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郊镇的很多角落,都弥漫着这种奇幻的梦。
27岁的杨彪就是冲着它来的。亲姐告诉他,这里是“北京七环”。杨彪上过富士康工厂的流水线,开过杂货铺,卖过理财产品,没有读过大学。传说中“北京七环”的机会,把他吸引到了燕郊。
2016年7月,每天早晨,随着去往北京的最后一班通勤车开走,天南地北口的人活跃在这里的诸多社区。在那些租来的不起眼的屋子里,隐秘的成功学课程开讲了。听到精彩之处,听众用挥舞双手的动作取代鼓掌来表示欣赏,因为“这样才不会扰民”。
杨彪后来才意识到,夹在面色黝黑的农妇、穿着人字拖的小青年以及瘦骨嶙峋的老头中间,他在这些手臂如林的课上听到的,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传销分子正在授课,向听众描述投资49800元,回报450万元的虚幻前景。不到30平方米的客厅,足足塞了200多人,听少妇“导师”讲“民间互助理财”课——每人只要缴纳49800元,再带来6名亲友,就能“以小博大”赚到450万元
2016年7月8日这天,燕郊上上城第三季的一间民房里,“长和公益基金会”开始了新一轮授课。
只看环境,很难想象这是培养人上人的“富人俱乐部”。不到30平方米的客厅足足塞了200多人。空调和风扇玩命地转动,人们依然汗流浃背。“导师”是一位少妇,她扯着嗓子大喊“听过我课的先出去”的同时,坐在第一排的老汉吐了口黄痰,抬起脚碾了碾。
好在,一旦讲起“赚钱的模式”,燥热的空气迅速安静了下来。“导师”这天讲的是“民间互助理财”。据说这是“国家正在试点推行的富民项目”,而大家的脚下正是“国家金融改革开发区”。每个人只要缴纳49800元,再带来6名亲友,就能“以小博大”赚到450万元。
手指夹着马克笔在黑板上飞快运算,精细的模式被描绘了出来:从带着初始资金成为最低的“发展层”,到成为最高的C3级别,一共要经历5个层级。随着层级上升,下面的成员也越来越多,3个、9个、27个……每个新成员的款项,会被“互助”给上层。如此一来,等到成为统领243个成员的C3级“大家长”时,450万元也就进了腰包。
“可这钱不投资、不运作,怎么赚钱啊?”后排一个胡子拉碴的小年轻合上手里的老式翻盖手机,呛了一句。少妇脸上的笑容没什么变化,反倒直直地盯着声音的来源反问:“小兄弟,你说说,养老保险不就是新人帮旧人?”年轻人愣了。没人继续追问。
在不同的课程上,杨彪也产生过类似的疑问——这是不是传销?
少妇当众控诉了传销的危害。她从手袋里掏出绣花丝巾擦了擦汗,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被直销、传销和网络资金盘坑到家徒四壁,最终找到救命稻草,一年之内还清欠债又“新买了一间房子”的故事。“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辛苦一辈子是因为方向错了。”少妇挥动着戴满了菩提子、白银和水晶饰品的双臂向大家保证,没有第二个这么轻松、公平又不担心赔钱的好项目,绝对没有。“绝对保本”,这也是引诱孟林的终极原因。这个来自呼和浩特的中年汉子前半生帮人开出租车,至今都没辆自己的车,5万元钱差不多是他家里一半的积蓄。介绍他入伙的好兄弟,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亏钱。半信半疑的孟林差点在第二天选择离开,第四天“特别挣扎”,到了第五日,他跃跃欲试——由浅入深的课程逐渐发挥了威力。
听了7天课,孟林问的每一个人都在强调,“只要交钱排队,哪怕不干活,别人也能把你推离发展层。‘多劳多得,不劳保本’。”
这彻底让孟林动了心。用“导师”的话说,过去的资本运作,发展的下线都是自己的,导致强的更强,弱的更弱,体系容易崩盘;而在这里,所有新成员都被随机地分配到老成员手下,哪怕什么都不做,也能分一杯羹。这被称作“社会主义互帮互助”。至于在发展下线上“能力特别强”的人,可以通过“抢点”直接升入领导层。
杨彪就被这一“公平”的设定击中了。
“劳动就能赚钱?那农民岂不是最富裕!我的朋友们,那些富人比你们优秀吗?你们甘心一辈子被他们利用吗?”“导师”是这么说的。
杨彪承认,尽管屋子里闷得喘不过气,这句话还是让他的内心狠狠地颤了一下。第二天,他向介绍人——自己的亲姐,借了5万元。
“导师”展示“民间互助理财”的模式。
传销分子在讲课时,放映歪曲、杜撰国家政策的幻灯片。自称曾是某上市公司董事的“明星导师”,还有“教授导师”,讲课时或煽情,或结合“现实”,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让人相信:投资49800元,成为有钱人
有时,打动一个人只需要一句话。
50多岁的欧阳乐浩,被称为“长和公益基金会”的“明星导师”。习惯穿亮色立领衬衣的欧阳乐浩当众展示了自己的简历,自称曾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如今他则出现在上百张面孔前,用口音浓重但高亢自信的腔调大喊:“兄弟姐妹们,今天我讲的话有一句能打动你们,就是我的福报。”
这位“资产千万”的大师最擅长的话题是亲情。每次讲课他都带着哭腔,把自己离家时妻儿的痛苦复述一遍。家乡老父老母的佝偻背影也是必提的。情到深处,欧阳老师把幻灯片的翻页笔一丢,双手抹起了眼角。“要是父母……百年了,我们还没成功,那是……多大的不孝啊!”
高潮来自“长和创始人”王西平的故事。在哀伤的背景音乐中,欧阳乐浩低下头,以一种诗朗诵的表演状态讲述:王西平的家庭在1987年遭遇剧变,他和父亲、兄长同时被查出了肺癌。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侄子,他才决定活下去,并且实现了命运的逆转。
故事讲完,现场沉默了。几个年轻点的姑娘努力忍住抽泣,年长的阿姨直接哭出了声。学员赵立记得自己当时就“泪崩了”。因为正是妻子患上了乳腺癌,他才被迫出来想办法。
而在接下来的一堂课中,自称法号“寂坤”的居士老太,开导起了满屋子红着眼圈的听众,“一个人成功叫成功吗?不叫。只有去帮助更多珍爱的朋友,我们才能有福报。”
煽情不是“导师”唯一的风格,有人会结合“现实”,用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增强共鸣。
自称武汉一所重点大学教授的商鸿坤,就表现得极为焦虑。他斩钉截铁地预测,倒闭的工厂、失业的工人将会越来越多,生活只会越来越难。
拍拍写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黑板,“商教授”表情愈发痛苦。“现在的医院多坏啊?久治不愈、药费白花,死都没尊严。打针、化疗、手术、太平间,一切都是计划好的。这样的日子,还怎么过?”
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投入49800元,成为有钱人。
成功就在眼前。有些“老师”已经开始帮学员们规划成功后的生活:拿到450万元,200万元买房,100万元买车,剩下100万元存银行,再拿出50万元,“帮助咱们国家”。
听到这,大家几乎都乐了,还有人忘了听课纪律而情不自禁鼓起了掌。“老师”在一片笑声中宣布“下课”,并表示,将来还要成立一个10亿元的西部开发基金,“毕竟利国利民的人才是精英”。
在这余韵悠长的课后,饿极了的听众一哄而散。有人从坐在小板凳上的人腿部直接跨过去,还有老头儿在门口挤掉了鞋,被后面的人推了一把,“你他妈挡我路了。”
传销分子组织的成百上千人齐聚一堂的“迎新晚宴”。 在这里,与吃不饱、睡通铺、自由被限制的传统传销窝点,没有一点相似之处。甚至,如果有人提到“传销”这个词,几乎会遭到其他所有学员的怒视
礼仪在摩肩接踵的出租屋里微不足道。成为“利国利民的精英”,才是头等大事。
对于杨彪这种没有读过大学的人,燕郊镇给了他“求学”的机会。这里实行选课制度,每个人都可以去自己欣赏的“导师”处自由听课。而“导师”多是“成功前辈”。商鸿坤打比方说,“发展层”成员是小学阶段,最高级就是博士后,“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
在这里,与吃不饱、睡通铺、自由被限制的传销窝点,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北京七环”的这些被称为“家”的出租房里,房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最差也能保证两人一张大床。那是歌里唱的“24小时热水的家”,无线网络信号满格,冰箱里更是塞满了饮料和水果。标配还包括厨艺不错的大妈和慈眉善目的大叔。每天课后,大妈都会把拖鞋提前摆在门口,然后把六菜一汤端上餐桌。餐后,大叔会开一瓶啤酒,招呼大家去沙发坐坐。如果有人提到“传销”这个词,几乎会遭到其他所有学员的怒视。大叔颇为委屈地说:“吃住都管,随便进出,朋友之间考察个项目,怎么就说到传销上了?”
一份从内部流出的《行业规范》显示,这个组织的所有温情,都经过精密的编织。
在领导层才能过目的《行业规范》里,给什么人做什么菜,以及面对新人该说什么话,都被详细地规定。“使用工作姓名”的条目表明,几天来交心的大哥大姐,其实连姓氏都是个谜。“下线”“分钱”“讲课”这些词,也统统是绝对禁忌,必须用“合作伙伴”“互助金”“分享”来代替。
燕郊镇的出租汽车司机孙万平,前两年经常被传销头目包车。在他的记忆里,太多男男女女假借“谈恋爱”的名义,骗外地人来发展。
“大家对传销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可洗脑又必须5到7天。为了留住人,感情牌是最好的绝招。”北京一家多年从事反传销工作的社团负责人李旭,对这些套路再熟悉不过。他曾在广西陷入传销团伙。
商鸿坤在课上描绘了这“大家庭”中“千万富婆”的美好一天:早晨买菜,上午讲课,下午练舞,晚上表演。而在另一个计划中,他更是满脸诚意地表示,要成立“长和婚姻介绍所”,为组织培养出1000对美满夫妻。“活着就是胜利,赚钱只是游戏,快乐才是真谛。你们说,对不对?”这位自称辞去教授工作、寻找真正的人生意义的“导师”说。
“对!”满屋子齐刷刷的回应。站在商老师身后的女孩心疼地替他扇扇子。
杨彪曾经沉浸在那种温情中。在燕郊的十几个昼夜里,他是真的觉得生活那么美好,理想那么宏大。
温情只是将杨彪留在了燕郊,有关“中国梦”的解说,才把他真正带入了梦魇。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周的时间,“导师们讲了好多厉害的政策,很多都是咱老百姓根本没法知道的。”
那位传授“民间互助理财”的少妇在第一堂课的最后,压低声音向新学员透露了一个“大秘密”,“总理说过,‘法无禁止即可为’,希望你们领悟一下”。
次日,需要“领悟”的内容变得更多。在“专讲法制”的一堂课上,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播放了一段打着中央电视台台标的视频,然后像播音员那样字正腔圆地宣称,“2014年11月4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让新型合作金融这一国家级富民项目正式浮出水面。其中所说的‘民间自发’‘限制在社区内部’,正是点名表扬了咱们模式。”
不止一堂课上,“中国梦”被演绎成对“民间互助理财”的暗示。比如,“要在2020年让60%的中国人,成为年收入百万的中产阶级”,“只剩4年时间,不通过咱们,还有什么办法?”听到此处,有农妇忍不住在后排尖叫:“和国家政策紧紧的,讲得真好!”
“对政策的歪曲、编造,正符合了老百姓们对权力的臆测,很多捏造的东西反而让人信服。”李旭说。
对政策的种种演绎,都在试图告诉学员,为什么他们没能“先富起来”,而“民间互助理财”是“国家表面打压、暗中扶持”的项目,为的是挑选一部分有胆有识的能人,为此甚至需要政府和媒体时常曝出一些“负面”,防止加入行业的人太多。
在一部伪造的“官方”纪录片中,发音并不标准的旁白女声虽然竭力模仿播音腔,可“中国政府工商管理总局”这样的字眼一出,还是让卧底的记者险些笑场。
但是,对于听课的许多“学员”来说,这些字眼值得他们穿梭在楼宇之间追随。不少人生怕赶不上下一堂课,宁愿放弃等待电梯,徒步爬到20楼。更多人会在“导师”播放视频时,掏出手机一阵狂拍,作为说服亲友的教材。
闪光灯最亮的时刻,是成百上千人齐聚一堂的“迎新晚宴”。据“导师”介绍,每几天就要举办一场这样的晚宴,单是等着接人的出租车就能造成马路大堵车。
7月10日晚,燕郊镇一家烤鸭店就承办了这样一场盛筵。近千人涌进酒店,从大堂一直挤到前厅。高分贝的喇叭播放着听不清的电子音乐。就像一位摇滚巨星,在课上被反复提及的创始人、肺癌幸存者王西平,在主持人“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伟大、可敬、可爱的王会长”的喊声中,被美女簇拥着粉墨登场了。
“只要违法的事不干,给你一年一千万,让你传销干不干?”王冲着台下问。人们用“干”来回答王会长。
夜宴的氛围随着王的出现而沸腾。十余位C3级“大家长”手牵手走上舞台,接受台下的欢呼。女歌手唱起了“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
宴会的部分功能在于进一步增加新人的“道路自信”。用欧阳乐浩的话来说,“距离天安门30公里的天子脚下,这么多人在做违法的事,可能吗?”
已成为C级平台“家长”的传销分子,进行“手拉手宣誓”。 河北省的燕郊镇被传销分子作为诱骗新人的“北京七环”,不少受骗者知道被清查,都以为自己人在北京。而受骗者清醒过来时,“把钱要回来”成了新的梦想
关于传销问题,隶属于河北省三河市工商局的打击传销办公室工作人员,婉拒了记者采访,谦称“工作是分内的事,没啥好说”。负责管辖上上城第三季的燕顺路派出所,在请示了市公安局后直接拒绝采访。
河北省廊坊市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办公室披露,该市去年端掉传销窝点534个,清查传销人员7300余人——平均每天就有20多人。其中,燕郊镇是重点区域,常被传销分子作为诱骗新人的“北京七环”。不少受骗者直到被清查,都以为自己人在北京。
在李旭看来,燕郊镇对于这个“行业”的意义,仅仅是因为交通方便,物价便宜,同时靠近北京。这个几十万人的城镇,至今只有4个派出所,警察管不过来。现有的工商主管、公安配合的模式,往往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新型传销模式不限制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对当地有好处。”
从商店老板到物业保安,燕郊镇不少人持此类观点。面对有关传销可能影响生活秩序的疑虑时,年轻的租房女中介会柔声向房客澄清,“我家对门就是一户搞传销的,不偷不闹,可安静了呢。”燕郊就这样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杨彪遇上的“长和公益基金会”,还在继续织梦。而加入另一个传销组织的孟林,逆袭的梦想已经破灭。
孟林想不通的事太多。首先是“德高望重”的“大家长”突然卷钱跑路。孟林跑到燕郊的派出所报案,民警让他回汇款地想办法;当他回到呼和浩特,当地派出所让他凑够30个举报人再来。好不容易凑齐了30封举报信,当班民警一拍桌子,眼睛一瞪,告诉他:“我们只管这片儿的!你的这30个人必须都是我们区的。”
李旭说,每个传销者都有一个悲剧,这话在赵立身上得到了无限放大。赵立因妻子患癌需要筹钱而进入组织,然后把好兄弟拉了过来。现在,兄弟的妻子也得了癌症,救命的钱却没了。
“传销活动的参与者都是违法者。”反传销10年里,李旭见过受害者找到了头目,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要求退钱。最终,警察以“绑架罪”逮捕了前者,却因证据不足释放了后者。更多时候,传销活动赚钱的那2%的“家长”,每一次得手后都改头换面,踪迹难寻。普通人即使侥幸进入高层,有资格接触真相,却已经被利益绑架,无法回头。
反传销人士高度关注燕郊镇,但没人能说清多少人奔着“北京七环”最终失陷在燕郊。他们解救出的那些人,大多辞掉了工作,甚至卖掉了赖以为生的房子、田地,带着“逆袭”的梦想抵达北京,然后辗转乘地铁、公交,来到“七环”——这个将榨干他们金钱、时间、亲情和友情的地方。
7月10日那场夜宴后,学员打车回“家”的路上,有人向出租车司机打听,燕郊什么时候通地铁。司机脱口而出:“北京闲得没事,给廊坊修地铁?”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燕郊不属于北京的事实就会浮出水面,但是并没有。学员早就从课上学到了不为外人知的“内幕”:燕郊是“北京直接管理的”;北京市政府就要搬到通州了,距此处“只有3公里”。他们中的多数人相信,高楼鳞次栉比的燕郊就是北京的一部分。就像孟林,刚来第3天就去了天安门和长城,把照片发到朋友圈,收获了此生以来最多的“赞”。
年轻的杨彪最新的梦想是“把钱要回来”。李旭担心地说,很多人会不甘心,从而回到传销组织,甚至再找一个新组织“赚”回来。而明年就满50岁的孟林,对此已经死心。他常在梦里见到5万元钱,而这是他逃离梦魇几个月来最大的美梦了。
(文中杨彪、孟林、赵立、孙万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