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困难，别抱怨，要知道这是规律
姚景源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观察中国经济，要从当前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入手。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三期叠加”，即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使得整个经济局面变得十分复杂。这种“三期叠加”导致的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最近几年来，我国GDP增速渐次放缓，2013年增速为7.7%，2014年增速为7.3%，2015年增速为6.9%。
二是企业利润在下降。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比上年下降2.3%；而且，越是上游的企业，利润下降得越厉害、越明显。
三是生产价格指数（PPI）在下降。工业品价格指数连续4年多负增长，不仅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还会有导致“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风险。
四是财政收入在下降。2015年全国财政收入按同口径比较增长仅5.8%，有个别省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一升”则是指潜在的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在上升。去年，股市从3000点急上5000点，又急落。楼市今年的状况根本上来讲还是货币问题。今年“三去一降一补”其中去杠杆是一项重要任务，杠杆率就是负债率，这个负债率在我们国家究其风险来讲还是企业负债。现在的企业负债率过高，因为企业融资更多是靠间接融资，就是通过银行，我们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才占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八十以上靠的是银行。企业负债欠银行钱，企业负债出了问题，银行就出问题，银行出问题财政就出问题，财政出问题就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对于这些问题怎么来判定呢？我觉得有周期性原因，但是主要又不是周期性原因，而是结构性原因，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
首先要认识一下周期性。如果经济遇到单纯的周期性问题，可以用“挺”或“熬”的办法，坐等经济回暖。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因素可以解释的。
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并不是一个短周期，而是一个长周期。从国内看，眼下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不断累加，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无论是“三期叠加”还是“四降一升”，都不是短期内靠“硬挺”和“苦熬”就能跨过去的坎。因此，我们必须攻坚克难，直面挑战，加快改革创新，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去解决深层次矛盾。
把握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得从以下三个层面去分析。
一是从经济增长速度层面把握新常态。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因为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生态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及人口红利都在减弱，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须解决，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付出新的成本，这也是经济增速下行的重要原因。就像汽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要换挡，不可能一下子从五挡到一挡。在经济换挡期，稳中求进是总基调，所以不能盲目追求数量，但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增长。
经济增速回落是正常的。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数量问题、速度问题，是健康问题。中国经济要走到一个新阶段，由过去规模速度扩张的粗放增长，转到质量效益提高的集约增长，就是由粗放到集约。
中国经济速度的放缓也和长期累积的矛盾有关。一方面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过去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大量的低价劳动力，生产低成本出口产品“打天下”，但如今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去的模式不可持续。过去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长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和环境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中国步入老龄化，但是中国老龄市场的开发不够，应学习日本的“银发经济”，盯住老龄市场。
二是从经济增长结构层面把握新常态。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就是结构层面，所以要调整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即农业应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工业应由中低端产业走向中高端，而服务业则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部分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面临体制上的问题，如金融业方面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打破垄断局面。
三是从转换增长动力把握新常态。过去中国经济很重要的增长动力是靠要素的投入，包括资本、资源等，这也造就了一批富裕者，比如煤老板、矿老板等。而现在，中国需转换增长动力。我们要用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替代大量的物质投入，让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点。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更多体现在供给层面，体现在结构性问题上面。
世界经济出了问题，最早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从欧美开始。当时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叫做“滞胀”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增长停滞，但是一方面通货膨胀。当时我们还笑着说资本主义要灭亡了，因为这两件事情不能同步发生。70年代有一种理论说资本主义得了相克的两个病，一个叫肝炎、一个叫糖尿病。得肝炎的病人需要增加各种营养，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但是糖尿病最怕这两样东西。
这个病怎么解决的？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叫拉弗，拉弗画了一条线叫做拉弗曲线——一般情况下，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但是真正把拉弗这套东西运用到现实中的实际上是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这就是我们讲的供给侧理论的实践发展。
所有的经济活动其实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供给。过去我们更多地是在需求方面想办法，更多地通过拉动“三驾马车”特别是用出口和投资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但现在需求方面政策效用不断递减，而且副作用持续积累，回过头来，我们还得在供给侧寻求新突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攻坚克难。
供给侧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得放到中国经济的大环境里去把握它。这个大环境是什么？就是“新常态”。
对于供给侧的改革，我们其实并不陌生。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吃不饱肚子，还要粮票。我们解决吃饱肚子的根本方法不是从需求侧入手，而是在供给侧上想办法，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村和农民的贫困问题，而且迎来了一个长达30多年的改革开放新时代。
回过头来，大家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别唉声叹气，别抱怨，因为这是规律。这次经济增长回落下行告诉我们，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低价格商品，用低成本优势干出口、打天下，这条路到此为止，干不下去了。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要埋怨外部环境，你要改变自己，到了冬天别卖衬衣，要卖羽绒服。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我们确实现在面对很多困难，对现在的困难既要正视它，直面挑战。同时千万别发牢骚，你一定要有不断向上、充满激情这样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