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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神剧”看国产电视剧的制播与消费逻辑

作者:◆李静
尽管已经过20年的市场化洗礼,我国整个电视剧制作业却仍处于遍地“作坊”的分散竞争型格局,尚缺乏具有雄厚资本实力、强大制作产能、高度专业化的旗舰型企业,世界第一的电视剧总量中的90%是由年产能仅为1-2部的微型企业所贡献,且量高质低,绝大多数的电视剧内容乏善可陈,甚至粗制滥造。如此分散的产业集中度难以摊薄单个剧目的资金风险,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家制作机构而言,每一部剧都是输不起的破釜沉舟之作。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适度的寡头垄断竞争有助于提升产品的质量、资本的良性运转、产能的规模效益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是更为科学、健康的产业市场结构,过度分散的竞争态势无法将整个产业做强做大,对每一个企业主体而言更是不堪风雨。近两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电视剧从业者意识到了行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势在必行,然而知易行难,国产电视剧制作业与整个文化产业的现状一样,离支柱型产业的发展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抗日神剧”的制播逻辑

1.电视台的收视压力与生存困境

在市场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加上互联网的冲击,电视台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或困窘的生存压力下举步维艰,面对来自官方、观众和广告收入的三重压力,与电视剧制作机构较为单一的经济诉求相比,有着更为复杂纠结的生存境遇。

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冲击,电视台对电视剧的依赖度也渐渐降低,重心开始转向打造制作成本更低、观众粘度更佳、品牌美誉度更高的综艺类节目,对电视剧的购买数量和交易价格愈发小心谨慎、“精打细算”。

2.“抗日神剧”的“避风港”效应

(1)题材安全容易过审

题材的安全性,几乎是所有电视剧制作机构首要考虑的因素。由于监管部门的种种规定,国产电视剧可供选择的题材范围其实非常有限,古装、穿越、涉案、反腐、谍战等题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唯有抗战题材电视剧多年以来“一路绿灯”,在审查上基本“零风险”。

(2)高收视带来高回报

大制作的精品剧基本被央视和一线卫视垄断,地面频道和二三线卫视的最佳选择就是那些中小投资成本、虽没有明星演员但非常贴合目标受众口味的剧目,往往会收到以小博大的效果,令电视台收获高收视,制片方获得高回报。传奇类的抗战剧一直是备受二三线卫视和地面影视频道欢迎的,因为这一题材的电视剧成本不高,又有着非常稳定的目标收视群体,那些被评为“抗日神剧”的电视剧就大多出现在这些播出平台上,制播双方之所以宁可顶着骂名也要制作播出“抗日神剧”,就是由于其高额的市场回报所带来的驱动力量。

二、“抗日神剧”的消 费逻辑

本文结合对论坛、微博、贴吧等互联网社交媒体中有关“抗日神剧”话题的非参与式观察,以及对相关剧目收视数据的分析,依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将“抗日神剧”的观众划分为顺 从、协商、对抗三种类型,由此来梳理其消费逻辑。

1.顺从型观众:“抗日神剧”的忠实拥趸

“抗日神剧”的高收视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顺从型观众的真实趣味,且这类观众基本不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更不会在互联网社交类媒体平台上发表看法,整个舆论场对“抗日神剧”的抨击对这类观众也影响甚微。

顺从型观众是“抗日神剧”收视的中坚力量,其大多审美情趣不高、艺术鉴赏水平有限,且多是固守于传统的电视荧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浪潮对这类观众的影响不大。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不平衡问题依然显著,此类观众虽然从长远来看终将成为“小众”,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会是制作方和电视台无法忽视的“上帝”,如何制作出既适合、又能 适度引导此类观众的电视剧作品,是留给所有电视剧从业者的思考题。

2.协商型观众:自得其乐的中立者

在对待传奇类抗战剧尤其是“抗日神剧”的问题上,协商型观众并不像顺从型观众那样毫不批判地全盘接受,却也不像对抗型观众那样“眼里不揉沙子”,他们的观剧心态更加宽容开放、自得其乐。在“抗日神剧”横扫各地的收视佳绩中,不仅有顺从型观众的由衷喜爱,更有大量协商型观众为其贡献份额。但协商型观众对“抗日神剧”的追捧与其抗战主题基本关系不大,他们并没有太多仇日情绪需要宣泄,仅仅将其作为情节好看的武侠动作片或偶像言情片欣赏。制片方和电视台正是看到了协商型观众这种取我所需的收视心态,各种打着抗战名义的类型片纷纷上演,力图将抗战剧的目标受众有效扩大。

协商型观众的收视行为从客观上看与顺从型观众表现一致,然而收视心态上却大相径庭。现有的收视率统计法很难将顺从型观众与协商型受众区分开来,从而进行有效的分析,希望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成熟,能够在受众细分、受众心理判断等方面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3.对抗型观众:边看边骂的狂欢者

在“抗日神剧”话题的网络狂欢中,对抗型观众的举动无疑对这种游戏历史的抗战剧创作“歪风”具有正面的警示作用,然而也须同时看到,这些讽刺批判性声音里充斥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比如刻意截取带有暴力、情色诱导的画面,耸人听闻、哗众取宠。

对抗型观众的这种参与文化,一方面可以主动进行相关的议程设置,形成舆论压力,有助于加速打破唯收视率至上的节目评判体系,凸显节目品质和话题性的重要,将对电视剧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助推作用。而另一方面,狂欢式的意义生产也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如过度的情绪宣泄、言论失控、“蜂群思维”等,需要网民不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同时也亟需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予以有效的引导和规制。

具体到“抗日神剧”,一方面顺从型和协商型观众造就了“抗日神剧”的高收视,另一方面对抗型观众的“道德大棒”又让整个传奇类抗战剧的生产动力跌入谷底。这种错位,体现了新媒体时代多元观众主体地位的复杂性。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新媒体技术的深入发展,协商型和对抗型观众将成为受众主体,顺从型观众则会渐趋“小众”。面对电视剧观众这种代际更替的趋势,如何在媚俗与教化的两极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适度表达,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三、扭转“抗日神剧”现象的思路

1.建立电视剧综合评价体系

纵观“抗日神剧”现象的整个发展脉络,可以看到制播方对收视率的无底线追逐是源头之一。即便抛开近年来愈发严重的收视率污染现象不谈,收视率也只能体现出观众的规模,而无法反映出观众对节目的真实评价和节目内容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比如一些在首轮播放中非常吸引眼球的“雷剧”,播出完毕即乏人问津,而一些需要慢慢欣赏品味的佳作也许首轮的收视并不如意,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现出品质的魅力,仅以收视率论成败无疑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降低制作方打磨精品的动力。

笔者认为,应当建立起新型的电视剧综合评价体系,将多屏收看度、社交媒体舆情、媒体和专家评价均纳入到评价体系内,收视率仅作为指标之一继续存在。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普及和应用也为这一新型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学界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业界更是已部分付诸实践,如爱奇艺、腾讯、优酷等都推出了供用户免费使用的收视行为指数数据和收视人群画像技术,为多维、立体地评价一部电视剧提供了可能。

电视剧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真实反映一部电视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改变一切向收视率看齐所引发的种种弊端,让潜心打磨的精品力作受到市场应有的尊重和回报。

2.合力打造真正的主流电视剧

如前所述,从积极的角度看待“抗日神剧”现象给电视剧业界带来的启示,证实了制播方、管理方和消费方存在着可以弥合的话语空间。本文认为,这个可以弥合的空间就是三方合力打造真正代表主流文化的电视剧作品。

真正的主流电视剧应该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并具有一定的理想感召力,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和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认同感。具体而言,“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国最典型的主流文化。它既是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大众文化、商业文化、精英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基本诉求。

电视剧是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绝佳艺术形式,制播方应当潜心思考如何切实提升电视剧的品质和内涵,而不是投机地奉行“遵命哲学”或者媚俗于肤浅的感官娱乐。电视从业者要积极挖掘观众的潜在需求,打造真正的代表主流文化、体现国家软实力的精品电视剧。

(作者单位: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责编: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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