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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1993年创办中国第一家拍卖行开始，陈东升和他的嘉德拍卖就成为中国艺术界最重要的力量，2016年，他以16.25亿人民币控制13.52%的股份成为苏富比单一 最大股东。他的做事初衷并非财富，而是来自一个特殊时代特殊群体曾拥有的改革梦。

下决心做拍卖

两年前，陈东升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动提起自己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很多人认为“92派”企业家带有原罪。在中国，“92派”指的是响应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号召，第一批下海从商的体制内年轻官员，和潘石屹、冯仑一并，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职的陈东升是其中代表。因从体制走出，他们的成功也常被认为是享受了体制的特权。

听到这种说法，陈东升的第一反应是不被理解，“他们根本不了解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创业的时候，我们想行贿我们哪有钱呢？那时候连行贿的概念都没有。”面对记者，他曾这样说。

理解那个环境需要回到25年前邓小平南巡，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表讲话，决定把精英力量从政治改革转向经济发展，大批政府机关、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到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

著名宏观经济学家胡释之曾对这轮下海潮评价很高，他认为这让曾经的官员从一个分配别人财富者变为创造财富者。他们了解体制，因此知道怎么通过商业手段改进体制，比起单纯因财富下海的民间商人，在财富之外，深受1980年代改革精神和国家主义影响的他们，即便在商人群体中，也拥有明显更高的志向和推动改革的动力，这都使这批企业家具有特殊意义。

陈东升认同这些观点，在他印象中，之所以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这些，是因为那时和今天已经是两个世界。当时整个国家很单纯，信念信仰没被市场化冲击，是传统的公有制社会，有很强价值观支撑，相当有理想主义色彩，“那个时候很强的概念就是为国家，能够促进国家改革是最大满足，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经济的概念，下海不是为发财，觉得改革开放了要做件有意义的事情。”他回忆。

陈东升出生在湖北天门小县城一个普通家庭，在武汉大学就读时，就被当时从美苏留学回来的教授吸引，自发周末无休，去各个著名教授家中请求辅导，那时，他好奇自己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热情，“我也不知道我的力量来自于哪里”，但显然，他的性格符合1980年代的时代选择，一种开放活跃点燃一切的大环境极易为这种性格提供能量。

那时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精英以把发达国家先进模式带到祖国作为奋斗动力。1983年，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陈东升选择进入体制，他的第一个职位又处于当时时代能量的最强处—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家贸易研究所发达国家研究室。

出国考察，为祖国去世界各先进国家寻找改革模式是那时陈东升和同期年轻人工作的重要内容。发达国家的先进模式给年轻的他们留下很深印象，陈东升用“视野开阔了”评价那段经历，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下子到了发达国家，“看到最新鲜的东西觉得很刺激”，这时就会想“我们能不能再搬到中国来”，一种天生的理想主义被这一契机点燃了。他的同辈人张文中因去美加考察看到仓储式零售受到鼓舞，回国创建物美集团。而把哈尔滨亚布力从一个滑雪场一直发展到中国最高端的企业家论坛之一，也来自于他的校友、当时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重要职位的卢建从加拿大回来受到的启发。

1993年，嘉德拍卖的创立正是迸发于这种激情中。那源于1980年代末，《新闻联播》最后5分钟里常能见到外国拍卖现场的画面，“一辈子都忘不了”，陈东升说。

电视里的拍卖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古老建筑，地方小小的，一个文质彬彬、打着领结、五十开外的长者站在高高的拍卖台上，俯视着拍卖大厅里坐着的那些雍容华贵的男男女女，指点江山。“西方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游戏是那么遥远，那么的神秘，那么的高贵，那么的刺激，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摆脱革命的国家，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那样的电视画面里的情境反差太大，相离甚远……但就是因为太强烈的对比敲开了一个年轻人超级的好奇心，一种原始的冲动埋藏在我的心里。”在他的自传，《一锤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里，陈东升如此回忆。

建立起他对拍卖深刻情感的还有电视里正在拍卖的那幅梵高的画，画最后被日本安田火灾保险购买，人们络绎不绝去参观。后来陈东升在台湾见到当地经济日报社社长，对方说他们做了一个梵高展览，去借过这幅画，但没借出来，因为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后，画被抵押不能外借。

在陈东升看来，这幅画完整演绎出的是一个世界经济变迁的神话。在他从事艺术品收藏后，这种宏大情结也常体现在他的收藏风格中。他喜欢以史为维度收藏，比起美学，更喜欢和他人讲这些艺术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他开拓了一种要把能准确反映一段历史，或能把在某段历史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收入囊中的独特收藏风格，和大部分仅仅围绕着单个艺术家进行收藏的藏家不同，是真正的大手笔。

拍卖行如此有吸引力，符合陈东升的追求。1992年，当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规范意见》后，35岁的陈东升决意创办嘉德拍卖。决定的瞬间也来自众人激将，当时由陈东升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带队，陈东升和他的校友在武汉出差，晚上吃饭聊天时，大家感慨邓小平南巡后改革形势令人激动，每个人都很兴奋，陈东升讲工业博物馆，又讲拍卖行，“他们用激将法，说东升你的点子太多，你只要抓一个做成功我们都服你，我说行！”陈东升回忆，于是下决心做拍卖，“真的下定决心”，他强调。

要做中国第一个拍卖行，拿到批文是最难的部分。拍卖行是个好点子，他要办拍卖行的消息在文化部上下传开，当时部里有自己的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做财务处长的负责人和陈东升年纪相当，听了也想办。

“看来得自己出马闯关了”，他说。怎么闯？他懂得人心和警示同样重要。他先说服当时文化部市场司司长，一起约见负责人，称赞他文化部的公司什么业务都能做，是部里的能人，请求他不要和什么都没有的自己抢生意，再让司长报给文化部部长，提醒负责人拍卖行要是卖了假画会引起法律官司，对文化部和个人仕途皆风险很大，负责人最终退缩。

拍摄现场

《人物》记者和他的员工一起等在泰康集团位于昌平商学院的展览厅中，这位企业家到了年末非常繁忙，他刚刚从国外回来，就来到这里和他的高管连续多日进行密集会议，聆听他们的工作总结，明年报告。快了，快了，陈董开始讲话了。在等待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的工作人员忽然盯着微信说。陈东升到来时健步如飞，他的下属飞快地追逐在他的身后，一进房间，没有任何多余寒暄，他盯着着摄影师直接问，你要我怎么样？站在这儿吗？好！随后开始飞快满足各种拍摄要求。

比金钱更高的追求

本土拍卖行里，嘉德以规范著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佳士得工作人员认为仅仅成立23年的嘉德，是少有能做到和境外老牌拍卖行一样专业、诚信的拍卖公司，令他们尊敬。

中国拍卖行历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琉璃厂古玩行延续下来的江湖制，交友、讲义气、灵活机动，更适合中国长期以来的土壤，但有时会“以为可以维护市场的好心，侵蚀到徒有形象却丧失信用的地步”，陈东升说。而嘉德则一开始走的就是更稀少，也更艰难的国际化、公司制，现代企业结构和专家路线，就赚佣金，赚该赚的钱。

最初帮助陈东升找到这条规范之路的是世界最老牌的拍卖行之一苏富比。1993年分管苏富比家具拍卖的梅森到访北京。“一定要公正”，陈东升至今记得梅森这么告诉自己，“拍卖行是高度的信誉垄断行业”，“要欺骗了别人，人家迟早会知道，知道了，就不舒服，就会离开你”。陈东升很自豪嘉德到今天只做中间商，只赚佣金，坚持对经手的艺术品不买不卖，公平对待每一个客户；不像很多拍卖行为了做业绩、搞关系，允许卖家自己举牌，抬高炒作自己作品的价格。

这让很多客人不愿选择嘉德，觉得“嘉德在恪守原则的同时，有时容易让人觉得太古板，会伤害客人，现在有些大客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提出很多苛刻要求，很多拍卖行坚持不了原则”。“嘉德太规矩了，有时客人不喜欢，觉得我们缺乏亲情和江湖气。”陈东升说。

不讨好为什么还要做？是因为有比赚眼前的钱更宏大的目标。让陈东升和嘉德能有这样的目标和决心离不开时代大环境的底色。

除了文化部，在创业之初，还有一件更难的事情等待着他。

拍卖行一定会有文物交易，他还需拿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但当时，《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文物不准私自买卖，这一行为是违法的。

当年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叫张德勤，正是这位官员冒着极大政治风险支持了他，陈东升用“敬佩”和“敬仰”形容对他的感情。

《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不准私自买卖，为什么要支持一个违反法律规定的事？党组会上，张德勤被直接质疑是不是有嘉德的股份，张德勤很生气，“说我要是在嘉德有股份就不会这么理直气壮地支持它”，陈东升回忆。

能让一个官员冒这么大风险和人情与利益无关，仅仅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对于改革的信仰和渴求。

那时文物局正面临重大改革难题。国家直属文物商店曾是唯一可以出售文物的地方，目的是出口创汇，1980年代初，“文革”抄家遗留的几百万件古董在商店售卖，按照一件一元的价格。但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公司在香港成立后，这些文物都卖得不错，民间开始意识到文物的价值，征集工作越来越困难。1993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改革，为了改变这一僵局，张德勤押宝陈东升。

“那是一个思变的时代，我们处在改革的时代洪流中，全国上下，各个行业从政府领导到个人都对改革充满激情，张局长更是对全国文物商店系统陈旧落后的状况如何转型、如何找到变革之路充满了责任感，他说，文物的流通，文物市场也是文物保护的一部分，拍卖是为了保护文物的流通、利用，收藏也是一种保护，不是流失。”“这在过去是没有的”，陈东升回忆，“于是，嘉德成了他寻找变革之路的一块试验田”。

高度规范的自我意识正是来自这种期待，和其他拍卖行往往有个一呼百应的老大式人物不同，陈东升在一开始就严格按照板块划分嘉德，每个板块都由专家负责，做到了真正以专业，而不是江湖人情管理企业。

陈东升本着为一个行业制定规则、打好基础的改革官员式自我要求做事，“大到制度建立和行业规则，小到一个表格，一单数据”，“创造了行业里无数宏观和微观的第一”。

虽然执行规则会影响大客户的感受，但他真正在意的不是眼前的一单生意，而是行业发展。

拍卖师是最能反映他情怀的部分。嘉德成立后，陈东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打广告，想找那种形象好、声音吸引人、懂英文的中国人担任拍卖师，但来应聘的都是从英国回来的年轻留学生，阳光灿烂，很自信，他不要，“因为我们都有一种大国情怀，把拍卖上升到一种民族主义的高度”，陈东升说。他认为能代表这种情怀的应该是“成熟优雅的绅士形象”。

在这种情怀驱动下，对规则一步步强健有力缔造、执行的结果是，陈东升以嘉德的实践为改革提供了明确无误的样本，他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可以参照和可以实行的，这让嘉德发展到哪儿，相应的行业法规也可以跟随建立到哪儿，“文化部制定拍卖行业的行业标准就是委托嘉德制定的”，陈东升骄傲地说。

同时，陈东升来自体制，也深谙体制，他用“政治资本”形容自己懂得针对体制所需，为嘉德谋取国家的信任，让国家认为嘉德是以国家的格局和高度做事。

“国家文物有限购买权制度”正是依托于这一考虑。1994年，嘉德拍卖出现孙中山手稿，虽然不贵，却被定位为国家一级文物，应为国家收藏。国家文物局不知怎么办，有拍卖以前，对于流散在民间的国家级文物都是号召个人或单位捐给国家，国家再给一定的表彰和物质奖励，市场行为遇到国家文物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陈东升仍以国家优先主导拍卖，经过多方沟通，约定仅限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等国有机构购买，这一政策后来得到国家的认可，形成并演变为“国家文物有限购买权制度”。

嘉德成立头两年，拍卖越成功，越激起文物界一些人的愤怒，好像文物都被海外有钱人买走，拍卖加速了文物流失。陈东升自然想要扭转这一印象，“虽然这不是事实全部，但光是这样的言论和舆论足以让嘉德这个幼苗夭折在改革和保守的斗争中。”1995年，陈东升特别找到了香港大收藏家杨永德，向他要了165件齐白石的绘画，“这些东西要是在现在肯定百分百成交，但当时大批量齐白石上市拍卖，其实成交率并不太高。”陈东升回忆，但他把这次市场表现并不太好的拍卖解释为“国内第一次因为拍卖促成海外流失文物艺术品大量回流，媒体有很多报道”，“一下子把拍卖从‘卖国’变成了‘爱国’，从而改变了拍卖的政治形象。”

正是由于嘉德成功地向体制解释了拍卖，以规范操作和正向影响给了国家对文物市场化的信心，做出了正面的改革样板和模板，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出台，规定任何一个单位只要有100万注册资金，以及有5名懂业务的职工，就可以申请成立文物拍卖公司。

而当年抵住压力也要做正确决定的时代力量最终激励了文物局前局长张德勤的整个政治生命。

10年之后，这位官员接受媒体采访回忆往事，坦言嘉德的出现真正挖的是“独断专营”、“吃大锅饭”文物商店的“祖坟”，“彻底掀翻了文物部门的垄断”，建立了健康有活力的文物市场，拍卖公司跟旧有文物商店体制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在今天已无法想象，但自此，张德勤常受挑战。

他记得旧体制为扼杀这些冲在前面的体制外拍卖公司，常给北京市文物局打电话，要求不要批嘉德拍卖，持续造谣张德勤在里面有利益，“我越是把我的政治资本押在一项改革的事业上，冒着很大的风险，我越是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我身上有一点污点我也不敢干这个事，我知道他们到了气急败坏之后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踏实的很。”张德勤说。革命理想高于天

陈东升志存高远，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山顶，至今留有他1983年毕业时，在一块石头上刻下的“始”字，那时他即将离开学校，以这个字激励自己将要展开的崭新人生，立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种自我驱动延续至今。他今年60岁，奇迹般维持着30年前那个活跃开放时代留下的激情遗产。他仍保持年轻时的惊人勤奋，永远一身西装，梳着精神的分头，个子不高，目光锐利，一看就是个能量四射的人。

和他一起出差常会让很多人不适，“因为跑不过他”。他资助的非盈利艺术空间泰康空间的总监唐昕回忆，他要求从早饭起，秘书就把他所有时间安排好，“他开各种会，中间如果有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空，他一定是去美术馆、博物馆”，“然后你就跟他的步伐还都是健步如飞，我们就在后面屁颠屁颠跟着”，等看完展览以后觉得很累了，还要去开会。

如果没有事情干，他会气愤，为配合他的体力和工作强度，他的秘书永远是年轻小伙子，“如果你哪一天给他排得没有那么满，中间有一小时空，他会不高兴的。”唐昕说。

2013年，嘉德上半年共成交33.27亿元人民币，位居内地及港澳台所有拍卖公司榜首，是中国艺术市场绝对的领军者。

陈东升至今记得1993年，嘉德第一声锤响，《东方时空》说这预示着未来纽约、伦敦、北京三足鼎立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会形成，在当时，他觉得说的是很遥远的事情，“就是一个美好的意愿”。

但意愿却在“20年后成为现实”，“嘉德也成为世界顶级的艺术品拍卖行，应该说嘉德实际交易的能力，交易的数量和它的赢利能力绝对是响当当的世界第三大拍卖公司。”陈东升感慨。

除此之外，时代以时代的方式还给了他一些意料不到的惊喜。由于嘉德的成功和苏富比在全球市场表现走低，2016年7月27日，陈东升以16.25亿人民币控制13.52%股份成为了苏富比单一最大股东。

在彭博新闻的报道中，这一结果被称之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不改初心的圆梦行动”。

1744年成立于伦敦一片果园和花卉市场的苏富比正是陈东升创办嘉德之初崇敬与学习的对象。在苏富比香港拍卖会上，这位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真实见到了他在《新闻联播》里憧憬已久的拍卖现场，他扛着在日本留学的弟弟送给自己的摄像机，“偷偷摸摸拍拍卖现场的一切，牌子、记分牌的样子、拍卖师，连预展时用的玻璃罩子是几公分厚等细节都仔仔细细抄在小本子上。”他说。

与此同时，2016年7月，他于1996年创立的另一家公司“泰康人寿”成立20周年。

“泰康人寿”15周年时，他曾在中国美术馆办过一次他自己的收藏展，考虑到2019年泰康美术馆开馆，负责策展的唐昕怕丧失神秘感，不想再拿出藏品，“他说行，那就不展了。”唐昕回忆，但快到周年庆时，陈东升又反悔了，“跟我们说不行，还得展。”

只拿出一般的藏品不行，以陈东升的性格，要做就做到尽兴、最好，但当陈东升提出要放《黄河颂》时，唐昕还是吃了一惊，那是陈逸飞最早轰动画坛的创作，画的是一个战士站在黄河瀑布前，因为尺寸太大，搬来搬去怕有风险，唐昕一开始没有配合，但陈东升非要要，他觉得那个作品跟他的情怀、精神高度一致，是集合了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巅峰之作，“我说好吧，那就拿呗，那老板想要，我们就拿出来了。”唐昕说。她是一个极其严谨的策展人，2016年12月7日，当和《人物》记者在位于昌平的泰康商学院看这些画作时，会非常细致地用手机拍下每一个因展出引起的细小瑕疵，以做记录，方便日后修缮。

但《黄河颂》仅挂了一天，陈东升又反悔了，“他说哎，要不然算了吧，还是把另外一件拿出来吧！”唐昕笑了，最终被陈东升选中的是一幅1970年代中期创作的反映毛泽东在长征时期决心和斗志的作品，画面中心，毛泽东高谈阔论，虽是夜晚，但他身边燃起的篝火照亮夜空，革命者围着他入迷聆听，这幅画叫《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唐昕看来，陈东升选择这幅画的原因不难理解。陈东升购买这幅画是想要送给泰康商学院，鼓励那些来这里学习的商人，这符合他所经历的混合着政治理想的特殊商业时代，“他就想着商学院或者说人不能没有理想，不管这个理想是什么样的一个理想，从他们那代人的角度呢，革命理想高于天，说明一切了。”唐昕告诉《人物》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