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当代电视

2015年是日本电视业诞辰62周年。在当前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各国电视业都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迂回前进，回顾日本电视业这62年历程，本文试图探究日本电视媒体在视听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从对电视媒体的批判、电视机本体技术的进步及其受众在收看方式的变化这3个方面，考察其对日本电视媒体视听形态变化的影响。

一、由对电视媒体的批判而引起的视听形态的变化

日本学术界素来有对电视媒体进行批判的意识，直至今日依然在持续。但是如果追溯其开端，初期主要集中在对电视低俗内容的批判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宅壮一提出的“一亿总白痴化”论。大宅壮一是昭和时代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评论家之一，他提出的“一亿总白痴化”论在当时也是非常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以“一亿总白痴化”论为代表，学术界开始对日本电视媒体进行批判。

“一亿总”一词泛指1957年夏天以后，日本很多理论都被冠以“一亿总”一词为开头，而“白痴化”一词又从何而来呢？当时，日本电视台推出一档叫做“无论什么都去做”的节目，其中的卖点之一就是对参加者提出各种难题，如果都能够过关的话就可以得到奖金。这种节目制作手法就是故意制造出一些意想不到甚至是不堪的状况，让受众观看参加者在面对这种状况时的种种反应，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趣味性的节目。最荒唐的一期节目策划发生在1956年11月3日，也就是所谓的早稻田大学与庆应义塾大学之间的棒球比赛上。而当时一期电视节目策划就是让参加者充当这场棒球比赛的观看者，然后在早稻田大学的拉拉队阵营里，高举庆应义塾大学的旗帜，并且要大声呼喊“庆应义塾大学必胜！”的口号3次，以完成“无论什么都去做”的节目宗旨。节目播出之后，无聊的商业企划，加上参加者匹夫之勇的行为，一时间在日本受众中成为笑料。针对这一现象，学者大宅壮一有感而发撰写评论一篇，在评论中严厉指出“目前日本传媒界白痴化十分严重”，“传媒业界的从业者们将目光聚集在日本民众的最底层，将高度发达的电视传播事业与低级文化进行对接”，由此“白痴化”一说产生。紧接着，大宅壮一在次年2月2日的《东京周刊》上评价说，“现在电视上都是一些白痴节目，可以说广播、电视 等传媒机构已经开始对日本受众展开‘一亿总白痴化’运动了”。由于受到了大宅壮一及其他学者们的严厉批判，日本媒介从业者不得不为了对应这种批判而调整电视节目内容的制作。

随着电视业的发展，日本媒介从业者不断丰富电视娱乐节目，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泛娱乐化的出现。于是，学术界对于电视媒体进行的批判，就从最初对电视低俗内容进行批判的初级阶段逐渐过渡到对电视媒体泛娱乐化的批判阶段，而且对这一问题的批判也是对电视媒体进行批判过程中最激烈的一个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81年富士电视台制作的《我们是滑稽一族》、《笑笑也无妨》等电视综艺节目的持续热播，拉动了上世纪80年代搞笑风潮的兴起，其泛娱乐化的轻浮路线也体现了当时日本整个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浮躁之风。到了今天，日本学术界对于电视媒体泛娱乐化现象的批判依然存在。2007年10月18日刊登在日本著名杂志《周刊文春》上的一篇调查结果显示，以2007年9月18日至10月4日期间东京地区能够接收到的电视节目为调查对象，其中有搞笑艺人参与的节目比率相当惊人，日本电视台、TBS电视台、富士电视台、东京电视台分别为41%、25% 、21%、17%，就连NHK电视台也要达到10%。这个比率现在看恐怕会更高，现在的日本电视节目已经几乎都要加入搞笑艺人的策划因素了。电视媒体的这种泛娱乐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容易导致庸俗化社会的形成。虽然日本学术界不懈地对此进行批判，造成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也始终无法阻挡泛娱乐化现象在日本电视媒体中的扩散与蔓延。只是在这个批判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把电视媒体作为一种治愈系文化传播工具 的视听形态的形成，这是非常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现象。

更进一步说，这种变化符合日本人对于消遣时光的深层需求。在多数日本人的理念里，比起积极主动的健身、运动等休闲方式来说，最佳的休闲形式就是能够让疲惫的身心得以放松、得到慰藉的方式。而传播媒介之所以从出现娱乐节目开始，直至今日一直能够成为日本人大众娱乐的主要方式，就是因为它首先满足了日本人的这种需求。而在众多的传播媒介中，电视是最适合的。在日语里有一个词汇叫做“电视睡”，就是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躺着什么也不做，正体现了日本人对于消遣闲暇时光的心理需求，于是电视就成为了治愈系文化传播工具的最佳媒体。日本学者桥元良明曾这样评价电视媒体，“可以不带有任何明确目的地去视听，能够得到安慰与治愈，是可以让心情放松的媒体”。现在，电视媒体作为治愈系文化传播工具的一种，已经成为普遍的视听形态了。

可见，在对电视媒体的不断批判中，日本电视媒体的视听形态也在发生演变，从最初对电视低俗内容的批判，到对泛娱乐化的批判，逐渐形成了目前日本电视媒体的娱乐化、治愈化的视听形态。

二、电视机功能引起的视听形态的变化

提及视听形态的变化，从各种角度均可以涉及。在日本电视媒体视听形态的变化中，一向引人关注的是电视机功能方面的变化，这完全是因为技术水平的革新而带来的显著效应。比如在电视频道的切换方式上，在日本，截止至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都是使用旋转式的频道转换器，之后才有了按钮式的频道转换器。

首先，遥控器的出现与普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原来必须要接触到电视机过渡到可以坐在沙发或椅子上通过遥控器来随意改变频道，形成了我们今天收看电视的基本形态，由此受众的视听形态也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技术手段的更新演化，到今天更加融入了个性化的成分，子画面、双画面、多画面电视机的诞生，使受众可是同时接受多频道的信息输送，在节省时间的过程中，达到了高效的视听效果。

其次，自带录制功能的数字电视机的诞生，也为受众视听形态变化带来了很大的转变。电视节目的播放总是实时进行的，而带有自行录制功能的电视机就从时间限制的角度解放了受众。而且随着电子设备制造业技术的发展，现在很多日本家庭的电视机都附带多频道同时自行录制的功能，可以满足不同家庭成员的需要。只需要提前设定好，回到家里就可以随时观看了。而且，这种不受时间限制的观看方式，在日本年轻人中，已经日渐成为电视媒体的主流视听形态。但是，对于传播学研究者们来说，伴随着这种视听形态日渐普及的最大课题就是收视率调查的问题。目前，日本的一些民间电视台已经尝试着将录制节目功能这一视听形态纳入收视率调查之中了。

三、由受众引起的视听形态的变化

在电视刚刚出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年代，受众都是团坐在电视前面，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镜头的播放。在日本电视传播研究历程上，这一时期受众对于电视媒体的这种热衷度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1960年初在日本发生的因观看职业摔跤赛事而引发的休克死亡事件。在当时，这一事件的发生曾一度被当成新闻事件被日本各大媒体大肆报道，并在传媒业界引发了一场电视是否该直播职业摔跤赛事的争论。《朝日新闻》在1962年4月28日刊登题为“两位老人看电视直播职业摔跤节目而导致死亡”的新闻，报道了27日夜里，日本京都市一位76岁的女性和爱知县一位63岁的男性居民，因在家里收看甚为激烈的职业摔跤节目而发生的瞬间猝死事件。同年的8月4日《读卖新闻》刊登题为“观看职业摔跤的电视观众再次发生猝死”的新闻，报道了横滨市一位63岁的男性观众在观看摔跤直播时发生死亡的事情。这两起事件的发生虽然从伦理角度属于媒体人不愿意接受的恶性事件，但是也足以证明当时的电视媒体对于受众是具有绝对高粘合度的。

可是到了今天，受众与电视之间这种强粘合度已经彻底被颠覆。根据日本某调查机构20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受众一边收看电视，一边做其他事情的被调查者中，吃饭等饮食活动的被调查者占67.0%，浏览网页的占50.8%，聊天的占18.2%，阅览杂志、报纸、书籍的占14.1%，做饭的占11.0%，洗衣、熨烫的占8.5%，打扫卫生的占5.1%。可见，对于家庭主妇来说，一边做家务，一边用眼睛扫过电视画面的情景是一种常态。而且，一边上网一边看电视也成为了日本受众一种新的“被动跟随收看”形式。NHK传播文化研究所在2010年做了一次关于市民生活时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市民周一到周五一天平均看电视的时间为3小时28分钟，而在这其中“被动跟随收看”的时间为1小时20分，接近于平均收视时间的40%。

另一方面，关于受众在收看方式上的变化，日本学者名部圭一从传播者与受众关系的变化方面进行了考察，并在日本传播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日本受众在从“单纯的收看者”到“成熟的收看者”这一流变中，对电视的收看方式大致被分成三大阶段：①20世纪50-70年代期间，受众处于浏览、鉴赏性地观看电视阶段；②20世纪80年代时，受众处于主动地观看电视阶段；③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众开始逐渐与电视形成互动格局。在第一阶段时，受众只是单方面地接受来自传播者的传播内容，相对受众来说，传播者占有绝对优势。而到了第二阶段，受众能够有意识地避开与自身意愿不符的传播内容，比较第一阶段“单纯的收看者”而言，更像是作为“观察者”似的收看者，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一边收看电视，一边对传播内容进行吐槽。因此在第二阶段时，比起传播者来说，受众更居于优势地位，是比较不好应对的收看者。而到了第三阶段，受众已经变成了“觉醒的收看者”，已经能够事先在完全了解传播者的意图之后，直接对此进行判断。由此可见，在日本电视业发展的这62年里，由于受众的不断成熟，其视听形态也发生了很大转变。

当前，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日本传统媒体同样受到很大的冲击，本文从对日本电视媒体的批判、电视机本体技术的进步及其受众在收看方式的变化这3个方面，考察了日本电视媒体在视听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期待着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日本电视媒体在走过62个春秋之后，能够寻找到最佳的视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