（鸿）传中叙贡妃进于寿邸，而白诗讳之，但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安得谓乐天不知文章大体耶！倘有诅其谬以罗织少陵者，必将以少陵《忆昔》诗‘张后不乐天子忙’句，为失以臣事君之礼；‘百官跣足随天王’句，为歌咏吐蕃追逼代宗，又岂通论乎？”（《白香山诗·长庆集》卷十二《长恨歌》后批）此可谓通达之论。
《长恨歌》中公认的名句“梨花一枝春带雨”，因入选“四雨”而受到称赏，即使如此，也有人嫌其有脂粉气，此言出自宋人陈善的《扪虱新话》：“予与林邦翰论诗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带雨’句虽佳，不免有脂粉气。”（《四库全书》本《说郛》卷二十二上）还有人认为，“梨花一枝春带雨”不免气韵近俗，如宋人周紫芝《竹坡诗话》就说：“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东坡作送小人词云：‘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黄金手，不能为此也。”（《历代诗话》，346页）不过，清人薛雪《一瓢诗话》驳之云：“白香山‘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有喜其工，有诋其俗。东坡小词：‘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人谓其用香山语，点铁成金。殊不然也。香山冠冕，东坡尖新，夫人婢子，各有态度。”（《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01页）应该说东坡此二句不是尖新，实属儇薄，远不如香山原句之丽而正也。方回云：“淡处藏美丽，处处著工夫。”香山原句足以当之。
宋元通俗文艺的兴起，悄悄改变了《长恨歌》的命运。描写这一题材的作品，金院本有《击梧桐》，元杂剧有庾吉甫《杨太真霓裳怨》和《杨太真浴罢华清宫》、关汉卿《唐明皇哭香囊》、岳伯川《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宋元南戏有《马践杨妃》。元诸宫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中，也有杨贵妃遗骸被马蹄践踏的记述。伴随李杨故事成为热门题材，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取《长恨歌》“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句，敷演君妃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赋予唐明皇悲剧人物之定位，对后来洪昇的杰作《长生殿》多有启发。进入明代，在新的文艺风气中，叙事诗学视角兴起，评家开始以全新眼光看待这一长篇，相对适宜的时空间隔，使《长恨歌》迈向经典。
明初瞿佑得风气之先，其《归田诗话》评价说：“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认为《长恨歌》已臻文章妙境。此后虽仍不乏非议，但《长恨歌》作为“古今长歌第一”的经典地位已然确立；不仅在民间传诵，也为诗歌选家所重视，频频进入各类诗选。明人唐汝询虽然批评《长恨歌》“格极卑庸，词颇娇艳；虽主讥刺，实欲借事以骋笔间之风流”，《唐诗品汇》收《琵琶行》而未收《长恨歌》，就是因为“其多肉而少骨也”（《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卷二十五“中唐七古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26册，115页），但其《唐诗解》却表彰《长恨歌》乃“长篇之胜”，“余采而笺释之，俾学者有所观法”（《唐诗解》卷二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69册，818页），特别强调其典范意义。《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的编者周珽更有高度评价：“作长篇法，如构危宫大厦，全须接隼合缝，铢两皆称。乐天《琵琶行》《长恨歌》几许胆力，觉龙气所聚，有疑行疑伏之妙，读者未易测其涯岸。” 清代以降，贺贻孙、黄周星、吴乔、徐增、沈德潜、宋宗元、吴北江等诗选者和诗评家大都给予《长恨歌》赞美之评，赵翼更断言：“《长恨歌》自是千古绝作”；就作者而言，“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仅凭《长恨歌》和《琵琶行》，白居易即已声名不朽，“况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工且多哉”（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四，37页）！赖学海也有相似感慨：“人有一诗之传，遂足千古者，白香山之《长恨歌》是也。有此才笔，遇此佳题，而又恰与才称。香山一生遭际，无过此矣，况翼之以《琵琶行》哉！”（《雪庐诗话》，光绪十八年顺德刻本）这位布衣才子，与赵翼这位文史兼胜的大家，皆堪称白居易和《长恨歌》的知音。
不同于《琵琶行》咏写知音之叹，《长恨歌》咏写天人之恨——生死脱蒂于爱恨，爱恨长萦于天人，这大概是《长恨歌》的不朽魅力所在。《长恨歌》之魅，与《长恨歌》之谜，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长恨歌》之谜在其主题，《长恨歌》之魅在其视角。《长恨歌》的视角偏于客观，叙述中蕴含抒情，相对知性一些；《琵琶行》的视角偏于主观，叙述乃为了抒情，相对感性一些。二者均有叙事成分，只是《琵琶行》的故事事出偶然，偶然遇到陌生的异性知音，是现实题材；《长恨歌》的故事事出必然，必然因重色而思倾国之恨（《唐诗三百首》评云：“思倾国，果倾国矣。”），是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的《琵琶行》，在偶然中亦因主人公白居易之“多于情”（陈鸿《长恨歌传》）而存在必然；历史题材的《长恨歌》，在必然中亦因作者视角的别样而存在偶然。不过一《歌》一《行》，皆以长庆歌行体，又多有相通之处。明人黄姬水即云：“《琵琶行》即《长恨歌》之流也。”（《憨斋珍藏书法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19页）而《歌》先《行》后，《琵琶行》的构思和撰就，其实在白居易心中，又颇有欲在《长恨歌》这一成名作基础之上，加以取舍避让之意，后来居上之愿。《长恨歌》节节之间往往音韵蝉联，《琵琶行》则在蝉联之外，颇留意节奏之顿挫。从《歌》到《行》，由渭水之滨来到浔阳江畔，见证了白居易从青年步入中年，春花之胜转为秋实之美，而恰如《长恨歌》的历史传奇有诗人早年身世和初恋的投影，《琵琶行》中的现实，其实也寓指着一段中唐世态人心的历史侧影，其间正可互文！而引其先声的《长恨歌》，也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生死与爱恨，天地与人世，多重互文中，以一代诗豪的短暂之思，惊艳了那段时光，牵动起永恒之美，令人百读不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