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韩红：明星赚了很多钱，得有责任感
文 李天波 编辑 方奕晗
韩红又哭了。
21岁的刘会云缩躺在轮椅上，脸上没有肉，凹陷的颧骨上罩着一层青黄色薄皮，身体消瘦，像一根晒蔫了的竹子。一分钟前，医生宣判了死期—胰腺癌晚期，仅剩三四天的生命。听到这些消息，病人的父亲面朝韩红，跪地而泣。
除了临终关怀，韩红不知道自己还能为这个女孩做点什么。她蹲下身，握住女孩的手，劝慰她别怕，念起了藏族的祈福经。“嘛呢嘛呢叭咪哞，孩子没事，另一个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一样，甚至比我们这里更好，那里没有病痛。”
几乎没有肢体反应的刘会云抿抿嘴，睁开大大的眼睛看着韩红，从牙缝里艰难地挤出三个字—我爱你。韩红瞬间崩溃，泣不成声。
韩红走到药房区坐下来，胳膊扶在桌子上，抽抽搭搭哭了十分钟。冉莹颖走过来想劝劝她，一旁的毛阿敏拦了一下，“让她哭，哭出来好得快。”负责发药的运动员刘翔、歌手金池，外围接待病人的拳王邹市明，都时不时用目光扫一眼韩红。明星聚集的药房区迅速成为媒体的焦点，蒋欣、殷桃、沈梦辰、于莎莎等前一天刚从这个岗位撤离，现在由毛阿敏、刘翔、金池接手，最后几天，接力棒会传到陈赫、郭晓冬、光良、黄嘉千和女儿夏天的手里。
“真对不住，我又失态了。”面对几十家媒体，缓过神来的韩红双手合十说道。她的脸看起来有些浮肿，眼神里充斥着绝望和无力，“我有钱，有专家，什么都有，也什么都做不了。”
这是发生在韩红基金会“百人援甘”义诊现场的一幕。几乎每天，类似的无助场面都会上演。医生们常常告诉韩红一连串病名，幼粒性急性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神经源性肌萎缩、严重原发性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尿毒症、严重烧伤以及各类癌症……这些病大多需要昂贵的手术费或者长期的康复治疗，而病因基本是早期拿不出一两万元手术费、缺乏医学常识或者近亲结婚。新来的医生、志愿者、媒体为此感到震惊时，参加过多次“百人系列”的医生则会宽慰他们：贵州有近亲结婚生了四个脑瘫小孩还继续生育的家庭；西藏的一位母亲因为拿不出200元医药费，眼看着孩子高烧失明……
韩红对这些穷苦出身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总有“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的责任。这次出发前，在她主持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里，为了给一位农民工争取演唱的机会，她临时叫停了现场录制。在两年前的另一档音乐节目里，一位收入微薄却始终坚持做音乐的建筑工人让韩红感动，她现场留下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告诉他：放心，我会尽力帮助你完成音乐梦想。
跟电视节目里妆容精致、爱卖萌、被称为“韩宝宝”的韩红不同，“百人援甘”现场的韩红素面朝天，眼袋厚重，大多时候表情严肃。在这里，她和她带来的明星、医生们常受到病人们隆重的谢意。一名50多岁的妇女接过一小包药品后，突然跪地磕头拜谢，这让运动员刘翔和歌手金池手足无措，毕竟，那只是一包城市寻常人家常备的几种应急药品。
义诊现场，韩红和著名儿科医生崔玉涛问诊几乎每场义诊，韩红都会被跪地求助。这些前来看病的人，称她是“女菩萨”“心地好的歌手”“能救命的人”，或者“最后的希望”。一名父亲背着先天心脏病的女儿，凌晨3点起床，翻过两座山，6点就在医院外等她；每月收入只有85元救助金的孤寡老人，花30块钱打车跨过一个县城追她；从西藏赶来的年轻人，恳求她给点钱治病。在义诊病人等候区，一位父亲正在跟女儿说话，七八岁的小姑娘盯着另一个孩子手里的玩具。懊恼的父亲突然一巴掌过去，声色俱厉地骂她：“这是你娃最后的希望，一会儿看见韩红老师要跪下，跪下，记住了么？”女孩点了点头，眼泪在眼眶里鼓个包，又收回去。
此时的韩红正被一堆媒体和医生包围。一名中年男子颤颤巍巍地递给她五六厘米厚的一沓材料，“韩老师，人命关天。”他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幸，哥哥尿毒症，母亲想捐肾，家里拿不出十几万元的手术费。
“尿毒症啊。”韩红嘟囔了一句，转身对基金会理事长李健转述了一遍，“上个地方追我们没追上，追到这了，欠了很多钱。我觉得有救助的价值。”
负责诊疗的医生洪欣劝韩红，还是先做检查，看看母亲适不适合捐助，即使手术成功，受者也需要做终生抗排斥治疗，手术费用需要十万到十五万，后期费用更高。李健在韩红耳边小声强调了一遍，我们是救助不是救治。
韩红叹了口气，微微点点头，安排工作人员先登记检查。男子走后，韩红对在场人员说：“我这会儿冷静了，你们劝我劝得对。”
面对病人，韩红有时会给出仗义的承诺—“别担心，有我在，我会负责到底。”两年前在青海，一个患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一种血液病）的9岁女孩由于病情严重，被当地医院放弃治疗。韩红不甘心，坚持要带回北京治。随诊的医生劝她，手术费需要50万，救助难度非常大。她态度坚定，说钱由她负责。
一年多的救治过程里，这个小女孩接到了无数次病危通知书，直到去年3月出院。最后算下来，手术费花了150万元左右，到现在基金会还在为她提供每个月8000块钱的药物治疗费用。这有时会让韩红觉得无力，从事医疗公益，她必须在金钱和生命中间作出一个选择—10 0多万元是用在一个病人身上还是救助二三十个急需手术的病例。
韩红承认，对女孩“救到底”的承诺是一次冲动，在陪着女孩经历一次次生死手术后，她有些精疲力尽。她慢慢尝试说服自己，必须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对于血液病、脑瘫等需要漫长治疗的病例，她正在学着作出割舍。“必须是一个谨慎而为的事情。”韩红拖着疲惫的语气对《博客天下》说。她沉默了一小会儿，“你问的这个问题太残酷了，非常残酷。”
演员蒋欣在义诊现场
歌手毛阿敏为病人分药光环
“百人援甘”路上，韩红走到哪儿都是焦点。300个人，100辆车，在群众的瞩目中驶过一个又一个边远乡镇。
车窗外，人群被警戒线拦住，大家举着手机死死盯着每一辆车里的面孔，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明星。在这些地区，这可能是他们唯一一次亲眼见到大明星的机会，更何况韩红还带了一个阵容足够强大的明星志愿者团队。
每到一个新的县城，韩红会向当地政府和媒体重点强调这支明星团队。她毫不避讳自己主动邀请明星的初衷—“我就是看重他们的粉丝，明星有带动作用，要带着粉丝一起做这个事。做好事藏着掖着干什么！”明年，她计划邀请李易峰、吴亦凡和韩庚。
她把明星分配在药房部和病人接待区，义诊中基本顾不上跟他们寒暄几句。药房部的明星们会互相交换经验：蒋欣走之前跟金池交代，要拒绝给条件不错的人送药，筛选标准是“穿得好的、用iPhone手机的、戴着金链子的以及手里拿着车钥匙的”；刘翔把包好的药递给病人时，金池会拦住提醒他，病人们大多都不识字，一定要说清用法和用量。
演员陈赫每次接待病人的时候，围在外面的一些年轻人都会喊他的名字或者大声尖叫。韩红走过去对他说：“明星就是这样，走到哪儿都有很多粉丝，也赚了很多钱。但是艺术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国家荣辱。”韩红语气坚定，指着自己被泥土浸染的鞋说，你看，艺术家就该这样，脚踩在土地里。陈赫频频点头。韩红笑着拍他肩膀，“小兄弟明年一定还要来啊。”
韩红拥有强大的人脉资源，是娱乐圈的大姐大，为人豪爽仗义，喜欢结交各类朋友。对于支持过自己的人，她念念不忘。她经常跟媒体强调，孙楠如何转机四个城市来支持她，毛阿敏主动打电话要求参与，蒋欣悄悄给基金会捐了20万……
在这次援甘活动前的发布会上，姜文、那英、赵薇、汪涵等60余位艺人朋友都录制了应援视频，刘涛、白百何、蒋欣、苏芒、殷桃、金池更是到场支持。义诊路上，她不止一次地对随队采访的媒体嘱托：“兄弟们，这都是我韩红这边的人，以后你们报道的时候多担待。”
韩红擅长集合手中的各种资源达成目标。她的团队里，大部分医疗专家都是朋友介绍来的。每次说起这些医生，韩红都特得意，最常出现的介绍词有“全中国最好的×科大夫”“全中国治疗××病最好的医院”。她能清晰地说出这些医生做过的手术、分属哪个科室，甚至跟着她的团队几年。同样的，饭桌上，她也能准确地叫出常年跟队的志愿者姓名，并熟络地聊起之前的趣事，或者开玩笑给单身男女牵线配对。
在义诊现场，每次遇到疑难杂症时，韩红都会认真听取医生们的意见，汇总作出决定。病人过多时，她会对着喇叭跟医生们表达歉意：“实在没办法，各位专家辛苦了，我韩红在这感谢大家了。”而对那些每天行车五六小时的司机和现场的志愿者，她会换一种语气—“兄弟们！大家挺住！”
她是这个团队的中心。志愿者们喊她“头儿”“老大”，明星们喊她“老韩”“韩姐”，医生们称她韩红、韩老师。在大家的评述里，这个“老大”一身臭毛病，爱喝酒，爱吃辣（歌手禁忌），爱说脏话，脾气有点暴躁。几乎每个人都会说出韩红身上或多或少的毛病，但大家无一例外地，最后都会补充一句—“挺喜欢她的，讨厌不起来”。
在最后一天的庆功宴上，韩红一桌一桌地敬酒，每一次都一饮而尽，任凭助理怎么拦都拦不住。一名志愿者司机醉醺醺地说：“你看我们老大，喝酒跟我们糙汉一样，喝就真喝。”他竖起大拇指，“你见过哪个明星是这样的？”
首都医科大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凌峰已经陪着韩红经历了五年义诊，也是韩红最爱念叨的师傅。她把韩红这种凝聚人的能力归为“情商高”“有分寸”。凌峰记得刚来的那天，韩红正在跟一帮司机插科打诨。凌峰给她介绍自己老公，韩红一脸惊讶，“师爷啊，我没看见。”然后对着老先生恭恭敬敬鞠了个九十度大躬，然后悄悄在凌峰耳边抱怨：“师爷来了你怎么不早说，让人觉得这孩子不懂事呢。”
“不会让任何人觉得难堪，对医生、车手、文艺界是不同的方式。你不能拿对车手的那套对医生，对车手说糙话，喝酒，大家开心，对医生很认真地听意见，每个人都觉得被尊重。她要整错了，全乱。”凌峰说。
对于这些支持过自己的人，韩红有一套自己的称谓。凌峰、崔玉涛是“敬重的师傅”“有大爱的医生”，李健是“生死之交的战友”“身后最可靠的大哥”，车队队长白文杰是“我的老大哥，我们队的英雄”，支持爱心活动的明星是“兄弟”“姐妹”。
除了说谢谢，她对这些人表达感激的方式更为实际—“有我老韩能做的，我一定尽力”。李健的母亲生病，她帮忙联系医院、购买药品；凌峰每年年底的科室联欢会，一个电话，韩红都会过去。此次义诊途中的一个晚宴上，韩红突然当场宣布，要成为邹市明拳击馆的首位投资人和学员。
韩红去重症病房探望邹市明和冉莹颖愣了一下，“完全没想到，就是侠女、大姐大那种感觉。”
演员郭晓冬跟韩红是多年的战友，他觉得韩红一直都是老大的角色，也喜欢成为这个角色。毛阿敏评价她是天生的领导型人才，“很有感染力，一说话，几百人都服服帖帖的。”
当记者把这些评价转述给韩红的时候，她想了一会儿，否定了“老大”这个称谓。她觉得自己更像一个组长和头人，“组长和头人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做一件大家都乐意做的事，他只是一个带领者；老大可能还有更多的敬仰、敬重在里面。这个团队有好多人都比我年纪大，我更像是一个组织者。”
江湖
对参加义诊的县领导来说，韩红的到来也是一件“需要特别认真部署”的事。义诊现场，韩红经常会跟这些县级领导简单寒暄，涉及的问题从医疗条件、孤寡老人到精准扶贫、教育等。
韩红擅长跟这些干部打交道。一位脑瘫男孩无法上学，韩红笑着握住一位县长的手，语气温和：“县长，这个孩子我交给你了，你可得落实，完了我们留个电话，我得后续跟着啊。来这儿一趟，你们解决了哪些孩子的问题，我之后都得跟三运书记（甘肃省省委书记王三运）汇报啊。”
在另一个县城，得知当天医院所有化验免费时，她高兴地跟县长说：“你们这个县我喜欢，我又看到希望了。我韩红一个人什么也做不了，需要你们政府的支持。”
这些场景让甘肃省一位领导略感惊讶：“她挺江湖、挺老到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也知道说什么话能管用。”很多媒体会用“江湖”这个词形容她的做派，志愿者们则习惯在江湖后加上“侠女”两个字。
韩红不以为然。“江湖人往往是情感大过原则的，一般是指过去梁山好汉、社会人之类的。我承认我身上有情感非常浓厚的一面，但我不缺乏原则，我是21岁就入党的孩子，好好学习过党章和党的制度，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
在公益活动现场，江湖式的做派能让她更随意、更放松。相反，在具体的操作上，她推崇军事化管理，认为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最有效率。
她严格执行出行的时间、路线，要求车队必须按照分配好的前后顺序行进，禁止志愿者晚上私自出行、聚会或者喝酒。她的叮嘱也完全是军人的语气。在一次动员大会上，她一脸诚恳地跟下面的人念叨，老战友要对新战友有表率作用，表率之一就是“走到任何地方，都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在这次义诊途中，一位喇嘛专程赶来为志愿者祈福送佛珠。面对乱哄哄围成圈的队伍，韩红扯开嗓子，以教官的语气指挥：“全体都有，排成四队，快快快，向右看齐，稍息！立正！稍息！”不到30秒，医生、志愿者、媒体人员全部列队完毕。
军人出身，她强调个人对团队要求的绝对服从，“纪律第一”。一次义诊结束后，有位医生私自跑去为一个病人做小手术，韩红知道后，在对讲机里骂骂咧咧，语气激烈：“谁规定的可以手术，我韩红知道吗？在我韩红的团队，一个人是不能决定去完成手术的。”李健和一些医生隔空在对讲机里承认错误、道歉，劝她消消气。两三分钟后，对讲机里传来她低沉的回应：“我刚才不是发火，有点激动了，对不住。基金会稍微有点事，我韩红承受不住，希望大家理解。”
作为团队的领头羊，韩红每天要为如何管理这个团队操心。她承认，如何协调这些来自四面八方身份迥异的志愿者、明星和医生，是一种新的考验。她想着尽快建立一种足够严谨有序的制度，“我是把他们当兵带，看着不是一个部队，却胜似一个部队。”
这个团队带给她一种全新的自豪感和希望。当100辆车浩浩荡荡在西北蜿蜒的山路上攀爬时，韩红想起早年几辆车、几十人时的状况，她想拍着肩膀对自己说一句：老韩，你小子可以。
运动员刘翔给病人说明药剂使用量责任
在百人系列活动前，韩红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在忙着筹钱。企业的赞助都是她一个一个电话，跟老朋友争取来的。青海那次，钱没筹够，她拉着几个好朋友一起凑了600万。
她曾陪一位企业家吃饭、喝酒，人家孩子满月时去送礼品。企业家饭桌上豪爽地答应她捐10 0万元，最后没了下文。还有一次，她陪一位可能的赞助者吃饭喝酒合影，饭后对方提出想听她唱歌。一行人又到K T V，对方点什么她唱什么，一个人唱了整整两个小时，嗓子哑得说不出话。看着在娱乐圈向来狂傲的韩红低着头求人，李健有些心疼：“我们现在没有公开募捐，钱都得靠她找企业，也没办法。”
“人家给是情分，不给也是应该的。”提起这些，韩红轻描淡写。她不觉得有多憋屈，因为这是她自己选择的事情，“我不干也行，自愿干的那就别说委屈。”
对于做公益的初衷和缘由，韩红没什么故事可讲，她更愿意将其理解为“命运安排”，就像她的偶像阿甘（《阿甘正传》男主角），美国征兵他就去当兵，认真打仗成了一个好战士，让他打乒乓球就学着打，一路打成了世界亚军。“就是被推着走，我做公益也是这样，我也没想过做到什么程度，我看不到未来，就踏踏实实认真走。”
义诊路上，她每天睡五六个小时，大多数时间都睡得不怎么踏实。她要操心的事太多了，额外追过来的病患，需要急救的病人，团队的管理，跟当地领导的沟通，很多时候她还要自己驾车四五小时带领车队。她还会给自己找事，给老人申请救助金，或者帮助没法上学的病患小孩解决就学问题。
她总觉得自己停不下来，也没法停下来，需要她救助的人越来越多，她稍微慢一点，很多人就没希望了。特别焦虑的时候，她会跟崔永元倾诉，钱不够、病人太多、自己救不过来，一聊聊到凌晨四五点。她的身体没有意志力那么顽强，行程过半，她病倒了，心脏不适，上吐下泻，时不时的腹痛让她走路时不停地按压肚子。
采访安排在她等待副省长的间隙，说话时她需要时不时盯着酒店大门里进来的人群。她瘫坐在凳子上，看起来神色疲惫，“我必须得扛着啊，一个副省长到县城来看我们，谁能替我做，我能依赖谁？”
自从贴上公益人士的标签之后，韩红必须对自己行为有所约束。在中国，公益人士必须有正面的形象。她一直自称娱乐圈里的乖孩子，不抽烟不吸毒不混夜场，还不止一次地拍着胸脯公开说过，自己是个“干净人”。
但现在，她还要克制习惯性说脏话的毛病。采访中她有点激动，蹦出“我”后，叹了口气把后面的字憋了回去。视频采访时，她会硬生生地停下说话，命令机器关掉，爽快地骂完，再要求对方打开。
她还得跟自己的暴脾气对抗。李健记得，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义诊期间如果有群众强行上来拍照，韩红会扯开嗓子骂对方，拦都拦不住；现在她会躲在保镖后面，要求助理们挡住那些拍照者，并维护好秩序。“她现在收敛了很多，毕竟是这个团队的形象，她还是有压力。”李健说。
也有劝不了的时候。去年贵州行程过半时，团队特意放假休息半天，打算去周边一个景点放松一下。李健坚持不能穿队服，担心媒体报道或者群众拍照上传微博，说做公益还去旅游，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韩红死活让大家穿队服，认为公益就该大大方方的，清者自清。两人理论了半天，谁也没说服谁。
当记者问韩红这个身份会不会给她带来负担的时候，她摆手急忙否定。她换了一个词—责任。“人活在世上肯定得有责任，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些。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或者说我现在生活的意义，就是在别人生命最关键的时候，推他一把，给他希望。”
几年下来，她觉得自己的心态平和了许多。有一家媒体告诉她，有的病人觉得她唱一首歌20万，钱那么多帮帮大家也没什么。她听后耸耸肩，一笑而过。“过去我肯定就说，滚你丫的，我的钱也是一首歌一首歌唱来的，也累。现在就想，这种人也可怜的，我的钱救了他，让他活得轻松点，也是我的福报。”
她喜欢宗萨仁波切写的《正见》，书里总在阐释人来人往，生命无常。她慢慢觉得，活得好不好全靠心态，心态好坏则要看自己的修为够不够。实在难过的时候，回到家，她会坐在一个角落，双手打开，抱抱自己。“白天我是一个穿着盔甲的将军，我从不依赖别人，晚上脱去盔甲，我是一个脆弱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