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的电视新闻传播及编辑策略分析
口 黄田心
在媒介融合时代，自媒体借助科技网络之力，渐渐成为传播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媒体传播显示出了区别于传统媒体与部分新媒体的新特征。与此同时，电视新闻在自媒体传播途径中也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下社会心态的网络呈现。本文将着眼于新形势下的电视新闻传播特征，研究传播过程中的大众思想行为特点，并从新闻编辑角度去探索正确的引导方法。
微信：自媒体时代的新沟通方式
电影《无极》海报
一、自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的新特征
1.生活在别处：主体空间的漂泊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再到自媒体，传播方式的变化带来了传播媒介的变化，手机渐渐替代电脑，成为自媒体传播中的主力媒介。电视新闻的传播形式也更加多样，除了通过传统的电视新闻类节目传播，这些电视新闻往往也在网络上飞速的传播。
手机作为传播、交流媒介，也带来了传播主体空间的漂泊：主体在操控手机终端的时候，心灵可以在某一新闻现场、某个朋友群等，当其停止操控，则又回到了身体所在的现场。也就是说，通过手机，主体可以在精神上实现不同场合的切换，区别于以往“生活在此处”的存在状态，当主体拿起手机的同时，也就开始了“生活在别处”的漂泊状态。
“公”、“私”场景的漂泊。在公共场合，通过微信、微博的私人交流，将发声场景转为私人场所。反之，在私人空间，通过群聊、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对公共事件的转发评论等形式，可以将发声场所转为公共场所。这样就实现了“公”、“私”场景的不断切换。
“一”到“多”的存在模式。区别于以往身在一处即在一处的存在模式，手机作为传播手段，使得发声主体可以存在于多个地方：通过微博新闻事件的关注，存在于多个事发现场；通过微信不同群落的交谈，存在于多个不同的交际圈。当传播主体拿起手机的同时，精神上已经开始在多个场景之间游走、漂泊，并保持了“在路上”的精神状态。
2.平民的狂欢：文本内容的解构
不同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自媒体传播的内容在选择上有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那就是网络恶搞，而针对电视新闻的恶搞更是对新闻的戏谑式传播。“网络恶搞是指网民以网络为平台，针对有一定影响的人、事物、事件或作品，应用各种手段炮制出来的，违背常理、让人啼笑皆非的网络恶作剧”①。这些网络恶搞作品往往兼具戏谑与狂欢的性质，在传播中完成了对传统传播文本的解构。
对主流文化的颠覆。很大一部分网络恶搞作品有着极高的现实意义，“网络恶搞对象与网络恶搞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却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正统社会结构与权威秩序的解构，具有很强的符号政治蕴含”②，如前几年网上流行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对电影《无极》的恶搞，恶搞国足《大腕版》是对国足的恶搞；2 013年开播的网络喜剧《万万没想到》，从一开始就获微信登录界面得了高点击量，在网民的追捧下一共拍了三季，影响力较大，而这部喜剧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不良社会现象的夸张表现；2015年2月网络流行语“duang”的出现，起初是对影星成龙的洗发水广告的恶搞，后来则成为了流行于街头巷尾的时尚语。
狂欢性的恶搞。除了对主流文化的颠覆，网络恶搞中还有很大一部分的题材并没有针对社会现实，在这些网络恶搞案例中，甚至很难发现流行的源头（或者其源头平淡无奇）。它们往往带着空穴来风的性质，却像滚雪球般带动了网络舆论，最终在沸沸扬扬的讨论声中迅速湮灭。这些网络恶搞案例具有了某种狂欢性质，没有指向性，没有目的性，网络恶搞的过程成为了网络世界乃至现实世界中的嘉年华。如2009年的“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2015年微信朋友圈中“蓝黑白金裙之争”等。
3.思想的私享：交际群落的重组
不同于传统媒体以及博客等新媒体对所有受众开放，以微信朋友圈为代表的传播方式在受众的选择上传播主体拥有更大的主动权。通过分组、屏蔽等软件功能，在看似开放、公开的文本传播中，传播主体可以轻松地选择消息接受者、交际群落的重组，让传播者成为“思想家”的同时，也成为了“私享家”。
微信“朋友圈”：传播新范式。2011年，微信正式上线；2012年，微信公众号正式推出；2013年，微信公众号被细分为服务号和订阅号；2014年，微信用户达到6亿，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超过20种语言版本③。短短几年，微信迅速发展壮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微信用户，越来越多的人也成为了微信朋友圈的拥趸。用户可以自行选择另一微信用户，并决定是否将其加入微信朋友圈。加入朋友圈的人便可以浏览该用户发出的文字、图片、视频。诚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所言：“‘朋友圈’是一个网络熟人社会，人们可以在这里获得人际间的支持，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要。”④除了微信“朋友圈”，微博中“好友分组”功能也为重组交际群落提供了可能。
二、新特征下的大众心态透视
1.现实的叛逃：身心分离下的焦虑
从“生活在此处”到“生活在别处”，以手机为媒介的自媒体传播使得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现实的叛逃，而这种“身心分离”的日常状态背后则体现了集体焦虑的社会心态。
“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焦虑不断攀升的房价；青年学生担心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青年农民工游离于城市的边缘，长期承受没有归属感的重大压力。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特有情绪，随着社会发展与竞争加剧，逐渐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在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压力下，青年群体以透支身体、超负荷工作的方式艰难谋生”⑤。微信群、微博等社交媒体恰巧满足了青年人逃离现实的需要，在对公共事件的讨论、群聊的沟通方式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对于现实的焦灼感受，在其中完成了“生活在别处”的诗意愿望。
2.精神的高蹈：表达诉求后的叛逆
除了恶搞，网络上还流行区别于传统新闻语系的“网络用语”，这些用语或夸张或反说或无厘头，形式多样，无论是网络恶搞现象还是网络流行语言，都体现了网民的社会叛逆心态以及解构权威的愿望。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人们按照经济收入或财富的多寡，划分出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或集团), 同时形成了阶层内部的认同, 并构筑起了阶层之间的边界”⑥。在这种社会现实下，一部分人对主流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抵触情绪，而网络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可以使其情绪通过各种形式得以宣泄，由此在心理上达到逃离主流的愿望，最终完成自我范围内的精神高蹈。
网络语言是在文字层面对于传统的反叛。“在现实通用的汉语言使用中, 我们必须遵守既往的权威约定和严格的语法要求。而互联网一开始就被契合当前文化发展脉搏的年轻一代所掌控。他们创造的网络语言文字往往忽视传统的权威认定, 更加注重实用价值, 也不在意行文是否工整、含蓄、精致和优美。”⑦
此外，“恶搞”、“网络段子”、“网络流行语”等网络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网民释放现实压力、追求自由的精神诉求。
3. 言者的独语：熟人圈落下的孤独
微信“朋友圈”的出现改变了传播主体对受众选择的被动局面。由于微信“朋友圈”中的“黑名单”、“星标朋友”等功能，微信用户可以从微信通讯录中自由选择其他人加 入自己的“朋友圈”，以此组建自己的“发布园地”，形成微信交际圈。在这种选择自由的条件下，人们往往会选择自己的熟人加入“朋友圈”，从这个意义上说，微信“朋友圈”其实是一种“被建构的熟人关系”⑧。
在这种“熟人关系圈”中，信息发布者减少了对于信息泄露等的 顾虑，消除了不信任感，在“公共空间”与“私人场所”之间寻求到了一个平衡点。不同于“同事圈”、“同学圈”、“亲人圈”等传统人际关系圈，微信“朋友圈”具有虚拟性，也正是因为这种虚拟性让“朋友圈”的成员在选择上具有更大的空间，成为了以上传统人际关系圈的重叠，具有很强的粘合度。
然而在这种看似热络的新型关系圈背后，是现代社会孤独心态的集中体现。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数量飞速增长，大批农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之间的人口也在相互流动，这样一来就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流动人口“文化失根”现象也日益突出，伴随陌生感，随之而来的是不信任感和孤独感，久而久之这成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较为大众化的社会心态。微信“朋友圈”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人的孤独感，也让人与人交往的情感基础—信任，有所安放。这也是微信“朋友圈”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三、新特征下的编辑策略分析
1.理念先导：麦田仍需守望者
自媒体的出现，让传统媒体行业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网上流传“未来即将消失的职业”列表中，记者榜上有名。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传播者，人人都可以成为事件的记录者，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因此，专业记者便有了极大的替代性。基于这种逻辑，传统编辑们该走向何方，是否也将成为“即将消失的职业”？
答案是否定的。正是由于自媒体用户发布信息过程的“零编辑”特质，网络编辑的整体把关与工作转向才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传播者拥有“直接发布权”，使得信息发布更加及时，资讯更为丰富，更具现场感，但同时没有经过编辑删选加工的“原始信息”却造成了资讯世界的零碎、虚假、不规范。如果没有网络编辑的整体把关，及时对不实舆论进行控制，自媒体网络将会变成亦真亦假的虚幻世界。
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不仅不会导致网络编辑的消亡，反而会使其变得更为重要，“麦田”仍需“守望者”，要及时抓住向悬崖边奔去的“孩子”。因此，在自媒体背景下，新闻编辑的工作重点转移变得尤为重要。
2.思路指引：从修补到创造
由于自媒体用户的数量庞大、本身素质差别巨大，自媒体信息呈现碎片化的特征，且因传播过程中转发、评论的自由，使得自媒体真实的信息、重要内容往往被掩盖，而琐碎、猎奇的花絮却常常成为了自媒体用户热衷的讨论对象。此时，编辑应做的是对信息的全面把握，剔除虚假、不良的网络信息，这是一种“修补”的工作。
自媒体时代，新闻发布者跳过编辑者的编辑环节，让传统编辑的“修补”工作成为了一种虚设。由此，编辑的角色转换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应该从信息的“修补者”变为信息的“深加工者”，去发掘有意义的新闻事件，挖掘其背后的社会涵义，通过这种深层次、全方位的新闻策划，创造出不同于一般网络消息的深度报道，从而引导舆论的走向。
3.技术跟进：从发布到推送
在传统媒体和部分新媒体中，新闻信息在发布以后，信息发布者、信息编辑者即完成了“说”的环节，至于受众是否“听”，则没有太大的操作空间。而在自媒体时代，信息繁杂，传统的新闻发布模式容易被资讯圈海量的信息所淹没，若再采用传统的发布模式，新闻编辑工作势必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
新的网络传播技术在为自媒体用户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也为新闻编辑工作带来了新的希望。微信“订阅号”、微信“服务号”等微信“公众号”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信息获取者自行选取信息的模式，通过微信“公众号”，新闻编辑者将新闻内容推送到读者面前，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在受众层面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
然而因为微信“公众号”在申请上的低门槛，其数量迅速增多，如何在众多“公众号”中争取到更多的订阅量，成为了新闻编辑者的又一工作转向。总之，在自媒体时代，新闻编辑者的任务需要与时俱进，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才能继续做好资讯世界“守望人”的角色。
注释：
①王天意、张妙龄：透视“网络恶搞”，《红期文稿》，2006年第14期，第24页。
②谢金林：网络舆情社会管理新课题—培育良好的网络社会心态，《中国青年研究》，2012第3期，第18页。
③唐绪军：《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④朱隽：我能离开“朋友圈”吗，《人民日报》，2014年6月20日，第18版。
⑤王会丽、蒲清平、朱丽萍：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的嬗变—解读2010-2013年网络流行语，《青年文化》，2014年第9期，第78页。
⑥马广海：贫富差距下的社会心态简析，《东岳论丛》，2008年第9期，第114页。
⑦毕宏音：网络语言与网民社 会心态的折射，《社科纵横》，2007年第3期，第152页。
⑧常启云：微信朋友圈：一种被建构的熟人关系，《网友世界》，2014年第8期，第45页。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责编：胡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