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朝贡”外交真相
因为古代海洋的隔绝性比较强，汉代以后，中国对外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丝绸之路于是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化身与代表。中国对域外交往的向往，一方面存在“万国来朝”的政治期望，一方面也积极寻找机会进行接触和交流。不过，在东方形成的“汉字文化圈”足以证明，古代中国对于周边的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
“以我为主”的外交格局汉唐之际，中国的外交体制获得良好发展，唐朝“以我为主”的外交已经相当成熟。所有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被唐朝纳入自己的外交体制中。他们的情况不尽相同，与唐朝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在唐朝的观念中，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四夷”环绕着中国，而“四夷”这个观念来之久远，唐朝不过是沿用而已。不过，正是因为这个观念的存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也会相配套。比如“四方馆”，就是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场所，并有一整套制度，如每有使者前来，就会有专门的人员接待、访问、记录，尤其是访问记录来访国的风情、制度，这些文字都会保存在唐朝的史馆之中。
在唐朝的外交体制中，交往各国都有等级，这个等级是由唐朝设定的，相应的接待工作，也按等级进行。专门的外交部门，唐朝叫做鸿胪寺，“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 鸿胪寺的长官鸿胪卿、副长官少卿也有相关的出使任务，“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册封政治首脑，是中国皇帝（唐太宗开始也称“天可汗”）的权力，而鸿胪卿等人是执行者，即参加各国首脑的加冕仪式，表达中国皇帝的政治姿态。鸿胪寺管辖的典客署，职责为招待外宾，“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 等位显然是个关键因素，具体而言，“三品以上准第三等，四品、五品准第四等，六品以下准第五等”。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使者很可能没有官阶，不过唐朝也有安排，即“其无官品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所乘私畜抽换客舍放牧，仍量给刍粟”。
所谓品阶，就是唐朝的官员品阶，包括职务、将军号和爵位等。国外领袖，获得唐朝的官职，在当时很普遍，显然是双方共同遵守的一项规则。以阿史那思摩为例，他是突厥人，在东突厥内部官职为“夹毕特勤”，没有兵权，几次出使唐朝，唐高祖曾封他为“和顺郡王”。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唐太宗任命他为“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五月又册封为“怀化郡王”，将军号为正三品，而郡王品阶为从一品。很多册封，是具有沿袭性质的，比如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高丽王为辽东郡王等。与唐朝交往各国，多为附属国，向唐朝称臣朝贡；而接受唐朝的册封官职，应是它们外交的内容之一。史书对于唐朝的邦交国，也称之为“外臣”。因为唐朝主宰外交事宜，与中国交往的条件与待遇，各国或者只有接受这一种可能。形式上的平等交往并不存在。
古代外交，实力原则贯彻得赤裸鲜明，丝毫不加掩饰。看看古代波斯帝国流传至今的“万国来朝”浮雕就能明白，国际关系的实质不平等是根本性的。在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小国的选择变得更加困难，不得已只好首鼠两端。西汉与匈奴长期战争不休，致使很多小国朝秦暮楚。楼兰王对汉武帝说：“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属无以自存”，获得汉武帝的同情理解，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客使图》，生动再现了千年前大唐的对外交流。（资料图片）朝贡，实质为经济贸易朝贡，看上去是附属国的进贡，在政治上主仆分明，但是现在研究表明，朝贡与其说是政治关系，不如说是经济关系，所以学术界又称之为“朝贡贸易”。
唐朝对于这种朝贡贸易，有独特的语言描述。对于朝贡一方，唐朝称之为“献方物”，名马、战象、狮子等，都是具体的“方物”。唐朝有专门的规定，如何接收处置，都有明确的程序和办法。如果方物是药物、食物，一进入唐朝边境，边境的州县就要验收、打包、封印，然后交给使者，同时上报鸿胪寺。鸿胪寺检验无误，通知少府监和市场管理部门，派专门官员检验贡品并且确定价值，然后奏报并送往朝廷，是否引见、宴会等皆听从朝廷指示。使者归国（称作“还蕃”），一定要赏赐，地点是朝堂之上，典客署的官员负责引导使者领取，并教会使者拜谢礼节等。在最后的赏赐环节，皇帝的赏赐是根据进贡方物的价值，决定赏赐的多寡。虽然没有使用交易之名，而本质上就是交易。
唐朝皇帝对外交使节的赐物，并非百物皆有，通常只是纺织品，这就是“赐物”的真正含义。不过，赐物分内外，如果是朝臣，赐物“十段”的具体内容是绢3匹（四丈为一匹）、布3端（五丈为一端）、绵4屯（六两为一屯）；如果是“赐蕃客锦綵”，则“十段”为锦1张、绫2匹、缦3匹、绵4屯。看来为蕃客准备的赐物更加丰富多彩。唐朝与边境之外的居民有互市，但有些物品不许用来互市。唐朝的《关市令》规定：“锦、绫、罗、縠、绣、织成、紬、丝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
同是锦绫等丝织品，皇帝的赐物中有，但却不许互市交易，或许是想体现浩荡皇恩的独特性。朝贡贸易本质上是贸易，但毕竟打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所以受到政治的影响不可避免。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回鹘曾经援助唐朝平乱，作为回报，唐朝除加大赏赐外，还规定以丝绢购买回鹘马，每年最高额为10万匹，每匹马换绢40匹，这为唐后期的双方关系带来了长期的问题。回鹘利用互市关系，输送大量的马匹给唐朝，以换取唐朝的绢帛，为唐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文化也成为外交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因为对本国文化拥有坚定的自豪感，所以在外交活动中对文化因素的加入采取积极开放态度。唐朝的中央学府是国学、太学，而在这里就学的学生并不限于高官子弟，还有各国的留学生，“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唐代史书还记载新罗、渤海等国，向唐廷请求中国书籍的故事；而朝鲜半岛的国家，言及经典常常首先历数中国的儒家经典。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唐朝发生的一个故事很有意味。根据和亲于吐蕃的金城公主的请求，唐玄宗让有关部门抄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准备送给金城公主。不想，朝臣于休烈上表反对，理由是《左传》是历史书，记载着很多政治军事谋略，而唐朝与吐蕃经常和战不定，这些谋略如果为吐蕃所用，将不利于唐朝。唐玄宗要宰相们讨论。裴光庭发言反对于休烈的观点，认为于休烈只看到了史书中的谋略，没有看到书籍中的道德，“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裴光庭的观点得到了唐玄宗的支持，于是一批传统经典进入吐蕃。在这个外交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中国的主政者，展现出无可比拟的文化自信，而这种自信在外交活动中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此役是唐太宗外交思想的卓越表现。高昌王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盆地，自公元502年麹嘉建立王国至此，已经100多年，在南北朝时代，算得上是长命之国。但是，自西突厥陷入分裂以来，一直向唐朝称臣的高昌王国，也无法摆脱西突厥的内战。尤其是，控制了高昌的西突厥欲谷设一派，倚仗连续的胜利，并不把唐太宗的朝廷放在眼里。高昌国被西突厥挟持，也对唐朝采取不恭敬的态度，攻打另一个唐朝的附属国焉耆，阻断唐朝的贡道，拒绝唐朝的劝阻，等等。高昌国的不臣举动，让唐朝兴兵讨伐师出有名，但是唐太宗还是尽量给和平留下空间，使者前往，道路相望。当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之后，唐朝不得已动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高昌国人口不足4万人，而唐朝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出兵不少于20万。何以如此？唐朝讨伐高昌，但把西突厥的势力计算在内，所以才会如此兴师动众。
唐朝打击高昌的动作十分优雅，高昌王麹文泰战前去世，当唐朝大军压境之时，高昌举国发丧，唐朝指挥官侯君集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高昌首都的机会，让高昌安心发丧。何以如此从容？因为此时的西突厥主力在欲谷设的率领下已经西逃，高昌国被西突厥临阵放弃。
高昌国国王麹氏是金城（今甘肃兰州）人，高昌国的国民以来自中原的汉人为主。在唐朝与西突厥之间，高昌王国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高昌王麹文泰采取实用主义路线，与西突厥相配合，终于遭到了唐朝的毁灭性打击。而高昌内部的人心所向，因为文化亲缘的关系，不希望与唐朝开战，所以战前就有童谣流传：“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高昌平定，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得以贯彻，丝绸之路东段再次回到中国的控制之中。武力是最后手段，不得已才能动用，不能经常性使用武力，但更不能没有武力。经常性的外交手段是贸易、是经济，而最受欢迎的交流方式还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