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峰会：G20的转型挑战及创新增长机遇
文｜张旭东
2016年7月10日，在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成果馆，参观者被一群跳广场舞的机器人吸引杭州，这座中国江南历史名城，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更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富庶发达的地区之一。如今，这里成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举办地，彰显出中国作为东道主，殷切期盼灵秀的西子湖水激发出世界经济增长的灵感，为全球经济合作和完善世界经济治理提供新的机遇，在应对全球重大挑战与风险方面促使各方凝聚更强大的共识，使杭州峰会成为G20发展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自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之后，中国接过了举办G20峰会的接力棒。在世界经济风云急剧变幻的2016年，接力棒的分量格外沉重。全球经济尽管仍保持复苏的势头，但是增长十分疲软，全球贸易更是持续低迷。据统计，全球贸易增长连续5年低于3%。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恐怖主义的蔓延以及英国退出欧盟公投事件的发酵，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各国的货币政策举步维艰地维持经济增长，竞争性贬值的现象频现。更引发各界担忧的是，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各国政治思潮的波动，保守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呼声逐渐高涨，传统地缘政治的矛盾与安全冲突同经济合作的困境彼此形成恶性循环，世界经济亟需各国加强通力合作。G20杭州峰会作为引领全世界“强劲、可持续和平 衡增长”的重要机遇，举办正当其时。中国提出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峰会主题直面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与挑战，经过与会各方近一年接连不断的协商与努力，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也使得杭州峰会将成为历届G20峰会中成果最为丰富的一届。
2016年7月27日，2016年二十国集团青年会议（Y20）在上海开幕。来自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嘉宾国和国际组织的青年代表100余人参会
合作之艰：政治保守障碍重重
正如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成都举行的第三次G20财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的：“全球低增长已经成为新常态，并成为很多问题的根源，将加剧经济社会矛盾。”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大国之间力量平衡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同部分西方大国之间在政治与安全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对于彼此之间的经贸合作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的冲击，西方某些国家政治保守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形成某种合流。
以中美关系为例，尤其是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时而出现的中国议题，成为候选人彼此攻击的常用把戏。2016年上半年，几位经济学家曾经抛出一篇题为“中国冲击”的长达45页的报告，试图论证美国对华贸易对美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低技术附加值的就业方面美国的产业工人受损严重。这篇报告在西方媒体颇具影响，不仅在美国，甚至在欧洲的部分国家也被许多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候选人用来作为反对全球化和跨国贸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获取选票的利器。由于这篇报告特别专注于最低收入阶层和产业工人的就业情况和家庭收入，在全球化贫富差异恶化的大环境下，这些群体更容易偏听偏信报告中的内容，从而更加反对对华贸易和全球化的进程。
然而，来自美国保守基金会的经济学者布莱恩·莱利针对这篇报告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对华贸易对美国而言是净盈利”的文章，文中指明贸易尽管可能减少某些就业，但也会创造另外一些就业，如同科技发展一般。文章指责报告通篇尝试证明中美贸易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损失，却刻意掩饰了中美贸易对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贡献方面。事实上，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的真实GDP增长了27%，制造业增长了23%，最低阶层的实际家庭收入增长了12%，就业增加了10%。
上述数据证明了那些对国际间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采取敌视态度的人士，费尽周折用各种方式包装而成的公式、图表和指标运算结果，在事实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一位名为斯科特·舒莫的经济学家尖锐地点评道：“为什么只关注中国冲击造成的就业损失，而不去在意德国的出口或者机器人取代的劳动力？”言外之意，有些人并非真正在意跨国贸易对产业工人和低收入者的影响，而是专注于批评某个特定的国家，其中原因在于国家间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而这种经济因素背后的政治心机是当前阻碍全球经济合作的根本性障碍。
这种政治障碍的另一个例证体现在处于黄金时代的中英关系上。在“脱欧公投”的危难之际受众望所托成为撒切尔夫人后又一位女首相的特蕾莎·梅，上任伊始就在中英重要合作项目—欣克利角核电站问题上做出了外界感到惊讶的决定。英国单方面叫停这一项目，并非是要完全推翻前任政府的决策，也不会置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而不顾。但是，这一外交举动已经引起了政治涟漪。
除却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障碍，各国的货币政策也是影响全球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尽管各国央行都承诺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讨论和沟通，尤其是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为目的来盯住汇率，但是各国央行近来频现的种种“大手笔”运作还是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阵阵恐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跌势与黄金价格的上涨便反映了市场上浓重的避险情绪，这对于全球资本的正常流动，尤其是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都是不利因素。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因此各方应该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该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此外，还要继续支持经济全球化进程，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克制使用限制性贸易措施。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统计，仅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G20国家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高达145项，平均每个月出台近20项。G20成员和各国际组织负责人聚首杭州，就是要发挥领导人政治引领的作用，从政治高层寻求突破政治保守主义的重重障碍，全面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尽全力推动实现包容性增长，用理性的视角和具有战略远见的思维看待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潮流，做出互利共赢的政策选择，最大限度的降低政府换届和领导人更迭对该国经济政策与跨国正常经济合作的冲击，安抚世界金融市场的焦虑与不安情绪。
吉利春晓基地内的新车—吉利博瑞通过OK线进行最后的监测转型之困：杭州引领寻突破口
近年来，中国接连主办了包括APEC峰会和亚信峰会等一系列重要的多边国际会议，主场外交为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世界治理，奋发有为地承担起大国责任，推动全球各种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了机遇。G20杭州峰会是2016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而且也是中国近年来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国际性峰会，是中国外交的年度大戏，而以世界经济为主轴。
自2009年伦敦峰会以来，G20逐渐从应对全球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危机应急式多边合作机制，向着推动和完善世界经济治理、促进各国经济与金融多边合作的长效机制发展，已经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了良好口碑，成为最重要的多边经济合作平台之一。杭州峰会作为该机制的第十一次峰会，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在推动G20机制转型方面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近一年来，在中国的主导和各方的积极参与配合下，分别举办了贸易、能源、就业和农业领域的部长级会议，同工商、妇女等多个界别的代表进行了对话，围绕年度峰会主题通过协调人和财金两个渠道密集协商，共举办了三次协调人会议和三次财长与央行行长和副手会议，同时还举行了数十场工作组会议。在9月4日至5日的领导人峰会之前，两个渠道还分别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以及两渠道的联系会议，最终确定了各自的成果清单并汇总核准完成了峰会的公报。可以说，G20峰会日益完善的工作机制充分证明了其高效的特征。
除了推动G20的组织工作取得稳步进展外，外界更关注中国经济将交出怎样的一份成绩单。应当说，从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来看，这份成绩单符合预期，亮点颇多。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下，中国保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难题。
2016年上半年，中国的GDP增速为6.7%，各项主要的指标均符合预期，同时备受关注的结构调整取得了重要进展，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得到提升。这体现在中国的服务业已经占GDP的比重达到54.1%，占据半壁江山；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73.4%，进一步向着消费主导性经济转变；内需对GDP的贡献率达到110.4%，显示出增长动力源的进一步优化。除此之外，中国的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2%，显示出环保与生态在经济增长中更加受到重视。再有，就业保持基本稳定，2016年上半年达717万人。综合上述表现，可以说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源”和“稳定锚”，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将维持较高水平，这对于世界经济增长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
作为主办国，中国领导人在G20杭州峰会上有着一张异常紧凑而丰富精彩的日程表。峰会前的工商峰会，是一个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经济阶段性改革成果，后续改革思路，以及同各国一道合作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重要平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演讲，深入阐述了对于中国经济、全球经济以及全球治理的看法和主张。这既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经济走向的一个契机，同时也起到为本届G20峰会定调把脉的关键作用。
本届G20峰会还有一个亮点在于中国对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关注，杭州峰会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首次围绕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系统性计划。结合“包容与联通发展”的议题，中国邀请了G20峰会历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会，充分彰显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和在参与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安排与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的双边会晤与会见，金砖国家领导人按照惯例举行非正式会晤。这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即将卸任的前夕，最后一次到访中国。中美元首的再次会晤，不仅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未来方向，也将为下一任美国领导人延续积极的对华政策做好铺垫。
另外备受关注的还包括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会晤。近一个阶段，中韩、中日关系均面临一些困难，处于双边关系发展的低谷期。政治关系的困境同样束缚经济合作的推进。在2015年的首尔峰会上三国领导人曾就进一步深化三国合作达成重要共识，8月下旬在日本举行的三国外长会议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即要着重推进在积累政治互信、开展务实合作、增进人民交往、推进可持续发展这四个领域的合作，用“四轮驱动”带动三方的合作。这对于进一步推进三国合作，推动本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
创新之难：结构改革争取机遇
G20杭州峰会共有五项议题，其中第一项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即“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创新”二字，说来容易，但实现起来难度极大。这也是为什么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无法强劲复苏的根本原因。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寻求发展机遇，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而既有发展经验和政策手段穷尽之后的无奈也是必然之举。
杭州峰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为发挥G20的引领作用，体现战略远见和雄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发掘动力。峰会表明了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的决心。对于发达经济体，峰会要求各方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促进投资和生产率的增长；而对于新兴经济体，峰会则要求各方增强经济韧性，放松管制以促进竞争，并推进金融部门的改革。
为此，在2016年4月的央行和财长会议上，确立了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随后的会议进一步制定了结构性改革的指导原则，并且通过了一套监测和评估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可以说实实在在的将结构性改革进行了量化操作。只有通过直观的指标变化，人们才能观察到改革正在发生并不断深入，而且可以敦促改革的后进者和观望者奋力向前，锐意进取。作为结构性改革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改革各方将强化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结构性改革的框架也将进一步得以完善，以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以及包容增长。
本届杭州峰会在全球金融领域的改革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取得了一大批丰硕成果。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在此基础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进行第15次份额总检查，G20应当推动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中国还持续推动金融部门的改革，这也是本届杭州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得到了有效提升。峰会核准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和《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普惠金融的指标与数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除了上述成果之外，峰会还在绿色金融、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颇有亮点。中国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列入G20议程，创建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该小组提交的《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和该小组提出的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可选举措受到了峰会的重视。这些研究深入分析了如何通过金融创新、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风险分析和国际合作等方式调动更多资源，为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气候资金研究小组提交了“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提供和动员气候资金以强化减缓和适应行动”等研究报告，为后续合作打下了基础。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1家多边开发银行发表了《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并且做出量化目标的承诺，宣布成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还核准了《G20/OECD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这对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未来合作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将大展身手，而“一带一路”倡议也将受益于此。
苏轼曾有诗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9月的杭州迎来天下宾客，汇聚世界精英，以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以凝聚共识与合作为政策性保障，以创新引领为突破口，在世界经济治理的舞台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G20将从此迈上转型与创新增长的发展之路。
张旭东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