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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好日子》剧照自1982年的《蹉跎岁月》播出以来，知青题材电视剧作为我国电视荧屏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延续至今。它们在重现历史、演绎历史、反思历史的同时，也塑造出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然而与其他题材电视剧有所不同的是，由于“知青”这一话题作为一种文化影像与历史情结，承载着建国以来的时代烙印。因此，如何在电视剧中塑造知青形象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命题，它同时还夹杂着政治反思、集体记忆、历史评价等多重使命与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电视剧中的知青形象同时也是知青精神在不同时代的映射与显影。

40集知青题材电视剧《生命中的好日子》从2016年3月登陆央视八套、河北卫视、云南卫视等上星频道，得到了广泛好评，直至2016年底，该剧仍热度不减，在新疆卫视、内蒙古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阳江电视台公共频道、蛇口综合频道重复播出，可见其旺盛的生命力。《生命中的好日子》之所以能够获得大众的普遍认可，首先得益于其精良的制作和丰富的剧作元素，作品以悠长史诗般的艺术风格营造了荡气回肠之感，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作品对知青形象的塑造也有所突破，主人公韩墨池这一知青形象既不同于早期知青题材电视剧中“受难者”或“边缘人”式的悲情书写，又有别于新世纪初一些作品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侠者”形象，他的身上兼具了英雄人物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平凡人物的迷茫、焦虑、脆弱，以敬畏生命、豁达处世的生活态度对知青形象进行了当代化的演绎与诠释。

一、从“出身原罪”到“身残志坚”：苦难的转化与人性美的呈现

对于电视剧这一影像式的文本来说，若要让观众顺利地介入剧中的人物形象，至少要达成以下三种条件之一：“人物处于与观众类似的社会环境中”、“人物具有与观众类似的价值观念”或者“这种介入给观众提供快乐作为回报”①。显然，在以往的知青题材电视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倾向于满足观众的前两种审美需求。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正处在壮年时期的知青群体不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电视的收视主体，他们与剧中的人物知青有着类似的经历和价值观念。但是“苦难”成为了联结剧中人物与观众的精神纽带。许多作品都着力于呈现“文革”和“上山下乡”所带来的伤痛，剧中的知青也因而被塑造为“受难者”的形象，例如《蹉跎岁月》中出身“反革命”家庭的柯碧舟、《今夜有暴风雪》中“黑五类”家庭出身的裴晓云等，“绝望”、“自卑”、“无助”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

但是在《生命中的好日子》中，主人公韩墨池不但没有受到“血统论”的压迫，反而被设定为了高干家庭出身，可谓是“根红苗正”。但是，作品并没有一味地对主人公进行美化与拔高，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赋予了他一定的悲情色彩：在全剧一开始，村里的酒坊意外着火，韩墨池为了救农村女孩钟思存而失去了左腿。然而与“柯碧舟”们面对苦难所表现出的绝望、自卑或堕落有所不同的是，韩墨池并没有因苦难而一蹶不振，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和自我调节后，他再次积极地投入到了生活之中。他先是在家中钻研电子设备的维修，用修好的半导体收音机从假肢厂换回了一只假肢，随后又在火柴厂找到一份糊火柴盒的工作，从力所能及的工作开始干起，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可以看出，在早期的作品中知青形象身上所承受的“出身压迫”如今已经被彻底滤除，取而代之的是身体上的“残疾”和痛苦。这种“身残志坚”的人物设定使韩墨池一登场就带着强烈的“主角光环”，它一方面规避掉了以往作品中对阶级斗争的展现和批判，同时还激发了观众的同情心，凸显了其人格的崇高与伟大。

二、从“边缘人”到“追梦人”：励志精神的感召与寻唤

在许多“后知青”题材的电视剧中，故事的背景通常设定在上世纪80年代前夕知青“大返城”以后的这段历史时期，剧中的知青从荒凉落后的农村回到资源丰富的城市，遭遇了身份认同上的巨大危机，呈现出了“边缘人”式的形象特征。一方面，消费主义的文化形态对知青们心灵进行全面扫荡和统治，使他们对物质欲望产生了补偿性的追逐。另一方面，远离了“上山下乡”生活中相濡以沫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和英雄主义价值观，知青从光荣的“兵团战士”、“垦荒英雄”变为了城市一般劳动者，从“骄傲的一代”沦为了“失落的一代”和“迷惘的一代”。这类知青形象大多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中，例如《孽债》中迷茫懦弱的沈若尘、《泯灭》中深陷金钱诱惑的翟子卿、《昨日留言》中彷徨与无助的惠洁等。

然而同样是以“后知青”为题材，《生命中的好日子》中的韩墨池在返城以后并没有沦落为社会的“边缘人”。相反，他始终保持着一颗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的心，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个胸怀抱负的“追梦人”形象。在返城之初，身为高干子弟的他并不依赖父母的权威，而是靠糊火柴盒自力更生；当他因残疾而被高考拒之门外以后，并没有放弃提高自己的学识与修养，而是一边办补习学校和印刷厂，一边去旁听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后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只身来到深圳经商闯出了一片天地，并且在商海浮沉之中运筹帷幄，最终成为了行业中的领军人物。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领头羊，电视剧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使人们获得自我身份认同。韩墨池的身上有着一种“不服输”的拼搏精神和屡挫屡战的勇气，这种“平凡又伟大”的人物设定与当下主流价值观所崇尚的“励志精神”相契合，体现了作品对人们的道德感召和精神寻唤。

三、从“侠者”到“智者”：民族认同感的宣扬与家国情怀的彰显

在以往的知青题材电视剧中，还有一类知青形象较为深入人心，他们用“游侠”式的英雄气和“痞子”式的匪气重新定义了“知青”这一群体，呈现出了“侠者”式的形象特征。这类形象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04年播出的《血色浪漫》主人公钟跃民，他讲义气、有血性、桀骜不驯、崇尚自由，在他的眼中，“上山下乡”不再是一次残酷的考验，而是一场惊奇的冒险，贫瘠落后的乡村也并不枯燥乏味，而是处处充满了乐趣与诗意。受《血色浪漫》的影响，其后的许多类似题材作品都延续了这种人物设置，例如《甜蜜蜜》中到处惹是生非的雷雷、《血色青春》里忠肝义胆的陆建国、《北风那个吹》中率真随性的帅子等。这些人物形象将苦难转化为浪漫，赋予了知青“游戏人生”的乐天精神和“我行我素”的冒险精神，对知青精神进行了一种后现代式的戏谑与解构。

在《生命中的好日子》里，主人公韩墨池的身上也或多或少地沿袭了这种后现代式的人格特征，一方面有着强烈的叛逆性，倔强地拒绝了父母给他包办的工作和婚姻，一方面又具有英雄式的侠义精神，在周围人面临危难之际勇于舍身相救。但是与钟跃民式的“桀骜不驯”与“风流倜傥”有所不同的是，韩墨池身上的侠者气概被转化成了一种饱含家国情怀的“赤子之心”。虽然感情戏是全剧的一个主要看点，但主人公韩墨池并没有完全沉浸在男欢女爱之中，而是始终怀揣着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大爱”。尤其到了全剧的后半部分，作品借鉴了商战剧的元素，重点表现了韩墨池如何经营自己的公司并逐步走上事业的巅峰：从一开始坚持卖掉住房、盘下“梦想博物馆”,开办了利德饮品公司，到后来不惜代价决意吞并红宝扩大了企业规模，再到最后果断退出倡议联盟而重新赢得了公司的信誉。韩墨池总是能够在企业面临重大危机时做出明智的抉择，引领自己的团队成为了行业中的佼佼者。从这一点来看，韩墨池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侠者”，而更像是一个洞察世事的“智者”，即便历尽艰险，他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上进心和社会责任感，这种精神感召力把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巧妙地连接在了一起，对当下人的价值观的营造和民族认同感的树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结语

《生命中的好日子》通过韩墨池这一知青形象的成功塑造，对知青精神进行了当代化的演绎与重塑。作品以“怀旧”为情感纽带把历史思考与现实社会关联起来，通过彰显人性美和家国情怀对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寻唤，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本文系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知青题材电视剧的艺术流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KYZZ_0218

注释：

①[美]约翰·菲斯克著，祁阿红、张鲲译：《电视文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3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