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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是野兽，你用近藤的方法规整自己的生活，但更重要的在于，你想要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

文 Taffy Brodesser-Akner 编译 萧东兮

身心的愉悦来自物品的垂直摆放，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这样说。现在，她的姓氏已经成为动词（比如，我“近藤”掉了几件很久不穿的衣服），昵称被注册成商标，生活方式也成为一种哲学。4月，在纽约的日本协会（Japan Society）里，近藤身穿象牙色连衣裙和一双银色高跟鞋登上舞台。她所著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已经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86周。现在，她打算迈出新的一步：启动“怦然心动整理魔法”的培训项目。

（一）

刚一走进日本协会，93位“近藤粉”就各自领到一条缎带，上面写着个人信息：姓名、住址，以及“整理完成”或者“整理尚未完成”的宣告。“整理完成”的标准是，必须全部使用近藤在书中所列出的方法。它被称为“人生中的一次整理马拉松”，需要规整5个不同类别的物品—衣物、书本、纸张、杂物以及私人物品。在这次整理中，你要检视自己究竟拥有多少东西，认识到你拥有的已远远超过实际所需，接着将每一件物品捧在手中，细细体会自己是否有怦然心动的共鸣。

能激发共鸣的物品可以留下，其他的，就用语言向它们告别—这就是近藤麻理惠整理法的核心。她并非主张人们不能拥有任何东西，相反，她认为你可以拥有任何想要的物品，只要它们中的每一样都能激发起真心的愉悦。

近藤不会讲英语，很难上电台的推广节目和电视脱口秀。然而有一天，《纽约时报》家庭版的记者碰巧看到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是如何运用“近藤整理法”收拾衣柜的。一下子，这本书就火了起来。

该书面世时，诸多美国人正身陷囤积癖无法自拔。我们的物品堆积成山—从好市多（Costco）厕纸到塔吉特（Target）邀请艾萨克·麦兹拉西（Isaac Mizrahi）设计的泳衣—却并不知道如何清理它们。父辈在1970年代花25美元买的经典拨盘电话还可以用，但我们刚花600美元买来的iPhone不出两年就会被淘汰。人们就是这样被夹在其中，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们为物品所累，就像一片泥沼，不断向下陷。

人们对这位日本女性的到来，以及她所承诺的“改变生活的魔法”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已经有不少人在家庭整理上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们对近藤推崇的苛刻方式并不以为然。一位美国职业整理师发给我一张这本书的图片，上面用绿色的横线标明她赞同的地方，粉色的横线标明她反对的地方。我看了一下，绿色出现了16次，粉色出现了超过50次。另一方面，一些女性自称“近藤粉”，声称在使用了她的整理方法后，生活的确发生了改变—把物品都立起来后，她们似乎也摆脱了从前的束缚。

在日本协会的活动上，我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各自解释为什么今天会来到这里，以及从“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中得到怎样的启发。活动现场，多数女性无法将自己归入“整理完成”的一方—整间屋子里只有2 7位女性做到了，不到与会者的三分之一。我们组的苏珊就是27个人中的一个，她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这么多人在参考了近藤的方法后，还无法达成整理目标。戴着一对星星与花朵图案耳环的戴安娜说，在开始整理前，她的生活已经完全失控。她看到这本书时刚失业不久。“对女性来说，它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你应该被那些让自己开心的物品包围。”她和其他人一样睁大了眼睛，不断点头，“快乐的反面不是悲伤，是混乱。”

另一位女性告诉大家，她“近藤”掉了一个差评男友。在彻底整理完自己的家后，她还是无法寻回快乐，随后，她抓起男友的手，意识到他已经不再让她怦然心动，于是毅然甩掉了他。

唯一的目标是抵达愉悦，近藤说，“我的梦想是整理世界。”人群沸腾起来，近藤高举起手臂，就像拳击手洛奇。

（二）

近藤原本并没有打算在强手如林的职业整理师中独树一帜，只是命运刚好选中了她。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喜欢翻看母亲买回来的家政杂志。到了读小学的年纪，她开始钻研各种整理方法，为家中物品的摆放出谋划策。近藤记得，日本国家图书馆里收藏了大量关于整理和物品分类的书籍，然而只有18岁以上的成人才能进去借阅—近藤说，正是在那里，她度过了自己的18岁生日。

19岁时，朋友们开始为近藤的整理服务付费。那时，她被东京女子大学录取，读社会学专业，主攻的方向是性别研究。她读了萨利·索登的《女性注意力缺失症》（日本版翻译为《不会收拾的女人》），其中探讨了那些无法集中精神整理物品的女性。令近藤不满的是，男性也有类似的问题，但如果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的是女性，那么她们常常被认为是不完整的。这种简单粗暴的结论反映的核心事实是，女性对环境的感知力强于男性。她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整理顾问工作不仅是实务的，更是心理层面的；要整理的不仅是一个人生活的环境，更是内心世界。大学毕业后，近藤进入一家职业介绍机构工作，在早上和夜晚兼职做整理顾问，每5小时收费100美元。最终，她辞掉工作，做起全职整理师，客户通常要排队6个月才能得到她的服务。

近藤说，每当走进一个新家，她会先坐在地板中央向四周的空间问好。她把衬衣叠成紧凑的信封形状，让它立起来，而不是叠成松松垮垮的四方形—她认为那是剥夺了衬衣要继续为主人服务的尊严。她想让你的袜子休息，想以尊重的方式对待你的硬币，她觉得如果在贴身衣物的中间打结会让它们透不过气。她想让你感谢你的衣物，它们同样是在努力工作，并确保在下次为你服务前得到充分的休息。

在丢弃物品前，她想让你感谢它们曾经的付出—感谢那件从没穿过的蓝色裙子，因为是它让你明白了蓝色并不适合你，高腰的款式也不适合你。她想按捺你留下一件物品的冲动—它可以留下不是因为家居设计杂志认为它会点亮你的房间，或是让你的生活更美好，而是你要用自己的方式拥有物品，而不是别人的。

她是小巧的女性，身高仅4英尺8英寸（约14 2厘米）。我们坐下时，她的双脚根本触不到地面，膝盖也不会屈起，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保持舒畅的表情，微笑。她不停地做手势，带动起身边的空气，就像《电力公司》的导演，或者《少数派报告》里的汤姆·克鲁斯。在这次两个星期的旅行中，她酒店房间里可以看到的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她丈夫的笔记本电脑，另一件是最平常的银色行李箱。她的刘海儿很长，遮到了眉毛，嘴角一直保持着浅浅的笑意，就好像身处选美现场而不是进行媒体访问。她的脚踝纤细，手腕却很有力。她展示起自己整理房间的相片：工作开始前，她看起来就像一只因为迷路被卷进风暴的麻雀，而工作完成后，你很难相信这只小动物可以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

当下的成功出乎近藤本人的意料，她从没想过有人会因为整理而如此出名。在东京，她根本没时间上街。“我一刻不停地忙碌，总是在工作。”她看起来并不怎么开心，尽管那抹浅笑一直留在她的嘴角边。她不断出来演讲，见媒体，把另一部分工作交给经理人—那群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男人，总是用各式好点子把女性团团围住。

4月，我与她相处了几日，陪同的还有她的整个团队（一共8人）。我参加了她出镜的电视烹饪女王瑞秋·雷的节目，在那里，她受到室内整理师彼得·沃尔什的挑战。这堪称现代谈话节目中最不公平的较量。近藤被问到她的整理哲学，她通过翻译进行了回答，然而当沃尔什解释为什么她的整理方法会在美国“水土不服”时，竟然没有人将这些话翻译给近藤听。当对方讲话时，她站在一旁，微笑地点着头。如果她知道沃尔什说了什么，一定会说出事后她对我说的那番话—是的，美国的确和日本不同，不过最终都是相似的，我们总是被购物所带来的欢乐的幻觉所蛊惑。

近藤并不认为自己的方法会受到不同整理派别的挑战。“我认为沃尔什的方法也很好。”她告诉我，“有各式不同的整理法是件好事，我的方法未必能让每个人都有怦然心动的感觉，而他的方法或许可以。”在日本，至少有30个整理协会，而在美国，只有一个主要组织—全国职业整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Organizers，NAPO）。近藤从没听过NAPO，尽管她告诉我，她知道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职业。“我还没有机会跟他们交流，但我听到的是，由于我的书和整理方法，现在整理业整体上发展了起来，也得到了很多关注。”她说，“他们好像对我的书或者方法能够改变美国的整理业很感激。”

（三）

NAPO的成员决不会同意这种说法。5月，超过600人在亚特兰大参加NAPO年会，他们声称这只是聚会，没有什么协议或是约束。

聚会中，我见到整理地下室的女性、整理电子文档的女性、整理照片的女性、整理想法的女性（每小时收费100美元，帮人整理想法）；我听到“detritus”（有“瓦砾”“残骸”的意思）这个词可以有3种不同的发音方式；我碰到一位乔装打扮的女性，拿着一块剪贴板。她说自己不是整理师，而是解放者，就好像我们正身处伊拉克的费卢杰似的。

我还参加了一场关于食品与餐具储藏的讨论会。怎么说呢，它更形而上，或者至少能解决我总是不停买罐装豆子但从来不吃的毛病—为什么我总是买买买？为什么我从来不吃？豆子可是个好东西，而且很便宜。然而，那位发言的女性滔滔不绝地谈论厨房的储物架和令人心烦意乱的转角柜—人们是怎么忽略了它们的可用空间，不过没关系，总有个抽屉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可以腾出位置，柜子里物品之间的缝隙简直就是“犯罪”，任何一位整理师都会使用抽屉整理盒。

整场集会和我参加的“近藤整理法”活动完全不同。近藤认为你不需要为了整理而买任何东西，那种储存方式只能带来整洁的假象。而集会上，女人们交流着哪种时间规划App更好用，怎样的标签更方便，哪个牌子的哪种记号笔更好写。她们分享自己最推崇的工具（比如黏性超强贴纸或是抽屉整理盒），讨论当客户自己也不清楚整理目标时，整理师该如何应对。在那里，我得知了这个行业面临的种种危机：有客户会打印一张从网络上找来的效果图，说“我要的就是这样”—完全不切实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热衷于继承父母的老旧东西。

NAPO成员从不分享任何关于整理的标准化方式。协会开设认证课程，不过每个与我交谈过的女性成员都有她们独特的方法—只有在轻蔑地对待这位日本女性闯入者时，她们才达成空前的一致。她们通过泄愤的博客文章发动战争，抨击近藤只是市场运作的产物，她的方法在她包尿布时人们就已经那么做了。她们不喜欢整理要有一套规矩，不喜欢“人生中的一次整理马拉松”，不喜欢近藤从没有谈过孩子的东西，以及该如何整理它们。她们不喜欢舍弃所有纸张，这显然是她们误会了近藤的意思。近藤只是说，要有限度地使用它们，因为纸张无法令人怦然心动。你需要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放到三个文件夹中：立刻会用到的，必须临时留存的，必须永久留存的。

鸡尾酒会上，我向几位吃着春卷的女性问起她们为何如此反感近藤。比较善意的回应是，她们对近藤的书走红心存感激，它让人们注意到这个行业。她们至今都在游说政府，让整理师成为正式职业。NA P O成员当下只能说自己是“室内设计师”或者“私人助理”，而她们更希望的称呼是“生产力顾问”。不过，她们也流露出“我已经在这件事上奋斗了多年，而她只不过是一台市场营销的机器，做的事根本和我们没什么两样”的态度，我至少从3个人口中听到了类似的说法。

每个与我交谈过的整理师都表示，她们给出的方案和近藤的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客户要“净化掉”那些不再用得到的物品—她们使用的是“净化（pure）”一词，而近藤用的则是相对温和的“舍弃（discarding）”。她们对感激物品的环节和稍显不同的衣物折叠方法恼怒不已，这种不满暗含在美国人与日本人不同的理念背后。她们相信的是，我们的生活更加复杂，拥有的物品更加庞杂，以及我们更难作出决定。

近藤说：“我的梦想是整理世界”。

1月24日，近藤麻理惠参加在纽约的读者见面会（四）

珍妮·宁是近藤身边的员工中，唯一“整理尚未完成”的人。对此，近藤会作何感想呢？自己手下的员工，代表的是近藤整理法公司（KonMari Inc.）在美国的形象，却无法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利落？近藤需要一位翻译与我交流，于是我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宁在一起。我们一起参加活动、会议，我看着她协调认证项目，以及他们正在讨论的新闻简报该怎样措辞。

去年，近藤去旧金山时拜访了宁的公寓。当近藤打开衣橱，宁感到十分羞愧。她当时的想法是，近藤一定会再来旧金山推广她的咨询服务，或许在那之前，她要彻底整理好屋子，让近藤看到自己的进步。

宁还是小女孩时，喜欢收集各种东西：邮票、贴纸、铅笔。她从不会为拥有太多东西感到无所适从。她记忆中的卧室是“十分愉快的”地方。不过当她慢慢长大，不停地买衣服，情况就完全失控了。

每天回到家，宁就开始对身边的各式物品不知所措。她不断在网路上寻找“最少化”的方案，阅读物质主义和囤积物品的博客文章，发现太多的东西成了她的负担。“都说这会让人觉得放松。”她的一条腿屈起蹲在床上，另一条腿立在地面上。这张床已经不能再令她怦然心动了，她马上就会卖掉它。宁试图寻求的，是这样的轻松。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路走到这里的。”她环视自己的房间，几乎是空荡荡的。她喜欢它现在的样子，这在几年前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开始整理后，宁的体重掉了3磅—她一直都在减肥，直到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3磅，就这么不见了。

有一天，宁正跟朋友发短信，说到或许只有成为近藤的助手，才能过上理想的生活。那时碰巧近藤就在旧金山，更巧的是她就在宁工作的公司对面那条街演讲。演讲结束后，宁试图与近藤搭话，但只拿到一张“近藤整理法公司”的商务名片。她按照地址寄去了信，却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孤注一掷地，她辞掉了工作，动身前往日本。在那里，她终于和近藤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了沟通。他们告诉她，公司正有计划进军美国市场。“你可以帮上忙吗？”“是的，当然可以！”宁免费为近藤的公司工作了5个月，之后才得到支付薪水的职位。她把以前在金融公司工作时穿的西服悉数捐走，把练习瑜伽时穿的运动服挂到衣橱里。尽管近藤整理法中并没有要把休闲服挂起来的具体指示，但宁现在只穿这些，从她的瑜伽课堂，到我们参加的正式活动。

宁也清理了自己的收藏。她回到了圣地亚哥的老家，扔掉了留在那里的东西。她一边抹眼泪一边告诉我一个秘密：她还留下了一样收藏—贴纸。她把它们从床底下拿了出来，里面满是史努比的贴纸，还有青蛙、纸杯蛋糕、穿着雨衣在水塘玩耍的小兔和复活节篮子。她对着贴纸露出微笑。她带我看她的“近藤整理法”食品储藏柜，上面堆满了各式书籍，从《自我疗愈的秘密》、《弄走你的物品，改变你的生活》到《心平静气的艺术》。我们一起丢掉了过期的口香糖和中草药，连宁自己都不记得它们有什么功效了。

（五）

一周后，我开始了另一项工作，用的还是采访近藤时的记事本。翻到记录我与宁交谈的那几页时，我突然发觉那里留下了她收集的贴纸中的一只蓝色蝴蝶。看着贴纸，我停住了动作，伸出手指抚摸它。我也有过贴纸簿，也有闻起来像棒棒糖一样味道的贴纸，还有心形贴纸、默克与明蒂贴纸、花生漫画贴纸。

高中毕业后，我去以色列住了一年。那时，我在布鲁克林的家中发生了火炉爆炸事故，毁掉了所有东西。“每个人都很好，但发生了火灾。”我打电话回家时，爸爸这样告诉我。挂掉电话后，我的反应至今都令自己困惑：我回到宿舍，室友问我家人还好吗，我回答说很好，接着就睡了。半夜，我摇醒了室友，告诉她我的家被大火烧了。她告诉我这是做梦，可我不停地说这是真的，刚才我忘了告诉她。直到过了好几天，她才相信我说的是事实。

我再没看到过自己的贴纸簿。屋子里的一切都清理完毕后，我母亲设法抢救下几本影集—当大火侵入地下室时，由于它们保存得当，烧掉的只是封面。后来我再次翻看这些相片，发现以前从没注意到我的姐妹们和我曾经这样年轻可爱。我看着照片背景中的旧物，试着记起它们的味道，为什么会来到我家，后来又被放到了哪里。

我试着想，如果回到家，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在心理上做着准备，回到家中的那晚，曾经拥有的都已丧失。我试着感受已经灰飞烟灭的那些东西，年复一年，心中的感受不断消散。我想象着，如果像近藤那样，把它们握在手中，它们是否还令我怦然心动呢？可能有些会，有些不会。

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可以不需要任何物品，即使能够舍弃，你仍可能被它所困。我讲这些故事的原因是，那只纤细的蝴蝶贴纸就如同在我家中积攒起来的物品一样，同样是负担。怀旧是野兽，你用近藤的方法规整自己的生活，但更重要的在于，你想要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

最后一次见到近藤时，我们约在市中心一间酒店的房间。与上次一样，房间里唯一看得到的是她的金属行李箱和她丈夫的笔记本电脑。不过，行李箱上的一件东西被拿走了，那是一瓶她走到哪里都带着的喷雾。她在半空处按动按钮，令香气四溢，这意味着她一天中看不到尽头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我坦率地说出我的想法：这间公司运作的方式跟她把内心的平静放在第一位的处事方式完全相悖。“我也觉得喘不过气。”她笑了起来。人们需要她，不过并不理解如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打点妥当，为什么还会有人投身这样的事业呢？

当我们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抽屉，舍弃掉不能再令我们心动的物品，规整好生活的方方面面，才发觉自己还是原先那个苍白的自己。我们总是把自己搞得一团糟，甚至在整理时也是。至少，近藤清楚这一点。“跟物品讲话比跟人讲话令我觉得更舒服。”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