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安倍政权下的日本执政党外交
吴怀中 李若愚／文
第二次安倍政权自2012年12月成立距今已有大致三年半的时间，其间安倍内阁虽经过多次改组，但安倍的个人色彩非但没有随着内阁改组减弱，反而还有增强的趋势。重视外交是第二次安倍政权的重要特点，早在2013年1月安倍发表施政演说时就提出了“俯瞰地球仪外交”的构想。根据安倍自己的说法：“日本的外交不仅要关注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更要以全球的视野，立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积极推进外交活动。”从近几年日本的外交来看，“俯瞰地球仪外交”并非只是安倍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空想。事实上，安倍正按部就班地将其付诸实施。截至2015年11月27日，安倍出访了6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日本出访次数最多的首相。据担任安倍政府阁僚的山本一太统计，安倍用在出访上的时间有185天，占其两年11个月就任时间的17.3%。换言之，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有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出访中度过的，其对外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1]
从安倍政权总体的决策方式来看，“官邸主导型”是其主要特征。“官邸主导型”决策并非安倍首创，它指首相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主导性作用，这种决策模式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在第一次安倍政权后期和福田康夫政权初期遭受了挫折。[2]
“官邸主导型”决策需要有一个强势、具有绝对领导能力的首相，第一次执掌政权时还略显青涩的安倍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执政能力。因此，当安倍卷土重来以后，他更加注意任用和自己有相近价值观的亲信，建立一个以官邸为中心的执政团队，以把日本内外政策制定的主导权收归首相掌控。
具体到外交领域，“官邸主导型”外交意味着安倍不仅在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外交实践领域也被染上了浓重的安倍色彩。然而，浓重的安倍个人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安倍右倾保守化理念抱有疑虑的国家与日本的邦交，在此情势下对政府外交起到有益补充作用的就是执政党外交。
作为缓冲器的日本执政党外交
安倍作为日本右倾保守化政治的代表性人物，其全力推动的“强军修宪”政策在世界上，尤其是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东亚各国间引发了重重疑虑。加之安倍固守“历史修正主义”史观，不顾亚洲人民的感情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中韩两国人民对安倍的信任一度降到了冰点。
安倍的错误言行一度让中日关系陷入僵局，而打破这种局面的正是执政党外交。2014年5月4日，高村正彦率领超党派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高村在日本被视为对华友好派人士，他在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一职的同时，还有另一重身份——自民党副总裁。对于安倍一系列错误言行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日本媒体心知肚明。因此，很多媒体对于高村一行能否如愿见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了种种猜测。5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高村一行，谜底才正式揭晓。
高村此次访华使用的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安倍在中国给自民党造成的负面影响。正是借这次会见之机，作为自民党副总裁的高村向张德江委员长提出：希望能于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安排安倍与中国领导人见面进行中日首脑会谈。有了高村的良好开端，随后一个由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野田毅牵头，成员完全由自民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亚非问题研究会”代表团也在5月9日受到了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接见。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野田同样提出日方希望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能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中日两国在2014年11月7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以此为契机，安倍也得以在来京参加APEC会议期间见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但是，在日方迫切希望下，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安倍并不意味着中方完全打消了对安倍右倾保守理念的疑虑。恰恰相反，这种疑虑一直持续至今，所以才有了中国外长王毅在2016年3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精彩比喻。王毅外长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在双方有识之士努力下，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但是前景仍然不容乐观。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声称要改善中日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做法。”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大局有着非常清晰的判断。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5月23日发表的《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提出：“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国家，两国人民勤劳、善良、富有智慧。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尽管安倍政权在涉华问题上的态度几经反复，中方还是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一直在为维护中日关系做着不懈努力。在安倍态度摇摆不定难以取信邻国的情况下，执政党外交成了回避“安倍因素”，维持中日两国政治交往的缓冲器。
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有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出访中度过的，其对外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图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涉外特殊场合的“政府代言人”
日本执政党外交的活动大都是日本政府默许甚至是主使的。除了打破僵局外，安倍政权的执政党外交还有另一重使命，就是在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面时，承担“政府代言人”的任务。
比如在日俄关系上，日本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但由于北方领土问题（南千岛群岛问题）的存在，日本国内对于制裁俄罗斯存在严重分歧。《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显示,认为应该“着眼于北方领土谈判等因素，采取日本自主外交”的日本受访者占54%；认为“应与欧美保持步调一致，加强制裁”的意见占31%。[3]
但是由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仍然无可选择地要紧跟美国而动。此种情势下，安倍政权的执政党外交又开始发挥作用。2014年9月10日，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为了获得俄方信任，森喜朗还在媒体面前为普京“叫屈”：“作为普京的朋友，我为他因乌克兰问题而遭致全世界的批判感到遗憾。”根据曾在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供职的前外交官佐藤优披露，在会见中森喜朗首先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转交给了普京总统，普京也向森喜朗表明，“俄方愿与日本开展持续性对话，并希望能把这个意思转告安倍首相”。[4]
森喜朗访俄是安倍政权执政党外交的一个代表性案例，从中可以看到，日俄双方都非常清楚由森喜朗出面进行的执政党外交完全代表了安倍首相的立场，只是由于一些外部因素，安倍不得不隐藏在幕后遥控指挥。
类似情况在日本的对台沟通上则更为隐蔽。外交权属政治性事务，行使的主体是主权国家。不论是政府外交还是政党外交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提，即交往的双方必须是主权国家，所以作为中日关系从属的日台关系并不能被称为外交关系。尽管不存在政党外交，但政党交流仍是日本与台湾地区联系的主要渠道。日台“断交”后，会员限定为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成了日本政界与台湾交流的重要渠道。随着“55年体制”的瓦解，“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也几经重组，最终形成了新的超党派议员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日华恳”）。一般而言，“民间渠道主要充当官方渠道的辅助角色，而‘日华恳’的功能则远超出这一角色，发挥着日台间接政治接触的作用”。[5]
2016年5月5日，安倍的胞弟岸信夫率领六名日本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并与蔡英文举行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长谈。尽管在民进党提供的会后新闻稿中，并未提及双方谈论了“冲之鸟礁”相关议题，但之后的事态发展却显示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台当局‘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23日指出，在联合国大陆礁层界限委员会（CLCS）决定‘冲之鸟礁’的定位前，‘台湾不采取法律上的特定立场’。”对此，国民党主席洪秀柱23日晚间严正批评：“台当局若以‘不采取法律上特定立场’的方式面对‘冲之鸟礁’争议，不啻由主动化为被动且让日本重新取得主导权。”[6]
很明显，尽管在“冲之鸟礁”问题上的转向在岛内引发了极大争议，但是蔡英文当局仍对此一意孤行，这本身已经展现出安倍政权具有很强的对台沟通能力，在这背后安倍政权推动的政党交流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安倍政权推动的执政党外交是授意于安倍，但是作为外交活动主体的执政党各派势力也绝非甘心受安倍操纵的木偶，他们积极投身执政党外交活动、不辞劳苦地四处出访也是有着个人政治考量的。
作为日本的执政联盟，自公两党在诸如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与历史问题上存在差异，党内派阀林立的自民党本身也难以在全部问题上做到全员一心。图为2015年9月18日，在日本东京，警察在国会大楼外的抗议现场警戒。自公两党围绕执政党外交的政治生态
现今在日本执政的是自民党和公明党结成的执政联盟，安倍虽能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总揽大局，但是执政联盟内部却绝非铁板一块。不仅自公两党在诸如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与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差异，党内派阀林立的自民党本身也难以在全部问题上做到全员一心。
首先，作为执政党一员的公明党长期奉行“中道政治”，自然与秉持右倾保守化立场的安倍首相拉开了一定距离。加之站在公明党背后的是以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池田大作先生为精神领袖的创价学会，因而公明党在外交问题上往往倾向于和平主义的一方。像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公明党就公开表达了本党的不满。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不久，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就在街头演讲中批评安倍，“中国和韩国对此表示不满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连美国、俄罗斯和欧盟都对此表示了担忧……真诚地倾听来自各方的声音，让日本展现出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姿态，这才是首相该做的事。”[7]
而对自民党内的其他派系来说，则不仅要在党内竞争中面对安倍所属的“清和政策研究会”，而且还要思考如何处理与作为执政伙伴的公明党之间的关系。例如，2014年1月，面对自民党与公明党在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分歧，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石破茂[8]就曾抱怨，“作为党的干事长，我必须顾及公明党在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慎重立场，而安倍首相为了维持高支持率也在向我施压，不得不向安倍首相提出抗辩的我只能在首相和公明党之间受夹板气。”[9]对于这些受党内地位限制，无法与安倍平起平坐的不同派系来说，执政党外交就是他们彰显自身主张与存在意义的最好舞台。
现阶段，自民党在日本国内一党独大，党内派系之争激烈，各派政治势力都想方设法增强自身的存在感，这样不但有利于在选举中提高人气，也可以拉拢更多议员加入自己的派系。投身执政党外交高调出访，不仅能登上日本主流媒体吸引眼球，还能扩大本派系在党内的影响力，可谓“一石二鸟”。同时，公明党以及高村正彦、二阶俊博等自民党内对华友好人士，在中国拥有的良好口碑和人脉都是安倍所没有的。坐拥这种对安倍来说稀缺的政治资源，也有助于他们向安倍首相提出本派系的政治主张，这对一名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参与者来说，投身执政党外交还有另一重好处，就是可以“夹带藏私”地申明自身的政治主张。在涉及对外争端时，执政党内各派系通过发表声明、举办学习会乃至直接出访等形式发出自身的声音。这种行为有时可以对政府起到支持作用，有时则能牵制甚至倒逼政府尽快做出决策。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假扮田中角荣首相特使访华，最终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安倍有时也会反过来利用这一点，以来自执政党内部的压力为由，作为和外交对手讨价还价的本钱。
综上所述，安倍政权的执政党已经成了安倍外交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安倍的言行难以取信于人的背景下，如何借助中日两国的执政党外交实现我国的外交目标是亟须考虑的课题。2015年12月，已经中断了六年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再次启动。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重启对两国政党层级的沟通意义重大，尤其在中日关系的低潮期，两国沟通渠道的畅通将有助于避免政治误判对中日关系带来的伤害。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情况，日本民主党政府上演“购岛闹剧”，就是源于一名日本政权高官提出要以政治主导的方式改变既有搁置争议的政策，这对试图打破中日关系胶着状态的双方造成了误导。[10]
从这一点上讲，两国执政党间的交流有利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日本的“政党外交”和“首相外交”呈现出一种双簧的怪相，即一面通过政党外交由对华友好人士出面，来满足安倍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政治需要；另一面，安倍本人却肆无忌惮地在国际场合宣扬“中国威胁论”，高调介入我国南海问题。因此我们在展开对日政党交流工作的同时既要维护政党层面交流渠道的畅通，也要防止这种交流的成果被日本国内的“双面人”恶用，沦为其增加自身政治资本的工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日本领土问题研究”（16CSS018）阶段性成果。】（第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第二作者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凯）
[1] 山本一太官方blog，数字から見る安倍総理の「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訪問国数、首脳会談数ともに歴代内閣1位！http://ameblo.jp/ ichita-y/entry-12100294503.html.
[2] 王新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的形成及挫折》，载《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第3-15页。
[3]『（本社世論調査）対ロ外交「独自性を」54%』，「日本経済新聞 朝刊」，2014年3月24日。
[4]「独自ルートが開いた森 プーチン会談の道 」，http://www.iza.ne.jp/kiji/politics/news/140924/ plt14092417400023-n1.html.
[5] 蔡亮：《“断交”后日台沟通渠道的特征及其变化》，载《日本学刊》，2010年第6期，第17-28页。
[6]《台当局对冲之鸟礁让步？洪秀柱:捍卫渔权不能没立场》，中国台湾网，http://www.taiwan. cn/taiwan/jsxw/201605/t20160524_11464782.htm.
[7]『安倍首相靖国参拝 公明代表首相にクギ「経済優先、デフレ脱却を」』，「毎日新聞 東京朝刊」，2014年1月3日。
[8] 石破茂在自民党内长期以无派系自居，但是围绕在他周边的党员实际上形成了名为“无派阀联络会”的派系。2015年9月28日石破将其改组成为“水月会”，即“石破派”。
[9]「右に首相、左に公明…石破氏、集団的自衛権めぐり板挟みの日々」，产经新闻网，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40129/ plt1401290020-n1.html.
[10]《日本尖阁国有化背后是听信一官员误导？》，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http://cn.nikkei.com/ 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8112-20160202.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