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秩序转型提速、深化,全球化遇到波折,多年累积的深层矛盾正集中爆发;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和平崛起并未因经济下行而减速,继续成为格局转型—秩序塑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而面对美国这一中国外交因素中的重中之重,中国在交出了2016年良好对冲答卷的同时,也有信心在美国新当选总统任内继续稳定中美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压舱石和世界秩序的稳定器。
2017年1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2017年,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中央对全局工作的总要求。外交工作亦不例外,要在稳的前提下,努力化解国际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调整处理好大国关系,巩固周边环境向好发展势头,在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带有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优质公共产品。要保持和维护和平发展的历史大势和战略大环境,争取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大,格局—秩序转型提速、深化
2016年以来,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历史时期。地缘政治各大板块的漂移、碰撞、挤压在加剧,其力度、烈度、发展趋向不确定、不明朗,导致一直以来的国际格局转型提速并更趋深刻。一直以来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正面临风险。
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伊斯兰国”(ISIS)以超乎世人预料的残暴和速度席卷大中东伊叙地区,使得美国的全球棋盘上一时之间出现东—中—西首尾难以相顾的局面。俄罗斯高效快速介入叙利亚战场,从根本上扭转了国际反恐战争局面,对冲了因乌克兰危机而导致的战略困局,实现了俄美、俄欧关系的战略再平衡。最近,美俄领导人有关强化核军备的言论,引发世人忧虑。
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平添诸多不确定性,将使中美关系、美俄关系和一系列美国外交关系面临重大战略调整,无疑将牵动多组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联动。人们有可能看到,21世纪的中美俄大三角战略格局即将成型。若与40年前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相比较,在这组主导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战略平衡的战略三角关系中,中国快速和平崛起,已稳居战略主动位置,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提供最强大的正能量。
2017年欧洲的一系列选举可能继续上演“黑天鹅”事件,动摇欧洲的政治基础。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推出的一系列带有新孤立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表明美国不愿再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责任,在解决全球问题上的执行力也被大大削弱。这将极大影响其全球领导力,从而冲击到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转型。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其可能导致长期以来赖以支撑全球(化)体系的世界自由贸易制度,赖以支撑世界和平与发展大环境的全球安全体系,以北约/东亚盟国体系为支点的战后—冷战后地缘政治体系,以及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面临重大考验,发生动摇甚或瓦解崩塌。
与此同时,一向以来已成为西方国家“政治正确”观念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趋于坍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核心价值观正经受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确立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制度和赖以崇信的新的价值/道德观念,也因国际秩序失范面临塌陷,更为令人担忧。
全球化遇到波折,多年累积的深层矛盾正集中爆发
最近几年间全球化遭遇严重波折,多年累积的深层矛盾呈现集中爆发态势,“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成为国际格局转型提速—深化的重要推手。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全球化的本质是巨量跨国资本(从华尔街—法兰克福出发)在全球范围内以跨国财团/企业的形式,统揽几乎一切人类经济活动。产业链、产业体系暨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主权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形成,传统制造业实现了全产业或中低端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大规模、高速转移,而高新技术行业、IT行业的创研部门、高等级服务产业、金融产业等却集聚于发达国家,从高端掌控着全球产业体系,同时造成传统制造业或其中低端生产环节快速迁离发达国家,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行业成为“制造财富”的独立的新兴产业部门,居于发达国家,居于全球产业结构的最高端,掌控几乎人类生产活动的全领域。
全球化进程推动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资源国家快速发展,脱贫致富。与此同时,快速积聚起来的巨大人类财富,在跨国资本主导下必然使财富迅速回流发达国家,快速集聚到全球各国大资产者囊中,未能公平惠及中下层人民,造成了从发达国家到资源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普遍的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相对贫困化加剧,致使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社会阶级/阶层对抗的紧张度加剧的现象,引致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浪潮。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中产阶级遭受冲击,传统“橄榄型”社会结构处于萎缩状态。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之一,即是传统蓝领白人阶层的愤怒,有所谓“美国梦不再”之慨叹,而种族焦虑、经济恶化(失业、工薪长期停滞)和反建制/反精英情绪,促使他们渴望一个强人来改变现状。这恰与欧洲的反全球化和排外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相呼应。在资源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贪污腐败盛行,社会矛盾激化。资本在国际社会分工造成的经济落差,更使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落在了全球化进程之外,成为所谓“失败国家”,推动了极端宗教势力的发酵、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生成、难民潮的掀起,造成了麻烦的地缘政治危机和全球反恐战争。
欧洲一系列事件,美国大选的政治丑陋化,大规模恐怖袭击等乱象,表明美国和西方体制出现了大的问题。曾几何时,在西方国家把“颜色革命”的祸水竭力推向中东西亚北非东欧国家,谁会想到,如今这一浪潮却烧到了自己身上,点燃了西方国家—美国社会深层积蓄已久的民粹主义的社会政治能量。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惠国,我们在充分享有全球化带给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累积全球化带来的诸多负面因素。例如:中国经济长期居于全球产业结构/链环的中下端;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进入了集中偿还期,自然和社会压力巨大;中国从一个均平社会结构,即低冲突/低裂度/低紧张度的社会结构,快速进入到了中高冲突/中高裂度/中高紧张度的社会结构中,亟须法治、民主、公平、福利、安全保障、良性财富再分配体制的建设与改革,以解决不断积聚的诸多社会矛盾,缓冲、调节社会紧张度。
向世界提供正能量,中国坚定不移引领全球经济前行
展望2017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人们普遍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感到焦虑,反经济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主张对现行发展道路、分配制度、治理模式进行反思和变革的声音增多,世界经济走向成为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与此同时,各方面的重要指标显示,2016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给国际社会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国快速和平崛起并未因经济下行而减速,继续成为格局转型—秩序塑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中国经济正向更安全、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变,GDP增速虽然放缓,但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反而拉升。2008—2015年,中国贡献了全球GDP增长总量的47%。在全球贸易出现两位数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贸易份额却上升到13.8%。可以说,中国几乎以一己之力支撑着全球贸易局面,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引领作用。
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决心不变、信心不减。在当前人们对蔓延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担忧的大背景下,中国要坚定不移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把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振贸易和投资活力。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不会动摇;中国改革的步伐将坚定向前、不会放慢。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和更优质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并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红利惠及全球。
美国退出TPP似乎已成定局,世界自由贸易体系面临转折。美国推行了十年之久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将因此折其经济之翼。美国新政府退出TPP,甚至退出《巴黎协定》,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在中国主导下,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速构建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而有序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引领构建亚太经济新秩序的历史时机已臻至成熟。TPP留下的区域合作条款、标准甚至经验,将可能有助于推进RCEP及FTAAP进程。中国将积极推动RCEP的构建,坚定不移提升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打造改革创新格局,为亚太引领世界经济创造动力。要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引领全球经济向更加包容普惠方向发展。
当前,正值国际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高涨之际,却出现严重供给不足的局面,亟须进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侧改革。美国大选和欧洲政治“黑天鹅事件”迭出,极大影响其全球领导力。作为此前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其继续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显著下降。美国和欧洲减少公共产品供应之际,正是中国和平崛起增加公共产品供应之时。这一减一增显示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显现出领导力的增减。这就给中国带来一个展现全球领导力的历史契机。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同区域伙伴共商、共建、共享,为亚太互联互通事业做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将为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提供一个典范,表明中国正在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发挥全球引领作用。G20杭州峰会成为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节点。中国首次把“创新”提到峰会主题当中,把创新增长方式、挖掘增长潜力作为峰会核心任务,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找到全球增长的新动能。中国通过G20平台,对现有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有效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的长远变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首访瑞士,出席达沃斯论坛,访问多个国际组织总部,向世界传递出了中国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强大正能量。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巨大市场空间,继续成为各国投资的热土,继续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贡献。习主席还借此访同各方重温历史,弘扬各方公认的外交理念,向国际社会全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这次访问表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参与引领合作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越来越臻至丰满完善。
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实现中美关系的向好调整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全面、最具战略性的大国关系。协调稳定的中美关系已成为现有亚太秩序的主轴。长期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在过去几年里,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多次会晤,多次进行长时间的小范围会谈,相互进行战略交底。中美对彼此发展目标、战略意图保持经常性深层战略沟通,增信释疑,明确方向,效果良好。这是中美战略关系稳定的重要保障。
当前,特朗普执政团队的人事安排及尚不清晰的对华政策,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将面临重大考验。中美间的“陌生感”会增强,政治磨合期可能延长。中美两国之间相互的政治测试、政策协调有可能并不平顺,甚至会因一些突发事件产生摩擦冲突。我们必须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备足政策“工具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肩负全球经济增长责无旁贷。特朗普竞选中宣布的涉华经济政策,其新执政团队中的负责经济人事安排显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有可能出现困难局面。必须指出的是,贸易战不仅将伤及中美两国,而且危害世界经济大局。中美应相向而行,协调经济政策,携手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贡献正能量。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衡、可持续、高中速增长的势头,其将为世界经济,也为美国经济提供更多需求,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我们有理由期待美国新执政团队就此展示积极合作的政治意愿。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敏感问题。多年来美国朝野已深刻地认识并接受台湾问题牵涉中国核心战略利益这一现实,中美双方已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管控台海危机的机制。“一个中国政策”是长期铸就的中美关系的基石,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绝不会拿国家核心利益做交易。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的战略意志坚如磐石。面对台湾政党轮替新常态,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外交、安全层面来看,“九二共识”已成为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大局的基础和唯一政治选项,成为确保两岸和平发展之舟扬帆远行的“定海神针”。两岸关系发展的时间(历史大势)和空间(国际大视野)的战略主导权操诸于我,为我奠定了实现国家统一的深厚战略基础。
近年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的表象是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存在某些不适应,一些国家对中国能否和平发展存在疑虑;但就深层原因而言,亚太区域事实上出现了因中国快速崛起而形成的中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结构与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因双方力量对比的快速变化而不断加深、加剧。比较而言,美国代表着传统的国际政治范式和世界秩序观念,而中国代表了以经济为国际关系驱动力的新型范式与观念,显示出和平与柔性的特征。从G20杭州峰会系列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到中美共助《巴黎气候协定》的成功,从TPP的破局,到中国高调捍卫全球化的历史成果,上述两者持续十年的战略博弈,至此以后者成功对冲前者,即经济对冲安全、“一带一路”对冲“亚太再平衡”、RCEP对冲TPP的结果而告一段落。
中国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始终致力于促进亚太和平、稳定、发展。在近期中国周边形势中,中缅关系的最新发展,中菲关系在菲政府换届以来的崭新转变,中越战略关系的调整与进步,使得一段时间以来似乎出现过纠结的中国与东盟关系得以大幅度改善,也使一度风高浪急、云谲波诡的南海形势趋于平静缓和。随着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其将在平衡该地区大国关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成为弥合分歧的引领者。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新政府的东亚政策是否会进一步固化美国与日韩的同盟关系,是否会再次危害东亚—南海区域正在向好的安全局面?中美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保持经常性对话,开展更多合作,应对各种挑战,努力培育两国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都做地区繁荣稳定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台。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合作加快向全球各领域延展。双方认识到,中美虽解决不了所有全球问题,但任何全球性问题若缺失中美合作都难以解决。迄今为止,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在加强全球核安全、网络安全合作领域,在反恐、伊朗核、朝核、阿富汗、苏丹等涉及国际安全的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卓有成效。面对一系列无法绕开甚至是重大的分歧,能否共同管控分歧和矛盾,始终是对中美关系的严峻考验。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美双方已摸索出了一整套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清晰认知对方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从而对对方发展保持比较稳定战略预期的经验。中美两国之间高质量战略沟通机制的运行,一再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不仅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可靠战略保障,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成熟国际关系机制。面对此次美国政权轮替,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不会因对方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而受到颠覆性冲击。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外交重中之重,向好的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压舱石,也是世界秩序的稳定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