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开来”原则与后冷战时代的中日关系
冯昭奎／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所制定的对日工作总方针和总政策是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按照抗日战争开始时就确定的、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指导方针，再结合战后日本的新情况而制定的。这个总方针包括: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而不是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华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5年3月，经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建议和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这个文件再次肯定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执行新中国成立时所确定的对日工作总方针和对日政策五点基本原则：第一，反对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军国主义；第二，根据平等互利原则，争取改善中日关系，逐步达到外交关系正常化；第三，争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第四，孤立美国，以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关系；第五，间接地影响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日本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
上述对日方针和文件是中共中央在对外战略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范例。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中共对日方针和文件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日本，即要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要把日本政府反华政策的决策者与我们可能争取和团结的政党、政治家及政府官员区分开来；要把日本与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原则成为我国对日战略的锐利思想武器。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指出：“我们不应该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并强调“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习近平主席讲话深刻而准确地体现了我国对日方针中一贯坚持的“区分开来”原则。正是依据“区分开来”原则，20世纪70年代在民间外交推动下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改革开放之后日本则成为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最有成效的国家，中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演进
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由于失去了针对苏联的共同目标，日美同盟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陷入了“漂移期”。日本国内出现了日美同盟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下去的声音，美国则出现了所谓“日本威胁论”。与之相对，当时中日关系状况仍相当好，比如日本重量级官员只要在历史问题上吐露错误言论，就立即遭到严厉批评甚至被迫辞职。关于历史问题两个最好的日本首相谈话也分别出现在1993年和1995年，即细川护熙谈话与村山富士谈话，这两次谈话都坦承当年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日本是一个全国遍布着五十多座大多数尚未通过安全检查的核电站以及再处理工厂、核废料储存池等核设施的“核不安全”国家。图为2015年8月6日拍摄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二战期间美国曾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一心想利用日本并防止日本为中国所用的美国当然不会听任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为了继续利用日本为自己的世界战略服务，美国大力推动所谓“日美同盟再定义”，其实质就是通过寻找苏联之后的日美“共同威胁”，使一时有些疏离的日美同盟再度紧密化，并继续保持“美主日从”的基本架构。
共同威胁是同盟的生命力之所在，共同威胁越明确越强大，同盟的生命力就越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以及苏联解体后日本国内政治日趋保守化，日美两国逐步将它们主要的共同威胁从苏联置换为中国，日美同盟逐渐从“漂移期”进入“加强期”，中日关系则逐渐从“友好期”进入“摩擦期”，特别是在小泉首相执政期间，围绕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出现了激烈的摩擦，形成了所谓“政冷经热”的局面。
2006—2008年，在第一届安倍晋三内阁以及其后的福田康夫内阁期间，中日领导人开启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推动两国关系明显好转。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他严肃地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给中国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温家宝表示，“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曾多次指出，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该由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中国人民要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直面日本政府和人民阐述我国对日方针的“区分开来”原则。2008年胡锦涛访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并与日本签署联合声明，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对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方也给予了肯定。胡锦涛和温家宝访日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显示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日方针的高瞻远瞩和现实意义。
目前美军分布在日本国内共计134个基地，而日本每年则要为美军占领付出近60亿美元的巨额费用。图为2015年10月拍摄的位于日本冲绳宜野湾市的普天间基地。
“区分开来”原则能否适用当前的中日关系？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同年9月中日之间发生了撞船事件。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激起了中方强烈反对，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主权争端迅速升温。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中日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国际舆论甚至预判中日两国“即使明天开战也不奇怪”。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会见，开启了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其后，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再次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年5月23日会见日本三千人访问团等，对稳定中日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表明，中日关系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待日本这样的国家，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习近平主席有关中日关系的二十多次讲话，继承与发展了新中国对日方针，逐渐构成了我党新一代领导人的对日外交思想体系。
进入2016年以来，美国加强了对南海问题的干预，美军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多次派出舰机挑战中国在建岛礁的12海里水域，加剧南海问题军事化和地区紧张局势。日本则积极配合美国行动，上蹿下跳，蓄意插手南海问题，以期帮助美国守住其海洋霸权的底线，减少在与中国存在争端的东海地区的压力，维护被其称之为“生命线”的、经由南海的海上运输线，甚至设想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将南海作为2016年3月底开始实施的新安保法案的“试验田”。
2016年5月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宣称中国正在“构筑一座自我孤立的长城”。其实，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并不存在所谓“自我孤立”的问题。卡特宣称中国“自我孤立”，恰恰暴露了美国企图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以孤立中国的图谋。
应对和破解美国领头的对华军事包围圈，我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仍然是中国对日方针中的“区分开来”原则。正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所言：“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就来自美国一个国家。（除美国外）任何一个国家都威胁不了中国，这些小国只是想利用美国向中国多争取一些利益。”面对这种新形势，我们需要将真正能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美国与企图利用美国向中国多争取一些利益的国家“区分开来”，以利于减少组织起来对付我国的对手国家的数量和力量。当前，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将与美国紧紧地绑在一起的铁杆同盟国日本同美国区分开来，区别对待？促使至今仍在不断给我们找麻烦的日本接受继续缓和乃至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景？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第一，如上所述，美国是能真正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国家，而日本一国（虽然不算“小国”）显然威胁不了中国，它主要是想利用美国向中国多争取一些利益，这是日美两国最大的区别。当然，日本拉上美国，显然能对我国构成威胁，这是它现在正在做或想要做的事情。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仅保持遏制中国的战略攻势，而且近年来亲自出马，在战术上也发起攻势。日本虽在东海问题上发起了局部性战术攻势，但其对华战略整体旨在防范中国军事力量增强，属于守势。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近来美国派遣航空母舰赴西太平洋，就显示出美国对南海危机迫在眉睫的预判，因为如果等到与中国发生冲突时再来派遣航母，则需要几个月的准备时间。此外，假如中美在南海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日本很可能趁火打劫，它制定安保法案的一个意义就是为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而做的准备。
第二，当今日美同盟所要针对的最大目标就是所谓“中国威胁”，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崛起非常敏感，对中国军力的增强非常敏感，而缓和中日关系可起到削弱“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弱化日美同盟所针对的主要“假想敌”，减轻日美同盟对我们的威胁。就当前而言，继续中日关系的缓和进程，应该也是安倍政府的真实希望，其短期原因在于担心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下去会影响日本在2020年举办东京奥运会，其长期原因在于日本是一个“高度对外依赖的国家”。无论日本从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地区进口谷物、能源或矿产，关乎日本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海上运输线的“最后一海里”必然位于日本周边海域。换句话说，日本的粮食安全保障、能源安全保障、资源安全保障等各种生存条件都可能因为日本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升温，在周边海域擦枪走火乃至爆发战争而丧失殆尽，这是日本不愿看到中日紧张关系升温的又一个真实原因。
第三，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是当今日美矛盾的一个焦点。目前美军分布在日本国内共计134个基地，不仅占领着日本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占领着自新潟县延伸至东京西部、伊豆半岛、长野县，横跨一都八县，高度位于地面上空3700米至7000米的日本领空，日本民用飞机必须避开这一巨大空域，绕道飞行。与此同时，驻日美军肇事不断，引起日本公众的极大不满和愤慨。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表面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门面，实质上仍然被美国占领，而且还要每年为美军占领付出近60亿美元的巨额费用，而日本忍受“被外国占领”和不平等的日美同盟关系的最大理由是为了对付“中国威胁”。
美国坚持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其实也有防范日本的一面，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日美两国曾运用大规模航空母舰机动部队进行过全面交战，美国坚持对日“军事占领”也有防备日本这个海洋强国卷土重来的用意蕴含其中。当然，目前美国坚持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情愿”接受“被占领”，主要是为了防备中国。因此，通过缓和中日关系来削弱“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有助于弱化美国对日本军事占领的必要性，有可能对日本民间反对美军基地运动起到支持作用，扩大日美在基地问题上的矛盾。
第四，作为同盟国，日美两国都对对方走近中国高度敏感甚至不信任。阻止日本走近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战略，而日本则担忧美国再次搞“越顶外交”，导致日本被边缘化。因此，改善中国对日关系或对美关系或同时改善中国的对日对美关系，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分化或弱化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日美同盟的作用。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南海问题，对美国来说是守住其海洋霸权底线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守住领土领海主权底线的问题，所以双方都不可能在底线问题上退让和示弱。加之美国正在进行大选，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很可能更趋强硬，因此近期在实质上缓和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军事对峙的难度很大。与之相比，中日两国地理上接近，在经济上互有所求的强度大于中美，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已开展了九轮谈判，安倍首相一再表示期待与习近平主席会见。依据这些事实及中国对日方针的基本思想，我们或可以判断中日关系可望延续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1月底开启的缓和进程，以实现中日首脑G20会见为契机，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以此作为破解美国主导的对华包围圈的突破口。当然，改善中日关系的必要条件是日本不再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特别是不能继续插手南海问题，不能利用台湾政局变化同台湾发展暧昧关系，首相及内阁最主要成员不参拜靖国神社。
第五，美日正在策划和编织日美澳、日美菲、日美越、日美印乃至日美台等对华包围圈片段，在每个片段中日本都是关键角色。如果中国能争取日本不对中国采取对抗立场，则有助于弱化与分化上述一连串正在形成的对华包围圈片段，防止这些片段连成完整的对华包围圈。可以预计，我们将依据国家实力界定核心利益的不同级别和战略目标的优先顺序，在南海地区争端升温的背景下，促使东海地区争端趋于缓和，以防止我国两面受“敌”，避免“两个拳头出手还击”，分化和减少国际上遏制我国崛起的力量。
第六，在缓和与改善中日关系的同时，中国会继续加强中美战略对话，不因南海问题而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局。近来美国军方高官连续宣扬美中对抗，并且将之类比成当年的美苏“冷战”。基辛格曾表示，如果冷战变成了热战，西方国家就会有失败的危险，朝鲜战争就是一个证明。为此，绝对不能让冷战变成热战，而保持冷战状态，“西方”就会获胜，“东方”就会失败。看来，美国就是要把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变成一场能够让西方获胜而中方失败的新冷战，而广义“冷战”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相互消耗，看谁耗得过谁。美国挑起所谓“新冷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期待中国像当年苏联那样，被一场与拥有诸多盟国帮助美国分担“资源消耗”的军备竞赛，极大地消耗经济、政治、外交、特别是环境资源，从内部“耗垮”中国。
然而，当今现实是，与当年微不足道的美苏经贸关系相比，美国自身以及包括日韩澳三个盟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与中国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经贸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在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多个全球或地区事务和多个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需要与中国合作。因此，我们有信心确保中美关系不至于演变成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那种对抗状态。
中日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
2016年3月，王毅外长曾说：“对中日关系而言，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面对中国的发展，究竟是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当作伙伴还是对手？”日本“一方面不断声称要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的做法。”
那么，当今日本对华认知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在政府层面，日本显然认为中国是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必须联合美国加以牵制，但在中国“是敌是友”问题上，尚无明确认知，仍然定位于“非敌非友”，视中国的动向不排除将来成为日本敌国的可能性。日本外务省官员小原博雅认为，“日本周边没有敌国”不仅是日本的“核心利益”之一，而且是日本的“核心利益”之首。这种看法是把对本国弱点的深刻认识作为界定国家核心利益优先顺序的依据，这种方法论在日本比较理性的政治家和官僚当中相当普遍。
在民间层面，近年来很多日本人对中国GDP超过日本产生“失衡感”，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抱有“恐惧感”，对中国在现代化方面仍落后于日本则存在着“优越感”，这“三感”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持好感的人数占比跌至复交以来最低，但与此同时认为两国关系“重要”的日本人的比例却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七八十的高位。比如，2014年8月日本广播协会民调显示，认为有必要尽快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人数达55%，说明大多数日本民众担心两国关系走向对抗，希望中日两国政府采取稳健的外交政策，而且首先将这种希望寄托在两国领导人身上。
近年来中国民众的对日认知应该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方面对安倍政府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和立场依然表示极度不满，另一方面即使在中日政治关系很不好的情况下，2014年中国赴日本旅行仍达220万人次，比上一年增加82%，2015年更是达到500万人次，再翻一番，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都去过日本两次以上，俗称“回头客”。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去了日本的中国游客回国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日本挺好、印象不错、东西也不贵……中国学者王文认为，“除了经济总量的超越之外，中国对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如何冷静地察觉到中国本身的不足，发现‘对手’日本的某些优点与长处，相当考验智库学者的智慧与责任。中国继续学习与钻研日本，与对日斗争博弈显得一样重要。中国人应该拥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这种敬重恐怕应该与对日本扭曲历史观的憎恶、对其外交‘两面人’方式的批判并行不悖。”
然而，当今日本虽有某些优点和长处，显然存在更多的问题与不足，最大的问题是当今日本领导人的对外战略思想严重背离和平发展时代潮流，严重脱离本国基本国情，在中国“是敌是友”问题上越来越朝着“与中国为敌”的方向倾斜，致使两国相互猜疑达到了复交以来的最高点，相互信任降到了复交以来的最低点。当前，日本领导人必须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日本是一个曾在“年轻时代”创造过经济高速增长“奇迹”，而如今已成为一个人口超老龄化、超少子化的衰老国家；是一个在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与矿产以及谷物等食品方面严重依赖进口的高度对外依赖型的国家；是一个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福岛核事故灾难至今仍未能消除、全国遍布着五十多座大多数尚未通过安全检查的核电站以及再处理工厂、核废料储存池等核设施的“核不安全”国家；是一个缺少战略纵深、产业布局高度集中于关东关西地区的狭窄岛国，安倍面对如此国情，居然还想修改那部曾经赐予战后日本数十年的和平发展的和平宪法，转而做一个“能够进行战争”的所谓“正常国家”。为了让国民相信“修宪”是为了应对日本面临的威胁，安倍政权不惜与一个人口规模相当于其10倍以上、国土面积相当于其25倍以上、经济总量已达到其2.5倍的“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为对手，进而可能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地处卧榻之侧的敌国。现在，尽管日本在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方面有很多优点，但在整体上不能不说它的基本生存能力十分脆弱，很难想象一个基本生存能力如此脆弱的日本能够承受与中国为敌之重。
从中国方面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空气、水和土壤的环境污染等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此外，贫富差距扩大、腐败、国民素质不高等问题也令人忧虑。在产业技术发展方面，中国在很多产业领域，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很高，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达到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虽然发展很快，但是有美、日、英、俄等40个成员国参加的“瓦森纳国家群”对我国的军事技术封锁，考验着我国军事技术创新和推动军民技术相互促进和融合的能力。
从战略角度而言，中日关系在本质上是一对具有中日特色的战略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外部的相互竞争，其二是双方通过变革克服各自国内发展难题的竞赛。依据辩证法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内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理，其实中日两国最大的对手都是自身，双方都需要各自展开通过克服内部的改革阻力，解决本国的发展难题，增强各自的软硬实力的竞赛，这是中日战略竞争更本质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侧面。
在外部的相互竞争方面，总览当今世界，21世纪版的合纵连横大博弈正在从太平洋至欧亚大陆的广阔舞台上波澜壮阔、内外交织地全面展开，中日竞争将是看谁在国际格局中占据对自身发展更有利的战略位置，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不犯颠覆性错误的竞赛，与此同时，既然中日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我们就必须对战略层面的竞争与战术层面的竞争加以区分，要经常保持战略层面竞争高于战术层面竞争、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的态势。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日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证明，互利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长期友好是唯一正确选择。” 可以相信，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外交理念的指引下，中日关系的前途与其说是“中日必有一战”，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不折不挠地克服当今的历史认知与领土争端等难题和困境，超越“你输我赢”的独木桥，走上“互利共赢”的阳关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