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鄂尔多斯风暴》看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突破
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中国电视剧格局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电视剧《鄂尔多斯风暴》播出后，收视率一路走高，在同期播出的电视剧中位居第五，对于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来讲，取得如此成绩非同一般。该剧凭借荡气回肠的故事以及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被认为是继《木府风云》之后的又一部在多方面取得突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同时，该剧的成功也表明了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一、故事策略的转变：从弱故事到强故事
电视剧作为以故事吸引观众的艺术形式，在其创作过程中便被赋予了很强的讲述功能。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剧中，故事性是吸引观众观看的主要因素，因此这个阶段的电视剧也是靠故事取胜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影视娱乐化的影响以及观众对电视娱乐休闲功能要求的提高，中国电视剧开始转变风格，出现了演员明星化、主题先行化、叙事单向性等趋势，电视剧靠演员的知名度、主题的热度等立足。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也受到电视剧整体创作风格的影响，出现了故事性减弱的现象。新世纪以来的《茶马古道》、《血色湘西》等以近代少数民族地区历史风云变幻为线索的电视剧，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侧重政策宣传的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来讲，其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上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相对单一的叙事模式和相对粗放的人物形象依旧有待改进。
《鄂尔多斯风暴》在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发展相对薄弱的情况下能取得良好的收视效果，离不开该剧对故事悬念的成功设置。全剧通过详细展示塔拉、桑杰和诺丽玛这三个年轻人所遭遇的身世之谜、命运抉择以及爱恨情仇，将抗日战争时期年轻人的情感与命运起伏表现得荡气回肠。该剧在叙事上采取了三重叙事，即家庭叙事、爱情叙事和抗战叙事的结合，使电视剧凸显了一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实现了当前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叙事上的突破。
二、民族形象的转变：从浅层民族文化到民族精神风貌
在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的叙事中，汉族视角一直主导着少数民族题材文艺作品的整体风貌。因此，许多关于少数民族的叙事对于观众或读者来说，都带有“猎奇”的成分。近年来，随着少数民族地区自身文化意识的增强，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都由当地人制作。但是，这种文化意识和文化行为与发展地方经济，尤其是旅游经济碰撞在一起，使得单纯的民族叙事演变成为附属于旅游发展的形象宣传。于是，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都开始转向突出地域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由于这些作品很难兼顾地方特色和叙事，因此近年来的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很少有在挖掘深层次文化方面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每个民族的民族性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更在于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风貌不同，及他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心理素质。”
电视剧《鄂尔多斯风暴》巧妙地把地域特色和蒙古族的精神风貌结合在一起，让观众既看到了不一样的鄂尔多斯风貌，也看到了生活在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人民不一样的精神气质。导演用大量鲜活的细节把蒙古族文化渗透到电视剧的各个方面。浑厚的高原、苍茫的沙漠、宽广的草原、庄严的召庙以及飞翔的雄鹰、奔驰的骏马，把蒙古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仪式、服装、日常生活器皿、蒙古包及其内部陈设等，也随着剧情的发展呈现出来，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蒙古族的民族特色。该剧不单是靠这些“他者”形象立本，还将更为深刻的民族精神层面的东西展现了出来。剧中苏王所说的“挂羊头，卖狗肉，以做生意为幌子做出见不得人的勾当，千万别忽视了蒙古人鹰一样的眼睛”，道出了蒙古族人民的精气神。电视剧通过讲述苏王坚决抗日的家国情怀、满达的伟大蒙古女性风貌、桑杰由叛变到良心发现的人性苏醒历程等，使蒙古族人民的形象更为丰满，实现了少数民族叙事主体由“物”（风景、风俗）到“人”（人性、人心、精神）的转变。
《鄂尔多斯风暴》剧照三、叙事视野的转变：从汉族抗战到少数民族抗战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新中国的建立和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在抗战题材电视剧中，很少有以少数民族人民为主角的作品。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如果忽略或弱化了少数民族人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合理的。在抗战题材电视剧和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亟需拓展表达空间的当下，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鄂尔多斯风暴》把握住了正确的历史事实，坚持了正确的历史观，因此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电视剧《鄂尔多斯风暴》在艺术表达上充分尊重蒙古族人民的抗战史。该剧并不是单一地讲述抗战，而是依据实际的矛盾，在剧中既传达了蒙古族人民反对阶级压迫的“内部矛盾”，比如“独贵龙”运动，也演绎了蒙古族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斗争”，即反对日军侵占鄂尔多斯地区而进行的斗争，二者同步呈现，真实反映了历史事实。该剧的新意在于突出了蒙古族人民坚决抗日的决心，既为了保卫家园、保护生命，也为了维护民族信仰和民族尊严。剧中，当日本人试图通过搞到成吉思汗陵八白室的宝物，借此挟持蒙古族上层时，当日本侵略者破坏了鄂尔多斯蒙古人礼佛的大召王爱召时，蒙古族上层和普通蒙古族人民都义愤填膺。出于捍卫本民族人民的信仰—藏传佛教的神圣性，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意志空前高涨。电视剧站在维护蒙古族人民生存和尊严的角度，讲述了蒙古族人民的抗日背景和抗日行动，这是对抗战剧的创新，也是对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突破。
四、叙事风格的转变：从单一叙事到多重叙事
国内重大题材电视剧往往以某个主题为叙事对象，其他主题的叙事作为陪衬，以增加电视剧的娱乐性。近年来，观众对电视剧的要求不断提高，一部电视剧不但要具有思想性、艺术性，还要“好看”，才能吸引观众。在这种市场需求的背景下，几乎每部电视剧都会在剧中安排爱情戏，一些非爱情主题的电视剧中爱情戏份所占比重较大，以至于经常让观众把其误认为是爱情剧。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主题一般都比较单一，加上剧本创作人员水平有限以及目标观众群体的地域性等客观限制，其与时代潮流接轨的速度往往较慢，因此该类电视剧的叙事风格较为单一，剧本往往围绕核心主题，无法演绎为一个多重主题齐头并进、内容丰富的剧本。而《鄂尔多斯风暴》却打破了这种格局，将三重叙事即家庭叙事、爱情叙事、抗战叙事结合在一起。正是这三重叙事的巧妙结合，使这部电视剧具备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当代价值”。
电视剧《鄂尔多斯风暴》以蒙古族人民的对日抗战为主题，同时将家仇、情仇、国仇，亲情、爱情、友情融合在一起，扩展了剧情的叙事维度。在剧中，两条爱情线索与抗战历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桑杰与诺丽玛“门当户对”、彼此爱慕，但是由于对日本人持不同的立场，诺丽玛对桑杰失望，他们的爱情陨灭。吕秀菊与塔拉“青梅竹马”，诺丽玛也喜欢上了塔拉，他们之间的三角关系表面上是男女之爱，实则寓意着汉族与蒙古族的手足之情。诺丽玛和塔拉之间的爱情，源于共同的民族情感与理想追求。整部剧没有传统主题剧的刻板说教，也没有口号宣讲式的民族团结，而是从蒙汉人民刻骨铭心的爱情叙事、联手抗日的抗战叙事中传达出了阶级、民族、国家的大爱豪情。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责编：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