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当代世界

蔡鹏鸿／文

建立香格里拉对话会机制符合西方防务外交的基本主张，让西方国家有机会通过由其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和防务外交行动，介入亚洲安全事务，发挥或恢复其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干涉，从防务外交活动中维护其安全和战略利益。

第15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亚洲安全对话”）于2016年6月5日落下帷幕。在所谓的亚洲“安全峰会”期间，各方专家纷纷亮相，以直进直出的方式加以评论，各方媒体纷纷跟进，以“轰轰烈烈”的报道吸引域内外关注，博得了全世界众多人群的眼球。

主办者创办香格里拉对话会，旨在通过防务外交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今年香会的核心议题，一如最近五六年来所聚焦的那样，继续渲染南海问题。主办方有意利用南海问题炒作“中国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 卡特应邀高调登场，傲慢地叫嚷要给中国在南海主权范围内的行动划定红线，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启动黄岩岛工程，就“一定会造成后果”。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B.哈里斯海军上将更是扬言，要准备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仗，要“做好在军事上迎击他们的准备”。美国防长及相关军方高官在香会结束后，还登上美国航母巡游南海，向中国秀肌肉，炫耀武力。美国军方咄咄逼人的言行，同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极其蔑视的口吻施压中国如出一辙。人们不禁要问：这是防务外交吗？

如何定义防务外交？

香格里拉对话会于2002年由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创办。从时间上看，该安全会议论坛诞生于“9·11”空袭事件之后不久，似乎有充分理由借助全球反恐局势建立新的亚洲地区安全对话机制。实际上，西方安全机构早有计划进入亚洲，以填补西方在亚洲安全机制建设中的空白。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力量撤出东南亚，被认为是该地区地缘政治出现“真空”的重大事件。东盟尽管创建了东盟地区论坛机制，吸收美西方大国参与，但东盟的大国平衡政策，不利于美西方在安全议程的设置上随心所欲，任意而为。加上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西方错误地认为中国正在有意填补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真空。西方安全研究机构因此认为，有必要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可以传播西方安全话语、弘扬西方安全观的地区安全论坛，以通过干预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事务来影响整个亚洲甚至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西方安全研究机构和人士，以防务外交为其理论依据，以推进亚洲安全合作机制为目标，拓展西方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著名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倡议成立亚洲安全对话论坛，这一倡议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支持，并于2002年问世。这一安全论坛以年度方式召开，持续至今。

防务外交是西方国家使用的安全和军事概念，目前还没有一种公认的定义。一般认为，冷战时期防务外交着力于安全联盟建设，通过国家防务官员的国际交往推进国家间军事结盟关系。西方通过强化防务合作，干预和影响各地的安全事务，在地缘安全和战略上遏制苏联或苏东集团，拓展并巩固自己的战略利益。

冷战结束后，英国国防部对防务外交重新评估。英国主张在苏东华沙集团解体的背景下应实施接触政策，同原苏东国家和亚洲地区的中国等进行防务接触。提出新时期防务外交应该聚焦于军事合作和援助，实际上是希望通过防务外交进一步接触冷战时期的对手如中国和俄罗斯，在军队层面促进并扩大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所谓普世价值观。西方认为，防务外交不含军事作战行动，但是应当鼓励军人之间相互交流、军舰和军机互访，还应促进高层军官交往、加强军演、培训和地区防务论坛等各类防务外交活动。

新形势下，中国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坚持从政治上观察、思考、处理问题，反对西方的防务外交。图为2016年2月5日，在浙江舟山某军港，海军官兵向152舰艇编队的官兵敬礼，欢迎编队载誉归来。152舰艇编队2015年4月3日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共为39批90艘中外船舶护航。在英国积极干预下，欧洲其他国家也积极参与所谓的防务外交行动，希望把相关概念和经验移植到亚洲地区，发挥欧洲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他们通过推行防务外交，设法把欧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中的成功经验推广至亚洲地区，似乎因此可以促进该地区的政治互信,减少防务摩擦。欧洲国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虽然它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同西方国家要求的防务外交目标，在原则和要求上相差甚远。建立香格里拉对话会机制符合西方防务外交的基本主张，让西方国家有机会通过由其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和防务外交行动，介入亚洲安全事务，发挥或恢复其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干涉，从防务外交活动中维护其安全和战略利益。

西方防务外交绝不能同中国的军事外交相提并论

英国倡导建立香格里拉亚洲安全会议，是英美等国的安全智库或思想库对21世纪亚洲安全事务高度关注的产物。该会议机制宣扬的防务外交理念正在影响亚洲的一些安全智库和防务部门。比较明显的是，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务部门作战首长会晤，甚至东盟2010年开始举办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据称都是防务外交理念在防务部门得到落实的具体体现。[1]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香会这类论坛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要把其一家的防务思想和原则强加于其他国家，图谋利用这样的舞台孤立中国。在这样一个极具政治倾向的问题上，中国必须提高警惕，不能不假思索“跟贴”“点赞”。遗憾的是，有的人望文生义，简单地将防务外交同中国提倡的军事外交相提并论，甚至认为防务外交在冲突预防、军事改革、军队民主化进程, 以及国际维和能力的提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观点至少在认识上是有偏差的。

军事外交与防务外交尽管都含有外交二字，但是两者在概念性质上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学者认为军事外交属于防务外交的一部分，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派驻其他国家大使馆的武官所开展的活动。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新世纪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下继续沿用冷战时期防务外交的基本理念，以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实践上则以强化结盟、扩大伙伴为重点，达到维护美国霸权的目的。

我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就开展军事外交，并在不同阶段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可以简述如下：

其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新中国初期的军事外交，首批外派的15 位大使中就有10位“将军大使”，展示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特风采。1951年，中央军委成立外联处，1955 年更名为国防部外事处，是专司军事外交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 新中国军事外交重点围绕抗美援朝、援越抗法、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炮击金门等重大军事行动展开，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二，20 世纪60 年代，在面临苏美“两超”双面夹击的严峻局势下，中国军事外交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向第三世界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1971 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做出了积极贡献。1972 年，中美两国关系融冰，中国同西欧、拉美国家的军事关系取得突破性发展，先后与20 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联系。

其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军事外交在诸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初， 我国开始参加国际军控和裁军谈判工作，向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派出代表团。中国签署并批准了《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调整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策， 开始承担联合国维和费用摊款。中国军事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即军事外交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外交工作全局、服从并服务于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

其四，20世纪90年代，中国军事外交的突出表现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军事观察员，为中国日后派出维和部队迈出了开拓性的一步。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与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以及裁减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协定； 与一些周边国家建立了防务磋商机制；中方军队还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活动。新世纪以来，我国军事外交围绕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开展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不断扩大与主要大国的战略磋商对话机制， 巩固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关系，全面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外联合演习和国际维和、国际救援、海上护航等非战争军事行动，有力促进了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推动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发展。[2]

其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军队在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正确指引下，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军事外交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积极拓展，锐意创新，取得许多新进展新突破。其中主要包括：大国军事关系在保持战略稳定中促进良性互动、以“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为指引注重发展和推进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军事互信关系、全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外交关系，提出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新思想，即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军方领导人的赞赏，军事外交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

纵观中国军事外交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践行的军事外交同西方鼓吹的防务外交截然不同，两者在理念和实践上具有重大差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军事外交，在不同历史时期，军事外交为推进国家总体外交、维护国家安全、推动我军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共和国外交书写了光辉篇章。

中国的军事外交在理念、内涵和行动上同西方的防务外交具有本质的区别：

其一，在基本理念上，我国的军事外交不是建立在陈旧的防务外交促成军事联盟的价值取向之上，而从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之上，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尽管我国军事外交实践丰富，时间长远，但是我国学术界很长时期来在学理上一直缺乏界定，没有统一的定义，“军事外交”这个术语直到1998年发布国防白皮书才第一次对外公布。如何来理解我国有关军事外交的基本概念呢？金灿荣教授在学理上将军事外交定义为“国家战略的对外非战争军事延伸”。这是一个颇具客观而又有权威性的理论界定。军事外交如同其他外交一样，必定要以实现国家利益为重心，必定要以遵循国家战略为前提，必定要以军事领域为方向。具体来讲，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国家战略为遵循、以军队为主体、以军事为主要领域，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利用多种手段维护安全利益、促进世界和平的行为、艺术及过程。这里“外交”二字的内涵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即谈判”，它包括了战略的制定以及更具体化的政策措施组合。这一军事外交的定义既视“军事”为手段、途径，同时也是内容、领域。[3]

其二，军事外交具有重大的政治使命，是国家重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围绕实现国家外交战略、安全战略，加强军事外交整体设计，而不是西方防务外交轻描淡写地认为属于驻外使团武官的一部分。当然驻外使团外交武官的职责是履行军事外交的一部分，但军事外交的使命不仅仅是武官一职可以涵盖的。军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制定国家军事外交战略，必须从整体上加以考虑。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外军的联合军演来看，2013年以来，中国军队参加的意愿不断增强，应当理解为中国的军事外交以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为理想，在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下，积极参加军演，使中国军队有机会展示军事现代化、军事变革取得的新成果，有利于中国维护自己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利益。

其三，中国军队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服从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反对防务外交的冷战思维，反对结盟，坚持不结盟，加强伙伴关系建设，在新时期为“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展开保驾护航。从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出发，开展军事外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结语

尽管香格里拉亚洲安全会议暂时落幕，但是论坛坚持的防务外交理念和实践正在影响亚洲国家。美西方国家图谋利用西方国家主办的安全论坛来宣扬“中国威胁论”、围攻中国，是其长期遏制中国的战略使然，关键是必须看清其用意和伎俩。

西方防务外交的迷人辞藻是加强防务合作、和平时期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从美国防长卡特一行的威胁性讲话，然后又迅速奔向航母编队炫耀武力的言辞和行动来看，防务外交的假面具已经不攻自破了。防务外交较之炮舰外交，似乎是相去无几了。

尽管如此，作为外交的组成部分，中国依然要积极参与相关的论坛会议，包括积极参与本地区其他相关的安全合作进程,比如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盟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联席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一轨、一轨半和二轨论坛和会议，利用相关论坛机制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和地区了解中国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在亚洲安全合作进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中国认为，亚洲安全应该主要由亚洲人民自主决定，中国不反对域外国家参与亚洲事务，但必须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在亚洲安全架构构建中，中国的影响力正日益提升。新形势下，中国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坚持从政治上观察、思考、处理问题，反对西方的防务外交，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围绕实现国家外交战略、安全战略，加强军事外交整体设计，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做出贡献。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责任编辑：张凯）

[1] Brendan Taylor: The Rise of Asian Defense Diplomac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in SinoAustralian Security Relations?, CIR May/June 2011, P169.

[2] 钱利华：《六十载风雨兼程为和平不辱使命》，载《求是》，2009年第18期，第27页。

[3] 金灿荣、王博：《有关中国特色军事外交的理论思考》，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5月，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