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博客天下

这并不是一个明星通过公益实现自我救赎，或者放下骄傲，予人怜悯的故事

文 施展萍  编辑 王波

袁立觉得很烦。

一边是有钱人，一边是农民。她像一座桥，躺在那儿，任凭双方从身上跨过去。谈崩了，又来找她。

夏天到了，旧病复发、煤炉没装好、病人家孩子要上学、病人家属找工作……每天，袁立的微信被尘肺病人与志愿者的消息填满，影视圈的群聊被挤到了旮旯角。

自从袁立被贴上一个“公益”的标签后，琐事像磁石一样吸附上来，甩也甩不掉。这位明星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CashBox，一个必须关心煤和炉子的人。

她并不打算甩掉它们。她只是烦，头疼，意识到自己必须暂停一下。“我不觉得我可以救全世界的人，也不觉得我可以救这么多苦难，我需要过自己的生活。”

一年前的袁立不会这么想。

像是碰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眼前接二连三的灾难快将她击垮了。那时，她觉得肩膀上压的东西太重。600万尘肺病人就像坐在一辆大车上，“大爱清尘”在推，她也在推。推不动，她就拼命呐喊，在微博上喊，在各种场合喊。但她感觉似乎很少有人听得到她的求救，“别人还在秦淮河上听着小曲儿，咿咿呀呀。”

现在，2016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在杭州西湖边的宅子里，她将双腿盘在椅子上，有时身体靠着椅背，有时双手托着下巴撑在桌上。隔壁屋子唱戏的声音一阵阵飘进来，窗外飘着细雨，还有郁郁葱葱的绿树和湖水。在这样的环境里，她显得松弛。

焦虑感暂时纾解了。过去这一年，她为别人的苦难哭泣过，与网友猛烈争论过，更多时候，是在与毫无结果的重复对抗。“你知道我有多焦虑么？一看到这种信息我都害怕了，因为我觉得好烦，这没有一个结束，帮助不是改善，是重复。”

意识到重复的无意义后，已过不惑之年的袁立最近有70%的时间用来“发呆”，试图重新梳理清晰一些问题。

激动

距袁立第一次见到尘肺病人，已经过去整整一年。

留在同行者庹明生记忆中的是一张照片。起初，袁立还化点淡妆，穿一双昂贵的白色进口旅游鞋，雨天，道路泥泞，她一脚踩进去，鞋脏得不成样子，看着挺可惜。

但在见到尘肺病人那一刻，袁立的情绪明显起了变化。蔡庸福是袁立在鄂西北的湖北口乡见到的第一位尘肺病人，吸入太多粉尘后，他的肺像一块又黑又硬的石头，呼吸声沉重。这种声音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反复出现，像秋风起时树叶摩擦发出的沙沙声。

袁立走出屋子，站在蔡家屋檐下，神情复杂，说不清是落寞、痛苦或焦虑。“就是那种痛苦你看不见，但是你知道”，一起探访病人的庹明生在那一刻按下快门。

事后袁立告诉他，“很难过，不能呼吸”。

如果不是因为尘肺病，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地里种着粮食，四处立着两三层楼高的房子。但普遍缺乏审美，屋里空荡荡的，没什么家具，混杂着一股牛羊和粪便的气味。

笼罩在平静村庄下的是死亡气息。许多人家中备着棺材，棺材用油纸包着，系着红色带子。在农村，提前预备棺材并不少见，家中有老人时，往往如此，似乎有了这口棺材，未来就有了指望。袁立到现在都不理解，“预示死亡的东西，怎么会有希望呢？”在这些尘肺病村中，棺材的含义更特殊些。棺材的主人往往非常年轻，躺在床上不停咳嗽，直到身体官能衰竭，走向死亡。

有关这些尘肺病人的故事，袁立后来在很多场合描述过：陕西向阳村的刘焕林见到袁立时正在为自己漆棺材，看她来了，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我太软弱，不够坚强”；同村的徐德地在又黑又潮的床上向她倾诉，袁立抱他，他有些不知所措，手虚搭在她背上；周文兵去世后，志愿者请周母帮忙做登记，老太太从抽屉中将周文兵的身份证摸出来，用手摸着身份证，哭了，小声地说：“我心好痛”。袁立也哭了。

在“大爱清尘”项目发起人王克勤眼中，袁立是个性情中人，“蛮投入”的那种，能与农民道家长里短。或许是演员身份赋予的敏感，袁立很能体察他人心理。在一位尘肺病人家中，袁立安慰一位老人，老人情绪激动，失声痛哭。临走前，袁立预感到会发生些什么，频频回头盯着老人，突然，老人要下跪，她冲上去一把抱住他。

袁立的表现多少让王克勤有些意外。他自觉和他一样能吃苦的人不多，袁立算一个。他将每天的走访工作形容为“上战场”，早晨7点多，一帮人扛着家伙冲进山头。袁立状态不错，走访到了第8天，王克勤累了，担心她，她说：我没事。

其实袁立的状态并没有王克勤所见到的那样理想。日工作15小时，夜里回旅馆开总结会，睡觉时间很短。在身体极为疲惫的状况下，袁立睡不着。她被“600万”尘肺病人这个数字吓到了，想到有600万人等着钱用，每天都觉得心里“歇斯底里”的。

凌晨三四点，她还是睡不着。医生给她开安定药，一颗，没用。两颗，不行。第三天给了她三颗。上午起床，人是肿的，看上去晕乎乎的，“像傻了一样”。

崔永元后来将袁立当时的状态形容为公益最初的激动期，像刚认识一个男朋友刚定下来，海誓山盟，就想一万遍告诉你，有多爱你。

图  Miou Li

袁立在此阶段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到处蹭WiFi发微博。眼前的一切都让她惊讶，她的微博有时带着愤怒，语气激烈，充满感叹号。她在朋友圈也发，很多朋友把她拉黑了，“他们觉得我每天吃好喝好好了嘛，你一天到晚一口棺材黑的，一口棺材红的，我不要看。”一年后，她意识到当时的自己把情绪强加给了别人。

这种“症状”还表现为，每到一个地方，袁立就去银行取钱，然后不停地给农民发钱。十多天下来，现金发出去20多万元。据“大爱清尘”统计，走访结束时，袁立的支付宝项目捐款数目是218万元。

同行的朋友不赞成袁立这样做，担心她在微博上的言论在外人看来显得鲁莽又对抗。但他们很理解她，愤怒是人在当时情境下的正常反应。愤怒过后，人会陷入深深的无力感，这才是漫长的需要自我搏斗的过程。

他们还担心袁立不断发钱的行为会造成不平衡，将复杂的救助做成简单的捐钱。但他们同样表示理解。第一次做尘肺病人救助时，庹明生开着车子到村里去，回城时连油钱都没有了，“都是这样的，你当下能做的就是捐钱，直到把你身上全部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做到你不能做了为止。”

此前，他从未看过袁立出演的电视剧，只在得知她要到来时，上网查了一下。直到现在，他都不觉得这位女明星身上有任何明星的样子。在他看来，她就是一个能睡十多块钱床板的普通女人；一个没有午饭吃，收到路人给的黄瓜高兴坏了，蹲在路边啃黄瓜的人。但她又有点特别，“她的表达能力、思考能力非常强，她不是有些明星那个鬼样子。”

尽管袁立情绪并不稳定，在那十多天走访中，她的反思其实已经开始。

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救助方式并不能触及本质。一台呼吸机无法让一颗已经纤维化的肺再变回一块柔软的肉。

况且，“600万”这个数字过于庞大。公益组织的救助有限，钱物往往优先发给那些条件最艰苦的人。另一些人见到有人来帮助了，就把嘴张开，等着肉掉下来，但肉迟迟不掉。袁立有些沮丧，甚至产生怀疑，“我到底是给他们希望好呢，还是一开始就什么都不给呢？因为你救不了他们。”

从山区回来后，袁立去见了崔永元和一位知名企业家，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答案。

崔永元向《博客天下》回忆，袁立刚开始显得特别着急，觉得公益组织的运转效率不高。他们就效率与规范的关系进行过探讨。崔永元向袁立摆明现有的法律规定，遇到她觉得不合理的部分，袁立就会问他：“为什么要屈就？”

“在现有法律无法改正的情况下，不该随便去违反，而应在不违反的前提下提高效率，甚至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推进制定新的法律条款。”崔永元跟她解释。问题谈深了，袁立觉得压力大，撂下气话：“算了，我还是见一个帮一个吧”。但过段时间，她又跑来同崔永元探讨公益究竟该怎么做。

那位知名企业家则建议袁立帮助尘肺病人重新就业。“说的很对。”袁立觉得。她不想让尘肺病人变成乞讨者，变成有人帮助就学会哭叫的人。她想帮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在重新站起来的过程中，问题再次出现了。贵州的尘肺病农民养牛，袁立张罗外边的人来买牛，双方价格谈不拢。“我根本不在乎你们那几头牛，你们产量太小了，我纯属帮你们。”买牛的人说。“卖不出去就把牛宰了，做成酱牛肉卖。”养牛的人说。

山里的人与外面的世界脱节了。他们不了解市场需求，而一旦认识上有差异，合作就很难达成。袁立很清楚，生意与怜悯是两码事。“没有那么多人会关心尘肺病人，你更不能打这个牌去卖你的东西，”这让她感叹，“好难啊，非常非常难。”

2015年7月，袁立（左三）首次探访尘肺病村

异类

2015年夏天的这场走访，打破了袁立生活的平衡。

她没想过自己会越陷越深。明星身份使她天然被赋予了某种期待，她代入感强，舍不得割舍这份期待。起初，袁立只是在微博上反映所见状况，发现微博也是一个救助渠道后，她在上面发起为尘肺农民募集呼吸机的活动。那是她表达情绪和寻求帮助的重要窗口，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尘肺农民的内容占据了袁立微博百分之八九十的比例。一个暂时没有影视作品的女演员，在微博上成天讨论尘肺病，很快被贴上了“公益”的标签。

有关这趟走访成行的原因，媒体后来反复描述过：先是袁立在网上偶然看到“开胸验肺”的新闻，心生怜悯，继而查找到捐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联系其发起人王克勤，跟去秦巴山区。原本，她只打算做观察者，看看这个组织是否可靠，由于志愿者人手不够，她换上志愿者服装，原定的两天观察变成十多天的走访。

但亲自到苦难现场去，并在了解苦难后决定投入其中，绝不仅仅出于偶然。

“苦难”与“贫穷”曾是离袁立很远的东西。过去，她所知的最大的“贫穷”是新闻上刊登的贵州没鞋穿的小孩。她一度对此存疑，“到现在我所去的地方也没看到小孩子穷到没有鞋子穿。”

她出生在鱼米之乡杭州，家境不错。少女时代，她的腰包永远是鼓的，放学后，和女伴坐着公交车满城找吃的，杭州的馄饨、生煎包，哪家好吃，她一清二楚。

家境的优渥让她从无危机感，同时也让她很骄傲。导演赵宝刚曾形容，袁立脚下像是安了弹簧似的蹦着走，见人爱搭不理的，身上有一股“什么都不吝”的劲头。

母亲对她的描述则是一句长久以来的疑问——“为什么大家都往右走，你要往左走？”她希望自己“不从众”的女儿能“正常”一点儿，和别人一样，不要抛头露面。

袁立念高中时，在浙江一家电视剧制作中心参加演员培训。这家机构要他们去当群众演员，拍摄一组群众摇旗呐喊的画面。她到现场一看，把旗子扔了就走了，“我不愿意在群众中呐喊，我根本就不是群众演员里的一个，我就是很骄傲你知道吗？”

在面临人生重要关卡的考试时，她依旧我行我素。北京电影学院舞蹈课考场设在宽敞的大教室里，一声令下，所有考生都按要求学蛤蟆跳，还有人一边跳一边发出“呱呱”声。袁立不去，一个人留在长凳上，直眉赤眼地看别人跳。

她厌倦强迫，不喜欢整齐划一。入校参加军训，走队列时，袁立故意不好好走。“我知道这就是走走过程。”

袁立的确不像很多人印象中的那些杭州人，那些性格温婉的江南人士。她坚硬，直接，有点泼辣，有些生猛，是一种异类。

“异类”袁立从小就生猛。相比婉约，她更爱杭州人“杭铁头”的称谓，觉得这听上去颇有侠骨；不喜欢小女人做派。她跟男孩打架，别人还没出手，她的手“啪”一声就出来了。不爱说话的弟弟被人欺负，她躲到屋子二楼的厕所门后，命令弟弟去把欺负他的人引来，等愣头愣脑的男孩一步步走上楼梯，她就手执竹竿冲出来，一个横扫，把男孩打得一路踉跄滚下楼去，从此看她眼神都带着畏惧。

成名后，看到有人跟卖菜的老头斤斤计较，有人随地大小便或乱扔垃圾，她都会冲过去说几句。在袁立的记忆中，自己逢说必赢。因为在理，不涉及利益纠葛，且声音响，能震住对方。

母亲说她是个“吵架精”，她则“始终相信自己很有力量”。袁立评价过去的自己：有点正义感，谈不上太热心，有点好，不是太好。

这样的一个有点骄傲又有点好的人，很容易被激怒，更忍受不了善意被人利用。她也不是全然善良。她承认会对一些苦难视而不见，一些捐款是被迫的，参加一些慈善宴会并非由衷。

在中国，早几年，慈善晚宴仍是公益与明星嫁接最常见的方式。但多数情况下，这更像是一场明星们的自娱自乐，并未更大范围地切入社会议题。袁立本也如此，初涉公益时，她对公益的参与仅限于捐款及参加宴会上，这符合明星进入公益行业的步骤，但多数人会止于这一步。

那时的她并不了解苦难，也从不追问钱款去向，她的捐款看上去更像是在赶热闹。唯一一次由衷是碰上云南省自然灾害。她是真关心，亲自提着几十万现金到NGO组织去，躲在车里，请朋友把钱送上去。朋友回来告诉她，对方怔住了，一大早，一个大傻帽背这么大一袋钱往人家桌上放，人家高兴死了，笑得合不拢嘴。“你个笨蛋”，朋友说她。

没多久，这家NGO组织出事了。事情发生后，袁立很生气，觉得自己的善意被利用，从此对公益组织存疑。后来，她又给几家公益组织捐过钱，陆续发现一些问题。质疑的举动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她向一家公益组织追问钱款去向，对方很生气，“好像什么都不能问一样。”

被对方行为激怒的袁立，2015年从美国回来，当她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做公益时，她决定，必须考察对方是否可靠。

袁立想帮助尘肺病人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冲击

骄傲是在美国被打碎的。

此前，明星袁立离真实的生活有点远。千军万马考入电影学院时，她觉得自己就是下一个巩俐。事实上，她在学校表现很一般。她很害羞，容易紧张，表演课上，经常顺手顺脚走路。演小品时，她曾一人分饰多角，在台上跑来跑去，为几个角色奔忙。或许是她的样子太过滑稽，同学低头窃笑，老师在台下喊：“袁立，你给我滚回杭州去。你应该马上去滑稽剧团报到！”

她觉得自己是一群俊男靓女中的丑小鸭，生活得有些压抑。好在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毕业几年后，凭借《永不瞑目》中的欧阳兰兰、《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杜小月等角色，袁立很快走红，终日在天上飞，身边被各种热闹围绕。

像做梦一样。她后来发现，自己长久以来都是闭着眼在世上游荡，接触不到底层人群，也不会再去路边摊寻觅美食了。

2004年出版的自传《正午时分》里，袁立回忆起演戏之余，总有人说她太简单，劝她该多接触接触社会，表现一些人性的复杂。对此，她的态度是“我做不到”。她似乎颇为自己这样的态度自豪，认为杜小月一角之所以能成功，就是自己身上干净简单的气质起了作用。她愿意将这种简单坚持下去。

那时，她的故事是小女生式的，对生活满怀憧憬的。文字率真可爱，连伤心难过都是轻快的。海岩形容为“一串散碎的珠玑”。

直到4年前去了美国。

刚到美国，袁立去北极看北极光，同行的是一位铺床单的服务员，当天只有她们二人。老板建议：“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洗澡看北极光。”袁立不愿意，心想：她是谁，我是谁，我干吗要和她一起洗澡？那时她有点等级观念，“我现在知道我是错的。”

在一个没有助手，也鲜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她需要与内心的骄傲对抗。当撞上学英语、填支票、交水电费这样一些具体又繁琐的事情后，痛苦也跟着落地。开车时，她手中拿着GPS，但黑夜里，她什么都看不清楚。

独自在黑暗中寻找方向的感觉后来持续了很久。每天，她都觉得自己像在旷野中独行，无依无靠；又像机器碾压过血肉，她被打趴在地上，满地鲜血。

“是一种漫长的破碎的过程”，说完这句，袁立的神情轻快了许多，像是终于在永无止境的黑暗中找到方向：“然后你才不会那么骄傲，你才会洗心革面，你才会把你不好的东西拿掉。”

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公益实现自我救赎，或者放下骄傲，予人怜悯的故事。她甚至不太喜欢“公益”二字，觉得这词表皮又中性，像涂了一层油，亮亮的，没有戳到点上。她希望自己的姿态是蹲下来，平视别人，帮助别人。

这是一个人敏感地体察到不同文化的冲击，打破自己的骄傲后，想要主动修正一些不平等部分的故事。

袁立发现，在国外，油漆工人会认为自己是艺术家，餐厅的服务员西装革履，举止得体。回国后，她注意到，“看到那些有名望的人，他们（服务员）那种谄媚，都意识不到其实已经把自己降低了。”

袁立曾在自传中写过一段导演吴天明的故事。吴天明刚从美国回来时，带了很多行李，想请身旁一位两手空空的年轻人帮忙，这位年轻人不予理睬。这让他感慨，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真情被忽略了。

十多年后，袁立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场景。她拎着两个大箱子，想请保安帮她提到车上，对方刚开始不理睬，后来在她的请求下帮了忙。

刚回国时，袁立一度怀疑自己在国外待傻了，“像个傻帽公主，不知道人间疾苦了吗？”过段时间，明白了，适应了。

适应不代表接受。她不喜欢那些对她一口一个“袁老师”，转身就对群众演员大呼小叫的人。她不愿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也不愿被任何人踩在脚下。所以，她想让受苦的人稍微舒服一点。

“所以我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她说起尘肺病农民，认为他们在接受初级教育的时候很认真，后来教育跟不上了，才沦落到去做矿工，受到伤害。事情的核心在不平等上。

成为弱势群体并遭遇不平等对待的事情，她也经历过。1996年拍摄电视剧《雷雨》时，台湾演员刚进大陆，很受尊重。袁立毕业不久，没有助理。吃饭时，她向煲汤的老太太要一碗萝卜排骨汤喝，老太太惊讶地盯着她，转过身去，拿只汤勺在锅里使劲搅，不再看她一眼。

老太太的汤，是专门做给台湾演员喝的。

“我觉得，哇靠，太他妈受伤害了。萝卜排骨汤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你受到的伤害可比没有喝到这碗汤要深。”

拍戏时，她从马背上摔下来，胳膊骨摔成三段，剧组推卸责任。她想找律师，得到的回应是：“这么个小演员还敢找律师跟剧组打架，永远不许再提这件事，给你一点钱算了。”

电视里播放着剧组为台湾演员庆生的画面，那位台湾演员被鲜花、蛋糕和毛毛熊围绕着，制片、导演和主要演职人员都到场了，场面很隆重。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这一幕，觉得心凉到了极点。

这种不平等给袁立带来的冲击很大。她日后在许多场合重提过这件事。她想以此向农民工表达，自己也是弱势群体，也会受到伤害，这世界存在着不平等，她要和大家一起努力修正它。尽管没有多少农民工会相信一位女演员会和自己一样受伤。

审视

袁立回国时，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已经历过一轮变革。

2008年被称为中国公益史上的里程碑，是全民关注公益行业的开始。但随着郭美美等事件的爆发，质疑声很快到来。到了2011年，众多巨头公益组织被问责，影响巨大。质疑声与讨论在不久后开始推动公益事业的变革。

越来越多民间资本介入公益领域。公益虽仍处于起步阶段，乱象重重，但公益组织谋求正规化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公益组织开始从国外借鉴经验，热衷于探讨薪酬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职业化”成为一种共同诉求。

在集体反思的同时，个体的反思也在进行中。

有关救助尘肺病农民的事，袁立已讲述过太多次。但现在，故事有需要被重新审视的部分。

在首次见到尘肺病人的一年后，袁立否认了自己当时的情绪化。她认为在第一次前往秦巴山区的十多天走访中，自己一直表现得很理性，并不因尘肺病农民的处境而绝望，也没有因此产生无力感。

现在，她将在周文兵母亲抚摸周的身份证时哭泣的举动解释为特定情境下的情绪使然。夜幕降临，天色蓝黑，空气微凉，一位母亲没了儿子，“在一种气氛之下你会难过”。

后来去贵州，下到当地700米深的煤矿时，袁立再次哭了。回忆起来，袁立说自己其实很清楚，那次下矿没有任何危险，一定不会有意外发生。因此，整个下矿过程就像探险，面对地下黑漆漆的一片，她没有特别的感觉。哭是因为她难过，“还有人拿命在博钱，拿命在养一家人。”

细节无从考证，但从袁立当时的微博看，她是激动的、痛苦的、愤怒的。这些都很正常。在朋友看来，袁立一切痛苦的根源正在于她既感性又理性，一方面很愤怒，另一方面又在谋求与世界和解，非常勇敢，同时非常善良，“你进入到一定程度不为之所动就不会那么痛苦，或者纯粹感性不为之反思也没什么痛苦。但是这些东西放在一起都是痛苦的根源，她少任何一样，都不会这么难。”

崔永元则认为袁立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这样的人在面对复杂的事情时会“占点便宜”，她不会压抑自己，愿意骂就骂出来，愿意哭就哭出来，有利于她面对复杂的局面。他指的是袁立在网络上的处境，那种“喧嚣比较多，挺伤情绪，说什么话的人都有”的环境。崔永元特别欣赏袁立的一点是，在这个虚拟空间里，站出来面对各种挑衅与情绪的竟然是一位女演员，“她挺棒的，特别刚强。”

真正对袁立造成较大冲击的事情发生在2016年年初。

任能平是袁立在陕西见到的尘肺病人，她觉得他柔软、谦卑且诚实。相识数月后，袁立决定，帮任能平换肺。

1月6日，任能平做完换肺手术，从手术台上下来，状态很好，两人交流时，袁立发现“他的眼神有力量”。她很开心，甚至在微博上调侃以后可以演医生，还必须是主任级别的。

但当晚，任能平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1月9日，任能平去世。隔天，袁立在微博上表现得很平静：昨晚在重症监护室和尘肺病农民任能平最后道别，医生拔掉他身上所有的管子，地上有很多污血。现在，我拿水冲洗鞋面上的污血斑迹，重新上路。

现实情况是，袁立在病房里哭了。朋友觉得她太可怜了，“怎么这世界不给她机会？她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收获，只能收获愧疚。你会面临巨大的空虚，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同行探访尘肺病人的庹明生有过相似的经历，形容那种感觉“就像一厢情愿地用一个巨大的善良的愿望推着自己往前走，突然面前万丈深渊，自己毫无准备，跨不过去，崩溃了”。

换肺手术前，庹明生曾给袁立打过电话。

“任能平怎么想？”他问。

“非常想换肺，有强烈的求生欲望。”袁立回答。

“你怎么想？”他又问。

“一切条件都是最好的，应该没问题。”袁立认为。

庹明生在电话那头说：“你说应该没问题就是你的问题。这是科学，不是人的愿望。”

事后，庹明生回忆，袁立当时总是期待奇迹出现，不断给自己心理暗示，没有做好出现坏结果的准备。

后来，袁立想以任能平为名成立救助基金，朋友们不同意。他们担心，打着任能平的名号做这件事，会成为袁立这辈子的巨大阴影，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永远无法摆脱。

走出阴影唯一的办法是接受现实，认识到事物的局限性并接受它。崔永元觉得袁立很聪明。她曾在娱乐圈中越过无数高高低低的坎，那时累积下的经验，在她进入公益行业遭遇困顿时，开始发挥作用。

袁立的表现让朋友们有些意外。她总是显得孤独、势单力薄、性子猛，很容易受伤，但居然每次都能挺过来。这次也不例外。“如果每个人内心有一条河流，袁立就属于河道比较宽广的那种。水有足够的流量，自净能力就会提升。你如果是长江，灌十吨脏水算什么呢？”朋友形容。

探访尘肺病村期间，袁立捐出20多万元现金


袁立现在的公益观：冷静、体面、职业化

和解

长期不断的反思与内心深处一厢情愿的愿望，终于正面交锋。在经历巨大的挫败感后，袁立开始消解愤怒，安静下来，接受不好的结局，也接纳自己的局限。“像我这样，今天想到这个人的工作，明天想到煤炉，后天想到这个病人要做透析。哇，真的好烦哦。让你天天去办这种事情，你能坚持吗？”她在跑步机上，气息有点混乱。有时，她会做做运动，或者出去散散心，以物理方式对抗焦虑和疲惫。

更需要被对抗的是重复的无意义。她形容救助的过程很像拍蚊子，拍死这一只，那一只又在繁殖了。她有很多困惑，对自己的行为也不够满意。她必须休息一下，找到更科学的办法，不凭血气行事，也不依赖感动，细水长流地做下去。

庹明生觉得，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撞上了沉默的大多数，并且不知道这个“组合”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这个特立独行的人要求很高，不容忍瑕疵，想要找到眼下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在此之前，她不会停下来。

但眼下她只能暂时和自己和解了。世界有其规则，苦难是个无底洞。“我把自己燃烧了又能怎样？我救不过来啊”，她决定只做生而为人能做的一点事，暂且抛掉焦虑和难过。

丢掉“一惊一乍”后的袁立，在崔永元眼中显得“特别可爱”。现在，应对网上的质疑，袁立越来越少说气话，甚至懂得将质疑声拿来为己所用，尽量平和、准确地表达自己，一些回复甚至引人思考。

崔永元特别高兴，那个大家都认识的漂漂亮亮的演员袁立正在变成一个思想者、行动者和观察者，出现一个这样的艺人，“比出现一个名演员难得多”。

他劝袁立把公益变成生活方式。就像一天吃三顿饭，把它们都尽量做好。某次在杭州见面，崔永元告诉袁立，他不愿她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希望她可以像往常一样出国旅行、去玩、去感悟、去思想。“那些在做公益后将自己弄得凄凄惨惨的人，一看就是后劲不足的。”崔永元说。

袁立承认自己过去有点太着急。恨不得把钱打过去，病人就能立刻从病床上站起来。现在，她认为有一点点改变就够了，“不要说我帮助他完全地改变，那是你自己的骄傲。” 她意识到热情是一种会很快消亡的东西，开始反感那些摇旗呐喊、以苦为乐的公益组织。她否认自己此前的情绪化，某种程度上是为表达自己现在的公益观：冷静、体面、职业化。

与此同时，袁立接受了人性的复杂。周文兵的媳妇是盲人，得了乳腺癌。周文兵去世后，周母觉得被儿媳拖累，将公益组织捐给儿媳的钱扣下来，给孙子花。“从这点来说，你觉得这个老太太好吗？但是她的儿子走了，那一刻确实非常难过。”袁立想明白一件事，善与恶是辩证的，你帮助别人，不是因为对方是个好人，而是因为对方是弱势群体，仅此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看，袁立是幸运的。”崔永元说。她见证了影视市场从弱到强的过程，体验了公益从不规范到规范的成长，在互联网从一片乱象到众人有让它合规合法的意愿出现时，她也参与其中。他常提醒袁立学会享受这些过程，包括这些过程中接二连三出现的问题。就像这个不符合崔永元期待的环境，实际上为他提供了值得研究的范本。

十多年前，袁立出演过电视剧《作女》，在剧中扮演女主角卓尔。剧中的卓尔单纯又自我，想去贫困山区当老师，想去沙漠改变那里的水质，想到荒山上种果树培绿地。爱着卓尔的刘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为山区募捐的卓尔，没钱吃饭，天天喝米汤，最后晕倒在食堂，那一刻，卓尔决定嫁给刘博。当年三十出头的袁立很欣赏卓尔这个角色，欣赏她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且这个精神世界很美，没有一丝污浊之气。她甚至觉得，自己就是卓尔。

现在的袁立大概不会这样想。她不再向往简单的灿烂，会为自己的眼神有了更丰富的层次而高兴。她已经度过了公益最初的激动期，对所有激动派作风表示理解，“不带点激动怎么能做呢”，但又强调，激动只是个燃烧点，要火持续地烧下去，得有充足的钱、足够的管理人才、合理的运营方式，源源不断地往煤气管道里输送。现在，她正在寻找这些燃料。

在鳄鱼皮一样坚硬的现实前，如今她选择“把所有的门打开，以让风自然地流动进来”。这是多年前濮存昕对她说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