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动因及中国应对之策
这一轮反全球化现象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动因，客观看待全球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非常重要，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应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进程，并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争议和质疑愈演愈烈，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更是把“反全球化”声浪推上历史新高点。这一轮反全球化既不同于以往西方国家一些关注生态环保、女权、和平等现代问题的社会运动，也不同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批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的左翼言论，而是源于南北方民众对全球化的集体抵触。
全球化被指出的最突出的积弊，是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呈扩大之势。虽然过去二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在缩小，但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却未见根本改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2013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4万多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2倍，远高于总量差距的1.6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也日益显著，财富聚集在少数富人和富国手中，中产阶级和广大劳工阶层都成为利益受损者，各种社会矛盾因此趋于复杂尖锐。
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思想界和学术界人士甚至政府机构开始认真面对这一现象，希望通过深入研究找出问题根源，并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确定明确的方向。
这一轮反全球化的深刻背景和动因
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影响深远。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波折不断，新兴经济体的“火车头”拉动效应明显减弱，主要发达国家采取外溢性宏观政策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包括北方和南方的很多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状况陷入长期低迷，失业人口增多，各种债务负担大幅上升。IMF和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IMF总裁拉加德认为现在的不景气恰恰是主要经济体未能妥善应对金融危机的结果，经济学家鲁比尼认为“世界经济已陷入增长困境”，经济学家萨默斯认为“世界面临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威胁”。人们担心，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重创将吞噬冷战后全球化发展的宝贵成果。
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抬头。经济不景气导致财富的缩水和国力下降，此前长期奉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难以为继，一系列新老政治、社会问题集中爆发，而政府因财政困难、债务缠身及选举需要难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和调控。一时间，以批评现政府和执政党、排斥外国移民和少数族裔、把矛头指向其他国家为标榜的狭隘民粹主义受到追捧。以玛丽•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的极右民粹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为代表的不少欧洲右翼政治势力强势崛起；亚洲个别国家固守冷战思维、信奉“零和游戏”，通过对外树敌来巩固政权；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更是公开宣示其白人至上、反对开放、排斥移民的民粹立场。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偏离理性、包容、温和的轨道，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温床。
一体化进程出现逆流。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衍生产品”，而且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二战后从欧洲一体化开始，全球范围内如今已形成了多个区域一体化进程并行不悖的格局，这也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成果。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对国际社会造成震撼，它是欧洲大国对一体化进程投下的“不信任票”，不仅暴露出欧盟内部政治、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积弊和矛盾，而且也动摇了人们对全球化能增进人类福祉的信念。
全球性问题带来新挑战。难民问题已成为当前最突出的全球性问题。来自中东、非洲及亚洲的难民自身是地区冲突与动荡的受害者，但由于其无序流动对难民目的国也造成了巨大困扰和负担。德国总理默克尔由于对中东难民敞开大门，受到来自本国乃至欧盟多国的批评和挤压，支持率跌到就任总理以来最低谷。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目前全球难民总数约6000万人，创二战以来新高，其中2016年就有超过1万人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死亡。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拷问，折射出国际人道主义的窘境。另一个令全世界头疼的难题是恐怖主义。目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四处蔓延，恐怖主义正在由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转为无规律、“独狼式”袭击，从法国、比利时、德国到美国及东南亚，恐怖活动造成的心理恐慌和安全威胁已超过“9•11”事件。难民和恐怖主义的全球扩散，已成为世界乱象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质疑全球化的最新证据。
全球化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自1971年起，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每年年初都在达沃斯举行。图为2017年1月15日拍摄的瑞士冰雪小镇达沃斯街景。客观看待全球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
全球化作为一个重大历史现象，尽管一直遭到诟病，但其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做巨大贡献无法抹杀，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繁荣与发展。说到底，全球化使人类选择不同于以往的财富创造、国家间关系及文明演进模式成为可能。
全球化提升了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水平。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资本、技术、信息、人员等多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型企业使生产分工与资源配置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各国市场连接而成国际市场，一国技术进步也将通过“外溢效应”惠及更多国家。全球化带动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拓宽了海外市场，促进了贸易与投资，激发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扩大了中产阶级比例。全球化也让发展中国家有了致富机会，结合自身禀赋，利用后发优势，走向工业化、现代发展和财富积累，为改变国家前途和命运奠定基础。20世纪60—90年代先后出现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再加上中国及东盟的快速增长，打造了世界瞩目的“亚洲奇迹”。新世纪以来，“金砖国家”、“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带动了亚洲、非洲及拉美等地区整体处于上升势头。全球化使世界“变平”也“变小”，南方北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分享到全球化的成果，这是大势所趋。
全球化有利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战后70多年的世界总体和平局面，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同时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也为避免大规模战争和冲突积累了有利条件。当国家间建立起稳定和成熟的生产、分工和交换体系，各国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共赢和多赢，再加上联合国及战后国际安全体系的建立，以及核武器使用的灾难性后果警示等因素，不仅使沿用殖民掠夺或发动战争等传统手段可能性大幅降低，而且也使主要大国积极寻求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全球化也催生了全球性和地区性治理机构，从IMF、世界银行、WTO到欧盟、G20，从东亚、非洲、拉美等地区的一体化建设到不计其数的双边自贸安排，不难看到各国各地区都在试图管理和规范全球化，使其更好造福人类。全球化大大提升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地球村”已成为现实，人类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共赢、同舟共济，才能战胜各种复杂挑战、实现持久繁荣发展。
全球化促进了多样文明间交流互鉴。当探险家、商人及手工艺者开拓一片新大陆的同时，也开启了不同文化、宗教、传统、风俗交流互动的新渠道。全球化为增进多样文明间交流与理解带来了契机。回头看，全球化一度被视同于“美国化”或“西方化”，欧美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大，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冲击和困扰。但随着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力的增强，纷纷开始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民族文化自信显著提升，寻求与西方文明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时至今日，各国和各地区之间已建立很多成熟完善的人文交流机制，每年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遍及全球、应接不暇，各国政府和跨国企业日益重视和尊重不同文明文化的价值诉求。人类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彼此如此熟悉、走得如此之近。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应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进程，并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图为2016年6月12日拍摄的北京CBD建筑群。中国自身的应对之策
虽然全球化正遭遇挫折，但各国的战略家、知识精英、国际型企业以及广大民众仍然相信，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历史的潮流，其进程不会轻易中断，也不能中断。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应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进程，并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作用。冷战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和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大环境。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也难以一枝独秀。很多国家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实践获得启示，仅靠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无法挽回经济下行颓势，必须在扩大财政政策力度的同时，深入推进结构性改革，放松市场管制，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着力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机制性缺陷等深层次问题，同时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进入“新常态”，我们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大力培育新经济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使中国经济走上创新和升级发展之路。只要我们确保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本面，同时深入发掘城镇化和西部地区开发等巨大空间潜力，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就能保持全球企业投资热土的地位。中国经济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中国也将继续成为全球化的大赢家。
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应通过完善全球治理来解决，而不是因噎废食，倒退回封闭割裂的时代。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和海外利益不断延伸，争取更大的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势在必行。建立和完善由联合国主导、规范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符合中国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和多极化战略需求。中国作为主要经济体，不仅要善于利用既有国际秩序和体制获取最大利益，还必须通过参与国际议程设定、承担相应责任和提供公共产品逐步跻身于全球事务的核心领导层。作为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中国2016年9月成功举办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不仅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开出了行之有效的药方，而且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下一步，中方应与包括G20成员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增长，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寻求应对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标本兼治的有效途径，为建立开放、平衡、公正、高效的全球治理格局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应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用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资源和渠道，促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亚欧大陆互联互通、融合发展，巩固和拓展中国开放发展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也有利于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认可。
推动实现世界包容发展新格局。当今时代，一国之内，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苦的增长模式难以持久，必须致力于以人为本、促进增长、扩大就业、公平分配的包容性增长。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很难建立在发展的鸿沟之上，只能走南北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包容发展之路。倡导包容发展不仅是道义大旗，更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如何抓住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机遇，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战略目标，就必须找到兼顾自身和世界的共同发展路径。目前，中国的整体制造实力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部分产品和技术已进入高端门槛。盘点自身优势，中国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国，更是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产业和制造业体系完备，技术集成和设备配套能力位居前列，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世界一流，再加上资金储备雄厚和信贷方式灵活，完全可以实现优质工业品、成套装备、工程技术的全面输出。而广大非洲、亚洲、拉美发展中国家及中东欧国家，普遍存在健全工业体系或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紧迫需求，中国与他们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空间和潜力巨大，还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搞三方合作，实现双赢多赢、互利共享。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近期看有利于中国盘活国内富余的工业制造能力，缓解发展压力；中长期看有助于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取得有利定位，是推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向中高端升级的重要步骤。从更大意义讲，这实际上是开启了以中国为枢纽、衔接上下游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序幕，将直接影响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重塑过程。
中国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全球治理、发起国际产能合作，有规划蓝图，也有切实行动，是顺应全球化大势，也是支持和推动全球化进程，不仅使自身继续从全球化中受益，也有助于让全球化成果惠及世界更多国家和人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挂职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魏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