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商品化为旗帜的“新自由主义”,加上金融化,形成新的金融资本主义,并造成了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但经济全球化毕竟符合时代潮流,经过曲折之后会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各种挑战,首先把国内事情办好。
2016年已经过去,留下全球瞩目的两大遗产,即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以预见,这两大问题将在2017年持续发酵。这一股“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之风,从出人意料的吹皱“一池秋水”,到风雨交加越过大洋,到大洋彼岸形成狂风暴雨。有人把这场批判“经济全球化”,攻击标榜“政治正确”的精英政治,试图推翻现有的政党格局和国际体系的浪潮称作为“民粹主义革命”。英国脱欧是民粹主义思潮的“试水”,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则让这一思潮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执政理念。可以说,世界形势呈现出自苏联解体25年后动荡与分化的新趋势。
特朗普让全世界处于“不确定”状态中
特朗普在竞选中以“美国第一”、“让美国重新强大”的口号和让美国企业从国外搬回来的承诺赢得大选。根据以往经验,美国总统在竞选时可以任意放言和承诺,而一旦当选就会面对现实,变得比较谨慎。而特朗普非要打破这种“传统”。当选而未上任就抛出“美国第一”的政纲,对国际事务包括对华关系采取十分强硬的态度。特朗普在贸易、汇率、南海、台湾等问题上一再攻击挑衅中国,破坏了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特别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特朗普违背了中美建交以来几十年的美方承诺,在“台湾问题”上踩了红线,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严重影响。同时,他的执政班底和智囊核心已基本形成,大多奉行新保守主义,有的媒体称为“铁血鹰派团队”。因此,世界各国大多都在观望,国际形势受此影响也处于“不确定”的动荡之中。
“反全球化运动”的再度兴起
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推进了全球经济的融合与发展。世界经济已经初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十几年中,全球经济加速发展,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也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新兴经济体。这种显著的成就是不可能被轻易否定的。然而,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它的弊端在近十年中也都显露出来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差距拉大。有的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边缘化”,经济不发展、社会和政局动乱。但这不能仅仅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大搞“颜色革命”,推行美式“民主化”,把某些地区的形势搞得很乱,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如今,在发达国家内部,精英阶层同普通民众的差距也在扩大,这就为“反全球化”重新发展起来提供了土壤。
“反全球化运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生。反全球化从一种思潮发展为一种“新社会运动”,始于1999年11月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早期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是游行示威、“街头斗争”,甚至伴有暴力。2002年12月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反全球化”百万人示威游行使“反全球化运动”发展到顶点。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取得巨大成就而受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接受,“反全球化运动”因此走向理智,但在一度冷清之后,现在又有抬头之势。“反全球化运动”思潮认为现在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推行一个“健康、公正、公平的全球化”,这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而英国“脱欧”必然对经济全球化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极可能引发新的“反全球化运动”。有的学者认为,英国“脱欧”开始了“去全球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三个概念,应加以区别。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去”不掉的,也是“反”不掉的,因而称为“逆全球化”比较合适。“逆全球化”主要指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会大刀阔斧地借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但经济全球化毕竟符合时代潮流,经过曲折之后会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 5任总统。图为2017年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特朗普在总统就职典礼上宣誓。
在欢呼和抗议声中,唐纳德·特朗普1月20日中午在华盛顿国会山发表以“唯有美国第一”为主旨、以保护主义为主基调的就职演讲。总统就职日前后,特朗普反对者组织的抗议示威规模打破以往总统就职日的相关示威纪录。图为2017年1月20日,在美国洛杉矶,民众举行游行,抗议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民粹主义蔓延,引发欧美国家政治生态变化
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最早出现在19世纪60—70年代的俄罗斯。他们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冒充“人民之友”。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民粹主义,是反全球化和反对精英政治的主要力量,其思潮十分混杂,既有右翼也有左翼,甚至包括极右势力,其中右翼势力占优势。他们利用经济低迷、失业率增加以及难民潮,煽动反主流政党和排外极端民族主义。英国全民公投“脱欧”,民粹主义煽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五年来,各类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大选或地方选举中异军突起,对欧洲主流政党形成挑战,引动欧洲不少国家政治生态的变化。法国国民阵线是老牌极右政党,曾因极端民族主义言论被广泛谴责后一度消沉,现在借机改头换面,反而获得高支持率。英国独立党是“脱欧”主要煽动者,2014年已成为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第一大党;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奥地利自由党、西班牙“我们能”党,都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好的成绩。2017年,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将举行全国大选,将对现有的主流政党形成极大的挑战。2017年是欧洲的“考验年”。国际思潮具有传导性,从欧洲到亚洲、美洲,已成为一种“时髦”的社会思潮,但其主流在欧美发达国家。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上台执政后,“特朗普现象”将引领全球民粹主义运动。
民粹主义思潮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重新抬头,使战后建立起来的欧洲统一思想发生危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也发生逆转。欧盟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形势十分严峻。欧洲曾经经历两次可怕的世界战争,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欧洲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欧洲需要良知,需要重新积聚欧洲统一的积极力量。
全球经济危机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2008年是一个拐点。是年爆发的由美国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接着是欧债危机,从而使美国和欧盟经济陷入长期衰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以私有化、自由化、商品化为旗帜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新自由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否定战后西方国家实施的“凯恩斯主义”,实施撒切尔—里根的供应学派的经济发展政策。“新自由主义”借助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由美国扩展到欧洲发达国家、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加上了金融化,形成新的金融资本主义,推高虚拟经济,打击实体经济。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当时国际社会曾热烈讨论克服危机的出路,提出“替代模式”。一度曾有左翼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和采用某些倾向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但这并不现实。还有一种意见是回到凯恩斯主义,这也不现实。而美国和欧盟的统治集团却用“转移危机”的办法来解决危机。一方面,在美国和欧盟国家将危机转嫁给草根民众,甚至中产阶层,而大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大资本家不但丝毫未损反而大获其利。这样就造成社会阶层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严重分裂。而标榜“政治正确”的执政的精英集团无视于这种社会分化现象,却热衷于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发达国家,利用资本金融优势,特别是美国的美元特殊地位,将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因此,这场危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的痼疾。再加上美国在全球推行“自由化”和“颜色革命”,造成中东地区局势混乱,出现涌向欧洲国家的“难民潮”。这是造成当今“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根本原因。然而现今的“民粹主义”风潮及其领军人物并不是真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利用了这种局势,打着“人民之友”的名义,搞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欧洲极右翼政党相继崛起,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
中国该如何应对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在不断地迅速发生变化,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民粹主义”引发的“反全球化”思潮无法改变这一大趋势。但我们必须用全球眼光,认真分析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提出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
我们要充分发挥战略定力,积极应对各种挑战,首先把国内事情办好。国际国内是两大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要从两个大局思路出发,研究国际形势复杂动荡对我国带来的影响。中国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出现社会多元化和信息复杂化的问题。我们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推进积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和平发展是当今之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国际战略。我们要积极面对世界多样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世界潮流。当下,我们要面对的是“逆全球化”,即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中国应主张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我们生活在同一地球村,各国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既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又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这就是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要把爱国主义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把我们自己国内事情办好,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研究室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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