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加紧战略遏制中国的反作用力
美日为维护其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和地位，对中国发展崛起实施遏制战略并不断加大遏制力度，但这种遏制战略不仅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反而会加速中国崛起的进程，这是基于中国实力和特质所产生的反作用力。
邹治波／文
奥巴马当天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期间与韩国总统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美日韩三方会谈时说，美国、韩国和日本将加强合作，应对朝鲜核威胁。图为2016年3月31日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奥巴马（左）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日韩三方会谈时交谈。
近来，美日战略遏制中国的力度空前提升，不仅在背后策动并高调介入东盟有关国家与中国的南海之争，促使国际临时仲裁庭做出对中国不利裁决，从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上对中国持续施压，而且还最终促成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恶化了东亚地缘安全局势，严重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美日从维护其主导的亚太秩序和战略利益出发，始终将围困中国作为其对华战略主轴，不断加大对中国发展的战略遏制。今后，美日不仅在南海和朝鲜半岛问题上，而且还会在台湾和东海等周边问题上，利用局势和形势的变化而挑起事端，借此对中国发展进行干扰和阻挠，其目的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或即使遏制不成也要增加中国崛起的成本，让中国付出战略代价。
但是，历史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而是按照其本来固有的发展规律而运行演进。尽管美日的战略设计看似符合其战略利益，但这种遏制战略会相应产生反作用力，即美日的对华遏制反而会加快与美日同处一个量级对手的中国的崛起，最终会产生战略行为与战略目的相悖的结果。
战略遏制中国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给世界格局、秩序和地缘政治、地区局势带来冲击和影响，守成大国和既有秩序维护力量必然会对崛起国家予以约束、遏制，这种约束、遏制有的会直接导致冲突、战争，有的会带来战略对抗、博弈。崛起国家在崛起进程中必然会受到这种战略打压或遏制，这是历史发展进程变迁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也是崛起国家必须面对和经过的一关。目前中国在周边遭遇的困境就是这种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映。
自二战以来，美国是世界和亚太秩序的创建者和主导者。在军事安全上，美国建立了以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盟友关系为主体的亚太军事同盟体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进驻军队，实现了对亚太地区军事安全的管控。在这种军事安全秩序下，美国可以在亚太地区为所欲为地进行“自由航行”，可以永不停止地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美国也牢牢把握着区域经贸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从日本角度看，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东亚和亚洲的最大经济体，在亚洲对地区经贸问题有最大发言权，也一直以一个地区经济霸主的优越感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
但是，中国近几十年的迅速崛起特别是近几年一系列战略举措，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创建、南海岛礁建设等接连推出，对美国亚太安全和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以及日本亚洲第一经济强国地位构成挑战，严重威胁了美国的亚太霸主地位和日本地区大国角色。比如，中国在南海建设的岛礁，可以停降大型军用飞机和部署其他一些先进武器装备，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军事反制力大为提升，这威胁了美国一直以来对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广大海域的军事控制力，今后美国海军舰船在这一海域的“自由航行”再不会那么随心所欲，这深刻影响了美国地区军事安全秩序的主导权。再如，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创建，被美国视为排挤其地缘战略影响力和削弱其区域经贸规则把控权的战略举措。中国经济体量已是日本的两倍多，日本引以为豪的经济优势也尽失。这样，美日必然会在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阻击、遏制，甚至直接与中国开展规则制定权之争。当前，美日利用一些国家与中国领土争议和一些热点问题，在周边为中国制造安全困境，阻挡或延缓中国崛起进程。临时仲裁庭做出的非法裁决和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就是美日实施这种遏制中国的战略反映。美国极力推动达成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奥巴马发出了“决不能让中国等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必须制定这些规则”的心声，就是美国与中国进行秩序之争的真实反映。
战略遏制中国的反作用力
美日实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并逐步提升遏制力度，不仅遏制不住中国发展的势头，而且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即加快中国的崛起进程。这种战略逻辑和结果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硬”的因素，即中国是与美日同处一个量级的战略选手，中国不仅拥有一个大国所具备的实力，而且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自我发展的全要素条件，而这一点并不是当今每个大国所具备的，这也是现在一些大国受制于人的软肋；另一个是“软”的因素，即中华民族的特质和中国特色体制，这就是延绵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具有愈压愈强、转危为机的传统和基因，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坚强领导力和民族的强大向心力。虽然美日对华实施战略遏制并加大这种遏制力度，会给中国在国家整体发展、维护主权权益、实现军事现代化带来较大压力，但同时也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重大机遇。
一、促使中国更快崛起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压力产生动力，危机孕育良机，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此乃同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在历史上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只是在近代由于闭关锁国政策才退出强国之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重新步入正确轨道，开始走向振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始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的征程。美日对中国日益强化的战略遏制只能给怀揣伟大理想目标的中国以实现梦想的紧迫感、使命感和巨大动力，促使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更快推进国家崛起进程的政策、措施，也更会提升中国的民族凝聚力和动员力，促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在强大外压下，中国国内就现存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也易于达成共识，从而会更有效、更快地解决这些问题。
迄今为止，美日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崛起进程，没有收到战略成效，要真正阻止中国的崛起或使中国的崛起发生逆转，除非发生世界大战或美国在中国周边挑起由美日直接参加的战争，但这种超高成本的遏制手段，是美国和日本无法承受的。
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性判断，美国决策者最可能的选择是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手段，干扰、阻挠和减缓中国崛起进程。基于此目的，美国会在中国周边与中国进行一场战略博弈，而这种战略的实施和结果将取决于中美在周边问题上战略博弈的结构和形态。实际上，中美的这种战略博弈存在着三个“非对称性”，即“利益的非对称性”、“战略意志的非对称性”和“地理位置的非对称性”。“利益的非对称性”是指这些周边问题如台湾、南海、东海等攸关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而这些问题只涉及美国的重要利益，利益的这种非对称性对国家的战略决策、资源调动、行为方式等有重大影响；“战略意志的非对称性”是指中美对周边问题战略博弈的底线和关键时刻敢于进行战略摊牌的决心存在差异，这对博弈结果往往有决定性影响；“地理位置的非对称性”意味着这些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而远离美国本土，这对战略博弈的战略调用、消耗、支撑力和持久性有很大影响。这三个非对称性决定了中国在综合国力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条件下，拥有对美在周边博弈上的较大战略优势。
二、促使中国更加进取地维护主权和权益
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不仅被其国家利益所驱动，更为其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所制约。中国战略文化的本质是内向性的和防御性的，中华民族历史上饱受侵略、掠夺和欺侮，中国人一贯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维模式，中国决不会主动挑事、惹事、生事，但如果受到侵犯、欺压，中国也绝不会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必会做出回应和反击。实际上，中国一直是周边领土争端的被动受害者，中国主权、权益不断被侵蚀、损害，但这也正给了中国恢复固有的主权和权益以机会，特别是在中国国力日益提升和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中国将以此为机采取更积极进取的政策措施，以维护主权和权益。目前发生在东海和南海的岛屿主权之争及其结果，就是这种逻辑的最好例证。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14世纪最先发现、命名并行使管辖权的，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在二战后由于中国的内战和东西方的冷战，美国一直保持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并最终将这种管辖权非法交给日本，中国政府对此做出“非法无效”的严正声明，重申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主张。但实际上，自那以后日本实施着对钓鱼岛的实际管理控制，不仅时常登岛、对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巡航，而且还时时抓扣中国前往钓鱼岛的维权人士和进入此海域的中国渔船。2012年9月，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又采取冒进行动，实施所谓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购岛”计划，此举进一步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但也给中国进行反击、强化钓鱼岛主权的机会。中国政府果断派出海空舰船和飞机对钓鱼岛海域和空域进行巡航，以宣示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并最终形成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的常态化巡航，大大强化了对钓鱼岛的主权维护。而且，基于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提出的挑战和威胁，中国在东海划设的“防控识别区”，提升了中国对东海的战略预警和军事反应能力。至此，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的挑衅，导致了日本对钓鱼岛管辖权利下降而中国对钓鱼岛主权强化的结果，日本最终“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由美日策动的国际临时仲裁庭对南海问题的裁决，也导致了与钓鱼岛问题相同的结果。在临时仲裁庭做出非法仲裁后，中国政府迅速发表了声明，首次全面、完整、清晰地公布了中国对整个南海的主权和权益，包括拥有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拥有南海诸岛的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历史性权利。随后，中国海军司令强调南海主权和权益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事关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国家的安全稳定、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表达了在南海主权和权益问题上绝不让步的坚定决心，这等于向幕后的美日和前台的菲越等国，明确提出了不可逾越的“红线”。同时，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南海主权和权益的重大举措，在南海海域举行了由中国海军三大舰队联合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空军则派出远程轰炸机赴黄岩岛等岛礁附近空域进行巡航，并将保持这种巡航常态化，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在维护南海主权和权益的强大能力和积极进取之决心。可以说，这次由美日策动、菲律宾出头挑起的南海仲裁案，最终反而使中国在维护南海主权和权益问题上更向前迈进一大步。
三、促使中国加快军事现代化
军队向来为打仗而生，为生存和安全而战。没有威胁、没有敌人，军队建设就缺少目标、缺乏动力。正是有了美国这个强大对手和美日对中国安全和发展的战略威胁，以及周边出现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害，才为中国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发展和建设，增加了紧迫感和动力，也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从而促使中国加快军事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中国军队在建军思想、体制机制、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都取得了飞跃性发展。针对日益升高和日趋现实的威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新时期、新形势下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的建军思想，这成为中国军队建设和发展总的指向和目标，军事现代化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在基于“打仗”思想指引下，从2015年年底开始，中国军队实施自建军以来最大一次体制机制变革，撤销原有军区建制，建立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五大战区，新成立陆军部、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而成为拥有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五大军种联合作战的现代化军队，拥有对陆、海、空、太空和电磁五域的作战体系。以“打胜仗”为牵引，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据报道，中国海军不限于已拥有的首艘“辽宁”号航母，还将发展拥有多个航母战斗群和一批新型战舰，中国海军正从“浅蓝”走向“深蓝”；随着新一代战机、远程轰炸机、空中加油机等新式装备陆续服役，中国空军作战控制空域大大延伸，正形成“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作战能力；火箭军拥有新型洲际战略导弹和一批中近程导弹，形成核常兼备、当量匹配、射程衔接、打击方式灵活多样的打击体系；随着飞船、探月、北斗等各项航天计划的实施，反卫星试验、中段反导试验的成功，中国也拥有世界水准的太空作战能力。
当前，在美日日益逼近的战略威胁下，中国军队正加速向打赢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现代化高强度战争目标推进，对周边区域控制能力越来越强、作战距离越来越远，这大大削弱了美国在亚太的军事控制力。2016年7月26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建设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这意味着中国要建成和拥有世界强国所具备的军事力量。这个信号的发出是在南海仲裁案和韩美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后不久，这绝非巧合而是意味深远。
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从历史发展逻辑和惯性看，基于维护其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和地位考虑，美日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符合其战略文化，也似乎符合其国家战略利益。但是，由于中国所具备的实力和特质，这种遏制战略不但不会成功反而会加速中国的崛起，导致与美日实施这种战略相反的结果。那么，选择何种战略应对中国的崛起，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其战略利益，对此美日有两个战略选择：一个是如前所述，继续实施遏制并逐步加强遏制中国的战略，另一个是要转变思维、调整思路，对中国采取合作战略。在对待中国崛起及看待中国崛起后如何影响世界问题上，需认清两个大局，一个大局是中国的发展崛起是阻挡不了的，也就是说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将变成一个现实，中国也将对国际和地区秩序、规则和事务均拥有重大发言权，这一点恐怕连美日都心知肚明。另一个大局是，中国一贯奉行“王道”而非“霸道”，这与西方国强必霸的传统文化有本质区别。在这两个大局下，对中国崛起两种战略的不同选择，美日会付出不同的战略代价，收获不同的战略结果。
美日如继续实施对中国遏制与围困战略，其战略收益可能是给中国崛起增加一些成本、造成局部干扰，也会在一定时间段内增加对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强对地区某些秩序、规则的主导权，但这些成功不具有战略意义而只有战术意义。从长远和全局看，美日的遏制战略不仅阻挡不住中国崛起，而且会对美日产生不利的战略后果：在战略对抗中崛起的中国，更会体会到美日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的狭隘和弊端，也不会屈从于美日已建立、控制的秩序、体制，必会体现出对美日的战略反抗、反制，会通过增加实力追求对国际和地区秩序、体制的较大调整甚至变革，这对美日绝不是福音。
美日若转变思维、调整思路，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战略，使中国融入现行其建立和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体制，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并与时俱进地就某些不合理秩序、体制进行调整、完善，与中国一道建立一个较为公平合理、为更多国家所接受的国际和地区秩序，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美日战略利益，维护美日在世界上的地位。实际上，中国是一个秉持与西方国家不同哲学文化思想的东方大国，一贯奉行“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内圣外王”的“王道”理念，中国融入现行国际秩序有强大文化基因基础，中国也在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历史传承和现实利益都决定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不会走西方国家那种国强必霸、以力逐利之路，而是走一条与其他国家和文明相包容、与现有国际秩序相融合、与世界和谐相处的发展崛起之路。
结语
当今已是一个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利益交融、责任共担、命运共体的世界，在这种时代格局和关系形态下，过去那种秉持霸权、零和思维，以侵占、强压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逻辑，不仅再也难以奏效，而且还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美国多年来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围困与遏制，导致俄罗斯的强势反击和中国的战略反弹，从而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美国为反恐不惜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强力干预中东政局，这反而催使恐怖主义猖獗和蔓延，而且还催生了严重的难民危机，加剧世界动荡。美国若想真正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从中反思，重新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认可并践行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