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群众
文｜本刊记者 孙超
2016年8月23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村民吕有金家察看《扶贫手册》，了解扶贫措施落实情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一直备受瞩目，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成就之一就是国家的扶贫工作。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极度贫穷人口的数量从1987年的8.36亿减至2010年的1.56亿。中国的贫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到2014年年底，只有7000多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一世界性的成就是如何实现的呢？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办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汤敏详细介绍了中国扶贫的成就、创新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扶贫的成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全国人民矢志不渝、接力奋斗，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式扶贫—“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
汤敏介绍说，当年5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主持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根据会议纪要，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1986年，依据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县级单位的财政状况，国定贫困县标准第一次划出：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县放宽到300元。
汤敏说，1993年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其设在农牧渔业部（现农业部）的办公室亦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同年，农村个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
1994年，著名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开篇第一句出自19 92年邓小平南巡时的论断：“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八七’的含义是在20世纪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汤敏解释说。
1996年，第一次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重申：“今后5年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能动摇。”
汤敏强调，别的国家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给农民补贴，但是今年吃饱了，明年又有问题了。而中国转换思路，让农民进城务工，结果让大部分农民脱了贫。城市化是一个重要推力。为了谋生，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中国经济一直在发展，不断制造就业岗位，以及鼓励大众创业创新，所以扶贫工作有巨大成就。
据统计，1993至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8000万下降到3200万，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减贫速度高3.6个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底约为1.28亿人。
汤敏说，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发展不平衡，全国贫困人口规模仍然很大，贫困问题仍然存在。但是中国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福祉，2015年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发布。文件对未来5年脱贫攻坚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中国政府正在以高度的政治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把扶贫开发工作提升至治国理政新高度，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推进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互联网 + 扶贫”
现阶段，中国正推进实施精准扶贫十大工程。精准扶贫十大工程分别为：干部驻村帮扶、职业教育培训、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构树扶贫、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龙头企业带动。这其中既包括干部驻村帮扶、职业教育培训等“传统项目”，也包括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构树扶贫等新手段新方法。
近年来，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突飞猛进，信息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扶贫开发工作带来新的机遇。汤敏认为，如今电子商务兴起，好处确实多多。对农民来说，一是可以砍掉农产品的中间商，在不增加城市居民负担的情况下，可以成倍地增加农民收入；再有，对于城市消费者而言，好的电商能让他们有更多的消费选择，解决他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心，甚至可以进入私人定制式的个性化消费时代。不过，他也承认，要实现这些优势，需要政府、农民、电商、物流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合作。
“‘互联网＋电子商务’为扶贫开发开辟了新路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弯道超车的有效途径，但电商扶贫的成功还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需要教育、科技、市场等其他扶贫手段来解决生产问题，扶贫是全社会的责任，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尽一份力量。”
另外，“‘互联网+教育’，就有可能解决贫困不传代，贫困家庭的下一代不贫困的问题。”汤敏说，他访问了几个扶贫点，高兴地看到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在基层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教育扶贫也成为了精准扶贫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政府都拿出了大量资源来加强教育精准扶贫的力度。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目前这些政策措施还是集中在让贫困家庭子女“有学上”，即拿出大量资源补贴贫困家庭子女上学，如上高中、上职校免费，上大学给予助学补助等等。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现在核心是软件、是教师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好教师，即使有了硬件我们也很难提高教学质量，很难让农村的学生，包括城市薄弱学校的学生能够和好学校的学生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优秀师资匮乏是农村学校面临的一大难题。”
从2 013年起，汤敏所在的友成基金会，就与北京人大附中合作，把中国水平最高的学校课程，用互联网直接送到了贫困地区的乡村学校中，这个项目称之为“双师教学”。汤敏介绍，“双师教学”中的“双师”，是指每个乡村试点班有两个教师一起开展教学活动，一个是人大附中的老师，负责远程网络主讲，一个是项目学校的老师，通过与远程网络主讲教师合作，复讲复练、答疑等。自2013年秋季启动，经过近3年的试点，该项目已经覆盖国家级贫困县的100余所乡村学校。据多方位的调研检测显示，不但试点学校学生学业水平显著提高，试点班教师更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这些乡村教师跟着全国最优秀的教师学习教学方法、教材处理、课堂掌控与授课技巧等，通过讲课示范、天天培训，几个学年下来，老师的进步非常大。
汤敏建议，把“双师教学”模式列入国家的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先从试点做起。各省都找出一批优秀教师，把他们的课全程录下来。全国范围内也可以组织一些这样的课，在农村学校中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方式的试点。
“到2020年在中国全部消灭绝对贫困现象，是党与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农村扶贫战线的巨大挑战。防止贫困代际相传，教育部门责无旁贷。”汤敏说，我们应该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乡村学生学习效果，提高乡村教师教学水平，让贫困家庭的下一代走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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