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时代邮刊

一提起国民党特务，不免令人毛骨悚然，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特务与情报工作却富有艺术性。中共的特工组织更是先于国民党成立。周恩来“以上智为间”，开辟隐蔽战线，使之与统一战线工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障。

“中央特科”在行动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到终点。周恩来一度被扣押，这使他认识到，斗争方式必须更加隐蔽。同年5月，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他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分设特务、情报、保卫等4股，以情报工作为主。

“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多年后，周恩来对特务工作处成立的意义作了如此评价。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继续由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设立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4个科，任务包括：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其中，陈赓为情报科科长，他与行动科科长顾顺章等人曾在1926年经周恩来推荐，由党中央选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

“行动科”又称“红队”，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除掉叛徒。比如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很多内情，必须除掉，带队完成清除任务的就是科长顾顺章。康生当年也是这个科的，还当过科长。有一次，红队队员执行任务失手，后来康生出马，两支勃朗宁手枪一别，马褂一穿，礼帽一戴，拄个拐棍儿，很快就除掉了叛徒。

特科成立后不久，国民党也有了特务组织。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专门捕杀共产党人，由陈立夫负责，后发展为“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1932年，蒋介石效仿墨索里尼成立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下设特务处，黄埔六期学生戴笠任处长，后发展为“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后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打进去，拉出来”

特科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有两种：“打进去”和“拉出来”。前者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后者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

当时，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为扩充特务人员，开办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便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并陆续在“中统”内部取得要职，后被称为“龙潭三杰”。他们还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而胡底被调往天津，顺利掌控了北方机关的情报；钱壮飞则当上了总务调查科科长、“中统”领导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中共特科“拉出来”的第一个人恰是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第一个特务鲍君甫。他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心想若能帮共产党做事，同时搞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应付国民党，便可两全其美。鲍君甫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陈养山，还把随身带着的一份搜捕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他。周恩来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很可靠，但对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便批准由陈养山与他单线联系，对他加强教育，为我所用。后来，在清除叛徒白鑫和营救彭湃、任弼时的行动中，就有鲍君甫提供的情报。

上海滩帮会大佬杜月笙的顾问杨度也被“拉出来”。杨度早年便是慷慨儿郎，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还与袁世凯私交颇深，袁世凯称其“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后来，杨度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世界观开始改变。1929年，潘汉年打算介绍其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考虑到杨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中，这样一个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能发挥很大作用，于是批准了54岁的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为中央特科定规矩

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这个过程已广为人知：当年，捕获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先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报告了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一夜之间，武汉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当时正好是周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儿去了，武汉来的电报全部落入中共潜伏间谍钱壮飞手中。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当年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曾回忆说。4月28日，陈立夫、徐恩曾派张冲等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却一无所获。陈立夫问旁边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对方答道：“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顾顺章后来得知此信息时说：“那女子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因为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16岁的俊朗少年周恩来就在校话剧团中扮演过女角。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

当年，周恩来为特科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但在周恩来1931年底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后，特科后期工作逐渐偏离原则，从1933年至1934年连续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国民党特务，3次盲目制裁所谓内奸。由于一再暴露在敌人面前，又不能有效地防御敌人的破坏，两批红队被捕牺牲，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1932年的第四次反“围剿”打得并不如意，只是“险胜”。到第五次，情报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就失败了，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1935年，中央在长征途中派陈云回到上海，重整情报系统。

隐蔽战线的奠基者和领导者

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双方再次合作。第二年，全面抗战开始。然而，蒋介石认为，日本是皮肤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并密电“西北王”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将进攻边区的时间定为7月9日。然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电报：“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

显然，胡宗南的计划暴露。胡宗南虽然发觉有人泄密，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熊向晖是周恩来早年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一枚“闲棋冷子”。由于有可靠情报，共产党总能在胡宗南眼皮底下行进，胡宗南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反而损失惨重。毛泽东称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周恩来说：“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1年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继续部署、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拉出来”更多有价值的战友。阎宝航原是张学良手下，抗战时期，重庆的阎家大院搞救济会，凡是东北老乡找他，他都提供容身之所。周恩来看到他的仗义之处，于1937年介绍他加入共产党。

1941年，在国民党的一次宴会上，阎宝航获得德国将于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突袭苏联的情报，并把情报交给共产党。周恩来直接拟了一份紧急电报，通报莫斯科。1941年6月上旬，在希特勒全面进攻苏联前夕，斯大林接到了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苏军得以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

1949年11月，就在见到熊向晖“归队”那天，张治中感慨道：“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国民党撤退台湾后，周恩来仍然领导着两岸之间的情报工作。

隐蔽战线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周恩来是无可争议的奠基者和领导者。周恩来去世前会见的最后一个人还是情报工作负责人罗青长，最关心的仍然是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