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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张齐贤著《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在叙述名臣杨凝式诸多事迹后，笔锋一转，讲洛阳谈歌妇人杨苎萝的才艺故事：

有谈歌妇人杨苎萝，善合生、杂嘲，辨慧有才思，当时罕与比者。少师以侄女呼之，每令讴唱，言词捷给，声韵清楚，真秦青、韩娥之俦也。少师以侄女呼之，盖念其聪俊也。时僧云辨能俗讲，有文章，敏于应对，若嗣祝之辞，随其名位高下，对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构，少师尤重之。云辨于长寿寺五月讲，少师诣讲院，与云辨对坐，歌者在侧。忽有大蜘蛛于檐前垂丝而下，正对少师与僧前。云辨笑谓歌者曰：“试嘲此蜘蛛。如嘲得着，奉绢两疋。”歌者更不待思虑，应声嘲之，意全不离蜘蛛，而嘲戏之辞，正讽云辨，少师闻知绝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绢五疋来。”云辨且笑，遂以绢五疋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吃得肚罂撑，寻丝绕寺行。空中设罗网，只待杀众生。”盖讥云辨体肥而壮大故也。云辨师名圆鉴，后为左街司录，久之迁化。

少师指杨凝式，五代最著名的书家。他出生于唐后期著名的文化世家，遭逢乱世，只能与世浮沉，好在依附洛中张全义家族，无灾无难到公卿，平日也诗酒醉狂，常出入寺庙。僧人仰慕他的才艺，多刷粉墙以供他挥毫。上述这段故事时间不详，总在他进少师后，至少已经七十五岁。遇到这位伶牙俐齿的谈歌妇人，又是同姓，就以侄女视之。叔侄嘲讽的对象，是这位“能俗讲，有文章，敏于应对”的老僧云辨。云辨是杨的好友，在寺中对坐谈论，辈份稍低的女歌者在侧侍立。一只大蜘蛛的加入，引出有趣的话题，云辨好事，出重赏要歌者嘲蜘蛛，歌者应声而就，句句嘲蜘蛛，句句讽老僧，因云辨“体肥而壮大”，与饱食的蜘蛛成趣比，僧人不杀生，蜘蛛张网的目标只是要捕杀飞虻过蚊，以此嘲笑老僧，自是充满欢趣。杨凝式兴奋莫名，老僧也乐不可支，马上奉绢五匹。

以上内容是存世文献中关于这位能俗讲的高僧的全部记录。如果没有敦煌藏经洞的偶然发现，留在典籍中的只有这位被小女子调侃的胖和尚了。如果仔细阅读，可知云辨“敏于应对”，祭祝时“千字皆如宿构”，大约平时也善于嘲讽，且占尽便宜，偏偏此次落了下风。

敦煌遗书中发现大批圆鉴大师云辨的作品，足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他的成就。

斯四四七二收《左街僧录与缘人遗书》，署其名为云辩，末云“时广顺元年六月十八日迁”，是他去世的时间。书云“帝释庄严，难过于七十九岁”，又云“即于今载夏六月二十八日，思觉缠痾困楚，举止苍惶”，可知他去世时为七十九岁，即生于咸通十四年，恰与杨凝式同年出生，生卒年用公元表示为873951。死亡日期有十天差别，或因传抄有讹误。遗书较长，不全录。据此可知他“师资幼礼，丱（guàn）岁抛亲”，此后则“萤窗夜就，讨诸佛出世之因缘；蟾影夕窥，究圣贤离尘之旨趣”，是说曾发愤广读内外经典。又说：“荐逢昭运，数值时明，别俗早离于三峰，名第获彰于四水。”此节述他早年经历。唐亡那年他三十五岁，三峰指华州，可能他就是华州人。又云：“承明圣之师章，授德皇之服命。累沐见过，礼戢教门。两京之演法年深，薄德而自量郑露。而又偏受梁苑信士曲奖彻情，每推于帝阙皇都，迥维持于神京胜府。”这里不仅说到自己的讲法得到皇家之礼敬，累次莅寺礼敬，且数度在洛阳、汴京迁徙中，曾住长寿寺、相国寺等名蓝，得到官府、信众奖扶和追随。他说自己的工作，只是“常敷圣义，永诱缘人，劝门徒出拔六尘，化俗谛免离于八苦”，即在俗讲佛义中，引导有缘人出脱俗尘，免离苦难。

在遗书最后，有李琬的附记：

大德参寻圣境，远达梁京，偶因听规清谈，说本道风化，而乃顿回愚意，倾心归依。二年来往，一无供须，所令迭纸挥毫。故并辞惮切认。广敬西天梵语，多重东国文章，更能无染无违，必究真空真义。时显德元年（954）季春月蓂开三叶，长白山人李琬蒙沙州大德抄记。

云辩在生命最后两年曾到汴京说法，李琬似为沙州归义军之使汴人员，因为听法得接谈，介绍本道佛教情况后，即多追随归依于云辩。而且，云辩讲法的成就为边陲的“沙州大德”知闻，因让李琬抄录文本，远传敦煌。这也就可理解为何敦煌能够保存那么多云辩的作品了。

敦煌遗书中的云辩作品，以斯四四七二所录为大宗，一是欠缺总题的一组十首七律，《敦煌歌辞总编》卷三拟题为《修建寺殿募捐疏头辞十首》，《敦煌僧诗校辑》则拟题作《上君王诗十首》。二是《十慈悲偈》十首，原题《右街僧录圆鉴大师云辩进十慈悲偈》。三是伯二六○三存《赞普满偈十首》，有序云：“再庄严普满塔六层囊网，别置两层板舍，抽换勾栏，及内外泥饰、赤白软亘等，都计料钱一千五百贯文。奉为□国及六军万姓，再修普满塔。开赞，请一人为首，转化多人，每人化钱十文足陌。谨课偈词十首，便当疏头。”是为重修普满塔开赞而作。四是《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见斯七，斯三七二八、伯三三六一稍有残缺。原署“左街僧录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五是《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见斯三七二八，有一段尾题，《文史》第七辑中周绍良《读变文札记》谓出《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二载隋文帝建舍利塔敕，与本文无关。六是我怀疑伯三八○八《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可能也是云辩的作品。该文作于唐明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即长兴四年（933）九月九日明宗诞节，全篇用二十九首七律穿插讲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称赞明宗之奉佛与勋业，并附十九首七言绝句，咏赞明宗末年之人事与政绩。虽然目前还无法确认即云辩作，但前引云辩“若嗣祝之辞，随其名位高下，对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构”，以及大多由七律组成的讲唱风格，与前引各组风格是一致的。若然，则是年云辩六十岁，正是他精力最鼎盛时期的作品。

云辩存世作品如此之丰富，在这篇小文中显然无法作全面介绍，但可举例作些解说。

先说《十慈悲偈》。分十首，有《君王》《为宰》《公案》《师僧》《道流》《山人》《豪家》《当官》《军仵》《关令》的小题，首句都是“君王若也起慈悲”之类劝善之句，向社会各种人等发出向善恤众的呼吁。《君王》缺末句，录《为宰》《豪家》两首如下：

为宰若也起慈悲，忧国忧家道不亏。匡赞一人行圣德，停（原作亭，据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改）腾四海总和毗。既能奏谏当三殿，又且清通润百司。若劝君王能治化，无征无战胜尧时。

豪家若也起慈悲，怜念贫寒好行施。机上用机（陈祚龙校作“计上用计”，《敦煌僧诗校辑》作“济上用济”）何要学，利中生利不须违。亲情久阙恩怜取，奴婢辛勤体悉伊。处处用心除我慢，人生能得几多时？“为宰”，周绍良录作“为官”，与后《当官》意重，从内容和顺序看，显然是议论宰相之责任。宰相是君主的辅佐，所谓“匡赞一人行圣德”，即指此。宰相的责任是给君主提供建议，弥补偏失，也要将君主的意愿贯彻执行。云辩特别强调宰相必须做到“忧国忧家”，既能金殿奏事，直言行谏，又要沟通百官，使政令畅通无阻地得到落实。宰相如果劝谏君主实行教化，达成天下太平，使四海升平，百业和睦，没有战争，没有折腾，那就如同尧舜大治了。“豪家”是富豪贵显之家，云辩特别要求他们怜恤贫寒，多行善事：亲人久疏音问，应该主动问候关心，奴仆身份虽然卑贱，但服勤日常，也应该加以体悉，即体会了解。“富家”最大的缺憾是不断追求财富，因富而生骄慢，云辩请他们理解，人生很短暂，富贵能有几多时，能够处处用心，关心他人，去除轻慢，自己会更多地得益。十首诗，每篇都讲这样的道理，意思浅显，总是引人慈悲行善。虽然就艺术性来说，不算优秀，接近七律，近于合格，但对社会文化水准并不太高的大众来说，让他们听得懂，能够理解，云辩尽了很大努力。

《赞普满偈十首》末题“开运二年（945）正月日，相国寺主上座赐紫弘演正言当讲左街僧录圆鉴（下缺）”。下缺文字可能是“大师云辩”等，是云辩在汴京主讲大相国寺时，为六层普满塔再度庄严而作。虽然唐代有潞州僧普满的事迹，但估计与此塔无关，陈祚龙认为“或即佛化普遍因果圆满之谓”，也可说通。内容则为修塔募捐而作，故十首的内容反复叙说此塔之历史、景致、功用以及多年未修之现状，请“六军万姓”捐助，自己则先为疏头。录第二、第九首如下：

巍峨长惹瑞烟浓，奇绝般输显盛踪。灿烂金轮过百尺，玲珑枓栱迭千重。风高佛寺鸣天乐，雪霁神州耸玉峰。几度曾登瞻宇宙，一层内礼紫金容。

至德年修岁月遥，砖阶经雨滴来坳。画檐坏为多虫穴，丹雘昏缘足鸟巢。尘染御书悬户额，风飘蛛网挂林梢。今开讲会同严饰，施利全凭导首抄。

前引第一组缺题的十首，拟题《修建寺殿募捐疏头辞十首》，大体近是，内容是另一次佛寺劝捐活动的讲辞。第一首云：“去年开讲感皇情，敕旨教书云辩名。缘得帝王垂圣泽，遂令佛会动神京。筵中日月门徒集，座上朝朝施利盈。圣主寻宣天使造，讲堂功德立修成。”去年开讲是为造佛堂，而且惊动了君王，敕书直接说到云辩之名，因此震动汴京，门徒募施，天使（皇帝的使节，一般指宦官）督造，取得巨大成功。其次则讲到本次求施的缘由是：“八十馀年梁栋材，频遭雨烂与风摧。欹斜损漏门长闭，破坏荒凉讲不开。”具体是前头门屋：“后面讲堂修毕备，前头门屋盖周旋（陈祚龙校作“全”）。两般功德无亏阙，帝主门徒一讲钱。”是去岁工程的延续，应该一体完成。第七首则将大修后的效果画出：“端严大殿画应难，天匠修成匪等闲。八座柱排医王宝，三尊耸立紫金山。深凝瑞气通霄汉，常展慈光照世间。启讲重修成就了，奏闻须到悦龙颜。”佛殿庄严，慈光普照，龙颜欢喜，大众蒙益。第九首还说到完成时间与财务管理：“三个月中还见就，一钱管取不参差。”这组诗估计也是在汴京所作，连前修普满塔，即有三次化缘。化缘的本意是寺院请求信众布施，也是寺院与信众交集的重要途径。云辩的两组作品，起了这样的作用。

《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总题为后人所加，更稳妥的标题应该是“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虽然僧人出家后，就与俗家断绝了关系，所谓沙门不拜君亲，即此义。但中国佛教的最大成就就在因缘随俗，不违世情，因此也赞同行孝事亲。佛学大师宗密晚年返乡探亲，亲自注讲佛门事亲之《盂兰盆经》，并自称“充国沙门”，用故里之古名，就表达这种立场（参冉云华《宗密》说）。云辩首标主旨：“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佛的尊贵就是广行孝道。他引用许多孝行故事：“慈乌返哺犹怀感，鸿雁才飞便着行。郭巨愿埋亲子息，老莱欢着彩衣裳。”“泣竹笋生名最重，卧冰鱼跃义难量。”这些多是二十四孝里的故事。然后提出日常生活之细节要求：“四邻忿怒传扬出，五逆名声远近彰。若是弟兄争在户，必招邻里暗迁墙。至亲骨肉须同食，深分交朋尚并粮。”这是从邻里、兄弟、亲朋的立场来说。“晨昏早遣儿妻起，酒食先教父母尝”，即要勤于事亲，供奉酒食。“生前直懒供茶水，没后虚劳酹酒浆”，则是说死后祭祀不如生前勤于奉养。“如来演说五千卷，孔氏谭论十八章。莫越言言宣孝顺，无非句句述温良”，充分强调儒、佛虽然论说有别，但立论都是要人行孝温良。

《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一篇，篇幅较短，从受胎养育子女说起，讲到孩子渐渐长大，“女即使闻周氏教，儿还教念百家诗”，要家长重视儿童教育。压座文也叫押座文，是讲经变时的开场部分。

最后要说到《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此篇虽然无法确认是云辩所作，但内容则为在唐明宗生日庆典上，对皇帝与满朝文武百官讲说佛经，用讲经说唱的方式，称颂明宗重兴佛法、治理天下的成就，顺便称颂重要的王公大臣，属当代政治评述类的作品。在唐五代通俗文学中，应占有重要地位。

唐五代享有重名的俗讲僧，其实只有文溆、云辩、保宣等几人。文溆更为世所知，但未有作品留存；云辩则因沙州在他身后不久之及时传录，因而得有较多孑存。当然，可能在云辩一生无数次的俗讲生涯中，保存至今的仍属九牛一毛，但已经很珍贵。云辩不是开宗创派的佛学大师，也不是著作等身的学术名宿，他就是今日所说的“名嘴”，沟通朝野，沟通僧俗，把佛教深奥复杂的大道理，用最通俗明白的话语，用讲唱结合的方式，影响着社会民众。他的作品够不上经典，艺术上确很粗糙，但那时已经远闻西陲，谁能说他的工作没有意义呢？文学史上应该有这位和善而肥胖的僧人浓重的一笔。

前辈学者陈祚龙撰《关于五代名僧云辩的诗与偈》（收入《敦煌学海探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周绍良撰《五代俗讲僧圆鉴大师》（收入《敦煌文学刍议及其他》，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已经分别撰文论列，我仍愿意略作介绍，以期引起更多人关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