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官阶序列
自周以来，历代官职均有“左右”之分，《礼记·玉藻》提到：“动辄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译注·玉藻》，362页）最初，官之左右并无等级高低之意，随着时代的推移，官制前冠有的“左”“右”字样开始有了区别上下尊卑、数量多寡、内外轻重的作用。《十驾斋养新录》云：“唐宋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为上。元左右丞相，左右丞，则以右为上……明六部左右侍郎，左右都御史，左右给事中，左右布政使，仍以左为上。”（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左右》，上海书店，1983，233页）可知，官职中的左右尊卑并非是简单的静态划分，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以后，制定了一套在全国推行的职官制度，在文献中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但官职以左为尊还是以右为尊却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学界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爵共分二十等，由低至高分别为“一级曰公士，二上造……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皆秦制，以赏功劳”（《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韩非子·定法》载：“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将以上文献结合来看，秦国的官与爵是相对应的，即有一定的军功爵位就可以担任相应的官职，两者配合使用。以此，我们可以推论秦代之官制应以“右”为尊。
汉代官制按文武不同，左右尊卑是有区别的。《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孝惠帝元年（前194），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高后时，王陵得罪了高后，免去右丞相之职。左丞相陈平徙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到孝文帝元年（前179），因太尉周勃诛诸吕有功，文帝便以周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陈平为左丞相，位在周勃之次。时隔不久，周勃考虑到自己才能不及陈平，于是上书文帝，要求将右丞相职位让于陈平。以此来看，汉代文职官员应以“右”为尊，武职则恰恰相反。《汉书·王商传》：“（王）商少为太子中庶子，以肃敬敦厚称……元帝时，至右将军、光禄大夫……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为左将军。”《汉书·史丹传》：“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为长乐卫尉，迁右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给事中，后徙左将军、光禄大夫。鸿嘉元年，上遂下诏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义也。左将军丹往时导朕以忠正，秉义醇一，旧德茂焉。其封丹为武阳侯，国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以《汉书》中这两则事例来看，因功从右将军迁升到左将军，显然是由下及上、从卑到尊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汉代的武职应以左为尊。
汉以降至唐宋皆以左为尊。《南齐书·百官》载：“左右仆射分道。无令，左仆射为台主，与令同。”《新唐书·百官》中规定：“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即尚书左丞于品级上高于右丞。在《资治通鉴》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称：“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其中，房玄龄为左仆射，高士廉为右仆射，文中屡称“玄龄等”，可见房玄龄的职位高于高士廉，即左高于右。
元朝建立后，一改唐宋旧制，规定以“右”为尊。《元史·伯颜传》载，至元二年（1265）七月，伯颜官拜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各部官员向其禀报事务，有难以解决的，他往往用一两句话就决断了。众人都赞曰：“真宰辅也！”至元四年，伯颜被升为中书右丞相。可见元朝官制以右为上。元朝不但官职以右为大，考科取士也分左榜和右榜。右榜为社会地位高的蒙古人、色目人，左榜为地位较低的汉人、南人。
朱元璋在元末起义军时，因制度未备，礼仪仍沿用元朝旧制，以右为尊。据《明史》载，至正二十四（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建百官，故以文臣李善长为右相国，武将徐达为左相国。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令百官礼仪尚左”，明确了以“左”为尊的制度，遂改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明朝建立后，中央各部、院副职以及地方各级机构多同时并设左、右二职，如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及左右布政使，皆以左官居上。清承明制尚左。清代官员，一般以满人提任左职，汉人出任右职。
二 乘车座驾
车舆作为古代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用具，根据车辆形制和性质的不同，乘车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乘车之仪。因为古代车制车厢宽大，一般可乘坐一至三人。所以，当乘者多于两人时，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乘员的位次排序问题。
《史记·魏公子列传》：“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弊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文中“虚左”便是留下车上左边的尊位，等候侯嬴就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虚左以待”，表示自己礼贤下士。《法言》中记载：“茅焦历井干之死，使始皇奉虚左之乘。”《燕丹子》卷下燕太子丹迎请荆轲时，“太子自御，虚左，轲援绥不让”。由此可见，古代乘车之礼中多以“左”为尊位，即尊贵长者居左而坐。
《周礼·冬官考工记》载：“进则与马谋，退则与人谋；终日驰骋,左不楗（楗：通“卷”，即“倦”的古字）；行数千里,马不契需；终岁御，衣衽不敝。此唯辀之和也。”郑玄注：“辀和则久驰骋，载在左者不疲倦，故尊者在左。”《礼记·曲礼》：“祥车（谓死者生前所乘之车）旷左。”疏：“旷，空也。车上贵左，故仆在右，空左以拟神也。”《汉书·文帝纪》云：“乃令宋昌骖乘。”颜师古注：“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馀则曰骖乘。”至于为何在乘车时“尊左”，除了“载在左者不疲倦”的因素外，御车者在右，执鞭、执辔都较方便马车前行，可以避免碰撞到主人或客人，这一点也是乘车“尊左”的决定性因素。
三 习礼位次
在讲求规矩礼法的古代，不仅于官制及车位上讲究“左右”，日常生活习尚中也常用“左右”来区分长幼尊卑、宾主上下，比如宗庙神主的排序和席间宴饮的座次。
中国古代宗庙祭祀活动是对祖先崇拜的反映，是古代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王制》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所谓昭穆者，是指宗庙的建筑布局及祖先位次的排列。《礼记·中庸》：“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汉书·韦贤传》：“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五礼通考》载：“祖庙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五礼通考·宗庙制度》，江苏书局重刊刻本，光绪六年，6页）又“室中位太祖西方东向，太祖子为昭，北方南面。太祖之孙为穆，南方北面”（同上，9页）。也就是说，太庙中祭祀的布局应为太祖位次居中，坐西向东。后代按行辈秩序分列太祖两侧，面面相对。昭为父辈，坐北朝南，居左；穆为子辈，坐南朝北，居右。随着朝代的更迭，宗庙制度虽有变革，太祖神主的朝向由坐西向东改为坐北向南，但后辈神主的位序却仍遵循先祖居中、左昭右穆、以左为上的顺序进行排列。下面笔者将以清乾隆时期太庙时享神位排列为例，以资佐证。
乾隆二十一年（1756）钦定《大清通礼》载：“（太庙）前殿太祖高皇帝正中南向……太宗文皇帝东位西向……世祖章皇帝西位东向……圣祖仁皇帝东次西向……世宗宪皇帝西次东向。”（《钦定大清通礼·吉礼》，吉林出版集团，2005，74页）配合《大清五朝会典·乾隆会典》所绘《太庙前殿时享图》可知：乾隆时期，太庙前殿祭祀以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为始祖，其神位居正中，南向。其子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为昭辈，神位在努尔哈赤之左，即东位西向。其孙清世祖章皇帝福临是为穆辈，神位在努尔哈赤之右，即西位东向。清圣祖仁皇帝及清世宗宪皇帝皆以次左、次右排列。
古人在席间宴饮的座次，与宗庙祭祀神位的排序原则相仿，也是以左为尊。《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不惜笔墨地对“鸿门宴”的座次做了如下描述：“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言：“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东向坐》，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81页）项羽自恃兵力强大，刚愎自用，坐在了最尊贵的位置，而项伯作为长辈，与项羽并排而坐。亚父范增居次位，即坐于正位之左，南向。而刘邦虽是客，但在项羽看来不过是阶下囚罢了，故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将其安排在了第三等的位置上，即正位之右，北向坐。至于刘邦的谋士张良则只有“西向侍”的资格。项羽、项伯、范增处尊位上位，刘邦、张良处卑位下位。由此可见，主位之左尊于主位之右。
《红楼梦》第三回叙述贾府接待林黛玉的一次安席情况时，是这样描写的：“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左第二，惜春坐右第二。”（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6页）第七十五回写贾母等中秋夜在凸碧山庄赏月，“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垂首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首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同上，1052页）曹雪芹笔下每写座次必历历分明，礼法整肃，规矩严谨。以其描写便可看出端倪，前者黛玉乃是远到之客，后者贾赦为长子，贾政为次子。除贾母身为一家之主，坐于居中主位以外，二者皆遵循主位之左为最尊位，右为次位，然后左右穿插排序的原则分坐。古人如此重视座次的安排，这是区分长幼尊卑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
（作者单位：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