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与武昌
奔流浩瀚的长江横贯中国大地的东西，联接了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些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中，南京与武汉，更是以文学名城而为世所瞩目。其中，武汉与南京相较，虽然远不及后者辉煌，但唐代诗人崔颢游历武昌时所题的《黄鹤楼》诗，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使武昌或者说武汉这座城市熠熠生辉，平添了无数令人向往的魅力。而一千年后的著名学者、文学家汪中流连武昌，所作的《黄鹤楼铭》《汉上琴台之铭》等散文名作，又使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神韵，文化内涵更为丰厚。
汪中（1744-1794），原名秉中，字庸夫，由于老吏书册，误落“秉”字，因而改名中，改字颂甫、容甫，尤以容甫为时人所称。清代江苏江都人。七岁时父亲去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生活极为艰辛。由于家境贫寒，他最初的启蒙教育是由母亲负责的，“母氏授以小学、《四子书》。及长，鬻书于市，与书贾处，得借阅经史百家。于是博综典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江藩《汉学师承记·汪中》）。通过鬻书自学，汪中博通经史、诸子百家，精擅文辞，成为有清一代杰出的学者与骈文家。乾隆三十三年（1768），汪中到江宁应乡试，据说已确定中试，但最终还是落榜。当时江苏学政谢墉极为钦服汪中，曾向人称道：“予之先容甫，以爵也。若以学，则予于容甫当北面矣。”（王引之《汪容甫先生行状》）汪中在二十八岁时所作的《哀盐船文》，被著名学者杭世骏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由于博学与精擅文辞，汪中自年轻时起，就被沈业富、朱筠、冯廷丞、谢墉等达官显宦们所礼遇。自二十多岁时起，汪中主要以游幕维持生计，其间也以鉴别或售卖书画、金石、古董获取收入。在谋生的同时，他致力于经史学术研究，成为名震当时的布衣学者，为学界所见重。乾隆五十九年（1794），汪中应浙江盐政戴全德之招，赴杭州校勘文澜阁《四库全书》，因饮酒过多，突发疾病，与世长辞，时为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公历12月12日）。汪中的著作以《述学》著称于世。汪中生前好友、著名学者王念孙论及《述学》云：“容甫澹雅之才，跨越近代……，其文合汉、魏、晋、宋作者，而铸成一家之言，渊雅醇茂，无意摩放，而神与之合，盖宋以后无此作手矣！”对其可谓推崇备至。
乾隆五十四年（1789），汪中应湖广总督毕沅之聘，前往武昌，成为毕沅幕府中的一位幕客，在武昌度过了将近一年半的时光。在游幕武昌期间，汪中正值中年，他的文学才华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展露，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最著名的篇什不得不推为武汉两大名胜所作的《黄鹤楼铭》与《汉上琴台之铭》了。
黄鹤楼铭（并序，代毕尚书作）
江出峡，东至于巴邱，沅、湘二水入焉；又东至于夏口，汉水入焉。于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牁，南自桂岭，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经半天下，皆汇于是，以注于海。而江夏黄鹄山当其冲，江环其三面，再折而后东，故地形称险焉。县因山为城，山之西有矶，起于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恒数里，于形为尤险。其上为楼，咸取于山，以为名。始自孙吴，郦氏著之；《齐》《梁》二书，并载其迹。于后，楼之兴废，史莫能纪。乾隆元年，大学士史文靖总督湖广，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壮闳丽，称其山川。历年六十，坚密如新。其下，则水师蒙冲在焉。岁以十月都试，吴戈犀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货之所凑，道路昼夜行不休，著籍户八百万。公私舟楫，列樯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弥望。无高山深林之蔽，桴鼓一鸣，上下百里，若示诸掌，奸宄无所匿其迹。惟江夏自宋立郢州以来，代为重镇。国家疆理天下，慎固封守，常以尚书、侍郞镇抚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城冠盖，四至趋风，驿路剧骖， 轩之使，不日则月。西南际海，属国以百数，终王受吏，累译来庭。往反上都，皆道于此。守土之吏，率会于兹楼。以饮食之礼亲其僚友，不降阶序，而民风、穑事胥可知也。洎夫王臣咨诹，每怀靡及。舌人体委，怀柔远人。治官莅民，礼宾诘戎。邦之大事，于是乎咸在。外以设险，内以经国，地势然也。其有逐臣羁客，登高作赋，感物造端，可兴可怨；丹邱羽人，云水栖游，徜徉乎其地：均足以发抒文采，增成故实。沅始释褐，文靖以元老在朝，先后序同岁，为衣冠盛事。蒙恩扬历，兹继其武。既欣践于胜地，且感遗构，乃为铭曰：
海有神山，河惟底柱。巨灵爰辟，列仙攸处。乐哉斯邱，曾城之颠。上标崇观，下俯大川。柱天不倾，障江欲回。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会是程，蛮荆斯控。光映鸟帑，势吞云梦。四野厎平，八窗洞属。登若冯虚，望惟极目。朱衣行水，毛人堕城。梦有先兆，神或不经。大别西踞，樊口东趋。神禹明德，黄武伯图。川逝无停，人往不作。我纪兹游，思同民乐。
汪中是毕沅礼聘的幕僚，因此，《黄鹤楼铭》一文是汪中代拟毕沅的口吻写成的，文中“沅（即毕沅）始释褐，文靖以元老在朝，先后序同岁，为衣冠盛事”数语可证。全文由序与铭两部分组成。序文起首描绘了黄鹤楼的江山形胜：自西北高原而来且汇聚了川、桂、黔、湘等数省之水的长江在武昌与汉水会合，“黄鹄山当其冲，江环其三面”，而黄鹤楼正建筑在处于冲要位置的黄鹄山上，宏观雄丽。继而叙写登楼极目所览之景，“吴戈犀甲，蔽川耀日”，“公私舟楫，列樯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弥望”。江上船只往来如梭，高高竖起的桅杆如树林般稠密；以及商业高度繁荣的景象：“商旅百货之所凑，道路昼夜行不休。”然后叙述武昌为历代以来之重镇，南北要冲，国家的“礼宾诘戎”，官民的亲睦僚友，宴请宾客，大多在黄鹤楼上举行。作者的这些叙写，极力彰显了此楼对于国家政治、人民日常生活的历史贡献。而逐臣游子、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发抒文采，极大地丰厚了此楼的文化内涵。而铭辞极写黄鹤楼“上标崇观，下俯大川。柱天不倾，障江欲回”的江山形胜，雄奇壮阔，以及武昌的历史与传说，如“朱衣行水”，语及的是南朝萧梁时的鲍泉被侯景杀于武昌黄鹤矶：“初，（鲍）泉梦着朱衣行水上，及死，举身带血而沉于江，如其梦。”（《南史·鲍泉传》）；“毛人墮城”，说的是武昌城精的传说：“己未夜，郢城有数百毛人逾堞且泣，因投黄鹄矶，盖城之精也。”（《南史·梁本纪上》）这两处用典都与黄鹤楼所在之黄鹤矶有关，可谓当家典故。通篇用辞造语多融化经史、汉赋中成语，如“石立如植”，语出《左传》定公十一年“而立如植”；“以饮食之礼亲其僚友”，其语化自《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其宗族兄弟”；“底柱”，语出《尚书·禹贡》；“蛮荆斯控”一语，则是融合《诗经·采芑》“蠢尔蛮荆”与《诗经·载驰》“控于大邦”两句；“上都”此语，则源自班固《西都赋》“寔用西迁，作我上都”，等等，不一而足。在《黄鹤楼铭》及序中，汪中融化这些经史、汉赋中的成语，浑化无迹，如从己出。如此书写，既展现了汪中精深的经史典籍工夫，又使整篇文章呈现出典重博雅、古穆朴茂的艺术形态。所以，这篇《黄鹤楼铭》的确是清代散文中的杰作。
《汉上琴台之铭》这篇作品，也是他代毕沅所作，全文如下：
汉上琴台之铭（并序，代毕尚书作）
自汉阳北出二里，有邱焉，其广十亩，东对大别，左界汉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为伯牙鼓琴、钟期听之，盖在此云。居人筑馆其上，名之曰“琴台”。通津直道，来止近郊；层轩累榭，迥出尘表。土多平旷，林木翳然，水至清浅，鱼藻交映。可以栖迟，可以眺望，可以泳游。无寻幽陟远之劳，靡登高临深之惧。懿彼一邱，实具二美。桃华渌水，秋月春风。都人冶游，曾无旷日。夫以夔、襄之技，温雪之交，一挥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穷谷之中，广厦细旃之上，灵踪所寄，奚事刻舟；胜地写心，谅符玄赏。余少好雅琴，粗谙操缦。自奉简书，久忘在御。弭节夏口，假馆汉皋。岘首同感，桑下是恋。于以濯足沧浪，息阴乔木。听渔父之鼓枻，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谢尘缘，希风往哲。何必抚弦动曲，乃移我情？铭曰：
宛彼崇邱，于汉之阴。二子来游，爰迄于今。广川人静，孤馆天沉。微风永夜，虚籁生林。泠泠水际，时泛遗音。三叹应节，如彼赏心。朱弦已绝，空桑谁抚？海忆乗舟，岩思避雨。邈矣高台，岿然旧楚。譬操南音，尚怀吾土。《白雪》罢歌，湘灵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终古。
《汉上琴台之铭》全篇也是由序与铭辞两部分构成，但序与铭辞的意旨各不相同。序分为三层：第一，叙写琴台所处之位置及周遭胜迹；第二，琴台得名之缘由：伯牙与钟子期“一挥五弦，爰擅千古”；第三，己之所思所感。叙事、写景、抒情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层次分明。而铭辞再现了伯牙与钟子期在此鼓琴、聆琴的情景，抒发了作者期逢知音的情怀。序与铭这两部分所具功能各不相同，但相辅相成。就《汉上琴台之铭》全篇来看，通篇用典，多使与楚地相关者，如“泳游”（《诗经·汉广》“汉之广矣，不可以泳思”）、“濯足沧浪”（《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乔木”（《诗经·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皋”（《韩诗外传》“郑交甫将南适楚，遵波汉皋台下，乃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岘首”（《晋书·羊祜传》“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渔父”（《楚辞·渔父》）、“南音”（《左传·成公十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白雪》”（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春》《白雪》”）、“湘灵”（《楚辞·离骚》“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终古”（《楚辞·离骚》“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等。措辞用语骈散兼采，质实中略缀华采，如“桃华渌水，秋月春风”句，给人以清秀淡逸之感。此文写得隽永空灵，可以说是清代散文中的妙品。
汪中游幕武昌期间所写的《黄鹤楼铭》与《汉上琴台之铭》，不分骈散，既非藻丽雕饰，又不质朴典实，而是徘徊在文质之间，且用典精切，文气自然疏朗，近于晋宋之际的骈文类型。这两篇文章均为他代湖广总督毕沅所作，声情口吻极切毕沅身份。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提到汪中的文章时说“颇得傅（亮）、任（昉）隐秀之致”（《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可谓的评。在清代文学史上，汪中《黄鹤楼铭》与《汉上琴台之铭》这两篇颇著盛名的骈体之作，虽不及唐朝王勃的《滕王阁序》这般脍炙人口，但有如美玉明珠，璀璨夺目。在《黄鹤楼铭》中，汪中语及历代文人登临黄鹤楼，“发抒文采，增成故实”，其实，他的《黄鹤楼铭》与《汉上琴台之铭》这两篇骈体之作，同样是给武昌或者说武汉“增成故实”的，极大地丰富了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