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文史知识

生于1919年的殷先生，自称“五四后期人物”。他在给张灏的信中曾说：“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在殷先生身上，除去典型的“五四”精神，他所承继的还有“五四”一代批判中国传统的思想立场。

说殷先生“反传统”其实并不确切，较恰当地说应当是“反道学”。在《旅人小记》中，他说：“笔者平生可说无私怨，但平生思想上最大的敌人就是道学。在任何场合之下，笔者不辞与所谓道学战，笔者亦将不会放弃这一工作。”之所以如此，原因是“笔者个人自了解人事到现代，深刻了解道学的毒害实在太大太深了。人生经验的增加，使我对这一点坚持不移”。殷先生所谓的“人生经验”，与他的童年记忆密不可分。在晚年给林毓生的信中，他曾经写道：“在家世方面，当我童少年时，家道已经中落，但是长一辈的人还要摆出一副架子，说话矫揉造作，室屋之内充满理学式的虚伪。我简直讨厌透了！这成为我日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文化的心理基础。”可见，晚年的殷先生一方面重申自己的这一立场，同时也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做出了反思。

在为殷先生笔录“病中遗言”时，我发现：“以往殷老师所着重的都是知识问题，如今他所关切的是人生或心灵的问题。他眼看这个世界技术化愈来愈强，而人的道德理想愈来愈败坏，人的心灵愈来愈萎缩，人的生活愈来愈繁忙，四周的空气愈来愈污染。这种情境，使他焦虑，逼他反省，令他寻求解答。以此，他扩大了思想的角度和范围，而伸入人的切身的问题，而透入生命的层域中。渐渐地，他了解到古往今来世界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古典的中国文化分子对生活层面，以及心灵的层面都曾作过妥当的安排。”

由于殷先生在“病中遗言”中的主张与他以往的观点有所区别，加之我本人在日后主要从事道家哲学的研究工作，所以有的朋友以为其中也包含了我的意见。这种误解，我想，有必要再度进行说明。

我在整理殷先生的部分遗物时，发现了一份他在生前准备的英文演讲稿，题为My View of Chinese Philosophy（《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这是一篇由三部分组成、已经高度成型、署名Yin Fu-sheng（即殷福生——陈鼓应注）的文章。于是，我的学生邹台蒂把它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971年1月出版的《大学杂志》第37期上。我之所以有这份稿件，是殷师母整理殷先生书册时交给我的。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殷先生对于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并且系统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与他在“病中遗言”中的相关主张，恰好彼此呼应。所以，在编辑《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时，我把《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中文译本收录了进去，希望更加完整地呈现殷先生晚年的思想图景。

关于殷先生临终前的情况，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已有记载。我想补充的只是我当时的心情。记得一天接到师母的电话，说殷先生的状况很不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希望我们帮忙把他赶紧送到台大医院去。深沉的夜色，夹杂着我们紧张与恐慌的心灵。此前虽然殷先生的病情一直不太乐观，但我们似乎从未意识到他会真的离开我们。而就在那一刻，我的内心真正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

入院以后，殷先生的生命得以延长了几天。在他去世前，一次，我正从外面进来，就在步入病房的刹那，听到师母在跟她的嫂嫂说：“这些学生都很好，但在这个环境中，却没有被爱的感觉。”师母说完就哭了。站在门口的我，也闻声落泪了。

2013年，师母也去世了。在殷先生离开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中，我时常想到师母说的这句话。这句话的确重重地落在了我的心上，让我想起在我最困顿的时候，有我的老师陪伴着我，我们相对无言，同时又一起探索。那时的我，虽然感受不到社会的爱，但殷先生给我的，却是让我至今消受不尽的人间的温暖。

五 殷先生的家国情怀

在台湾这座“无魂之岛”上，殷先生备受压抑，但也始终抗争着。最为内在地支撑着他的力量，是他的深沉而澎湃的家国情怀。

越到晚年，殷先生的家国之思愈加强烈。有时谈起往事，他会动情地说：“我殷海光，家住长江头……”然后哽咽，甚至泣不成声。1967年，他在写给朱一鸣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我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正如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一文中所说：“殷先生虽然谈起学问来，有时冷峻高迈，实际上，他看到、听到社会上的不平即热血沸腾；他炽热的心，无时无刻不去关心着苦难的中国。”

晚年的殷先生，在聊天中与我谈到最多的是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的经历。在我看来，抗战烽火中的西南联大，是他一生的精神原点。1968年8月18日，在给卢鸿材的信中，他谈道：“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岁月里，和我心灵契合的老师及同学随时可以碰见。在学校附近文林街一带的茶点里，在郊外滇池旁，在山坡松柏林中，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踪迹，常常可以听到我们谈东说西。现在，我回忆起来，总觉得‘梦魂不到关山难’！内心说不出的想念。”这是殷先生的肺腑之言。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放在特定的时代脉络中进行。我自己所经历的，尚且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世界，殷先生更是如此。大的动荡，造就了他大的视野与胸怀。中国传统的士阶层所拥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抗战时期被重新激发出来。殷先生在西南联大，感染的正是这种传统的力量。所以，他自始至终都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非常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民主与民族是彼此交织的。

在给朱一鸣的信中，殷先生提出了他对于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看法。他说：“未来的世界，并非如包尔所说的‘三个半’权力，而是在美国、苏俄及中国三个权力重心的动力（dynamism）支配之下。我把这个形势称为‘新三国’。这三个新三国有两个结合原理：一个是人种，依照这个原理而行的结合是美苏以对中；另一个结合原理是ideology（意理）及politico-social system（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依照这一原理而行的结合是中苏以对美。在上述两种可能结合中，无论哪一种结合，都可构成世界势力之一紧张的均衡，而勉强保持不安定的和平。”

对照殷先生身后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可见他当年的远见，正在日后逐渐实现。他特别指出：“美国能给世界什么呢？除了金钱与武器以外，什么也没有了！美国的金钱已在不够稳定的状态。美国的武器独占局面已成过去：美国会造的大体别人也会造。”

当殷先生提出“新三国”的观点时，海峡两岸一边是“白色恐怖”，一边是“文革浩劫”。但现实的挫折并未创伤他的信心。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在殷先生的文字中跃动；而在与他的日常交往中，更让我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那是一种可以引领青年人从洞穴中穿行、看到阳光的力量。

为编辑《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我再次向殷先生的朋友——聂华苓大姐征求版权。她在回信中写道：“多年不见了。套一句俗话，但却真实：往事如烟。”

殷先生曾经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一位是金岳霖先生，一位是熊十力先生。他说，金先生给了我分析问题的头脑，熊先生给了我一种浓烈的生命感。或许我可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一位是方东美先生，一位是殷海光先生。方先生指引我“学术人生”的动力与方向，殷先生指引我“现实人生”的立场与情怀。

1966年1月14日，殷先生写信给我，说道：“内心有难以言状的凄凉。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内心深处相通，始觉共同存在。人海苍茫，但愿有心肝的人多多互相温暖也。”这是我在追忆殷先生时，印象最深、也最想说的一句话。 （全文完）

此文系陈鼓应编著新版《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中华书局即出）的代序，陈鼓应口述，李浴洋、苗玥笔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

殷海光先生致陈鼓应先生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