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少了个托夫勒东方少了个阿巴斯
文 张慧 编辑 卜昌炯
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1940－2016）“夏的头一天/我随着风来/秋的最末一日/风将带着我去。”这是伊朗导演、剧作家、诗人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一首小诗。
随风而来的他，没能等到“秋的最末一日”。2016年7月4日，在与肠胃癌抗争数月后，阿巴斯于异乡巴黎去世。
如果不是遭遇疾病，此刻的他应该正在中国拍摄《杭州之恋》。这部原定于2 016年春天开机的电影，成了他的未竟之作—此前，他曾4次来到中国采集素材、创作剧本，并为场景拍摄了样片。
身为“伊朗电影新浪潮”的旗手，阿巴斯自称一生看过的电影不超过50部，甚至从来没有把一部电影看过两遍，却拍出了《樱桃的滋味》《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小鞋子》《随风而逝》等带有浓郁伊朗风情的经典电影作品。
然而，受制于伊朗特殊的政治环境，他执导的电影鲜少在本土获得公映，绝大多数通过盗版音像和地下放映在国内流传，创作上也受到诸多限制。伊朗政府把他的国际名声称作是西方社会的阴谋，“专门推广伊朗的坏电影”。1997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斩获金棕榈奖的阿巴斯，还一度因领奖时亲吻颁奖嘉宾、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诺芙的脸颊，在伊朗引起轩然大波，受到保守派的大肆攻伐。为此，他不得不在国外躲了很长时间。
因倦于花费时间讨好官方，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他喜欢拿着DV在全球各地搜集素材。
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2016年戛纳金棕榈最佳导演奖得主泽维尔·多兰引用了《樱桃的滋味》中的台词来悼念他：“‘你想要放弃这一切吗？你想要放弃这樱桃的滋味吗？’永别了，基阿鲁斯达米。”
相较于被不少人谈论和关注的阿巴斯“轰轰烈烈”的告别，另一位大师、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离世在互联网上显得要冷清很多。
他比阿巴斯早一个星期去世，享年87岁。如果不提“第三次浪潮”，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托夫勒就预见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并将之命名为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次浪潮”。
数十年过去，当年他那些惊世骇俗的预言—电邮普及、在家办公、网络社交、数字化生活与工作等，大部分成为了现实。
然而，随着“第三次浪潮”由远及近，逐渐被每一个人踩到脚下，人们开始关注起新一波的浪潮，托夫勒跟他的著作一起，湮没于时代。
谈到未来趋势，现在的年轻人推崇的是凯文·凯利，很少有人会提起托夫勒—虽然他仍在不断地发布新的对未来社会的预言。2 0 0 6年，托夫勒和罗斯福、比尔·盖茨、斯皮尔伯格等人曾一道被《人民日报》评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50名外国人”。
阿巴斯和托夫勒，这是两个看起来毫无共同之处的著名老头儿，一个属于东方，一个属于西方；一个是导演、诗人，一个是社会思想家；一个执着于通过影像和诗歌“找寻大家失去的东西”，一个专注于预测未来。
他们的崎岖而漫长的人生互为观照，最大的交集是都于这个夏天离世，以及都曾或深或浅地与中国发生过关系，并走进不少中国人的心。
阿巴斯与他的摄影师在拍摄《樱桃的滋味》现场
躁动的热情和不改的初心
1928年秋，阿尔文·托夫勒出生于纽约的波兰犹太移民家庭，父亲是皮货商人。7岁那年，托夫勒在姑姑、姑父的鼓励下，立志成为作家，因为“他们是大萧条时代的知识分子，总有令人兴奋的想法”。
1950年，托夫勒从纽约大学英文系毕业，读书时对政治活动的关注已经超过了学业。在那里，他遇到后来的妻子海蒂（阿德莱德·伊丽莎白·法雷尔）。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名字共同出现在一系列著作的封面上。
为了给创作积累素材，托夫勒夫妇毕业后的最初5年在大生产线上过着蓝领生活。海蒂成为铝制厂的工会代表，托夫勒则学着当焊工。梦想成为文学家的托夫勒将自己体验生活比作杰克·伦敦亲自去航海，以及约翰·斯坦贝克和移民工人一起摘葡萄。他将下班后的夜晚时光用于创作诗歌和小说，却发现两者都难以驾驭。
1954年，惟一的孩子出生后，托夫勒曾一度说服《工业与焊接》杂志雇佣他做了一段时间记者。“编辑对我说：‘你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你知道如何焊接。现在，证明给我你知道如何写作。’”多年后，他向媒体回忆起这段经历。
直到1970年出版《未来的冲击》，托夫勒才找到自己在出版界的位置。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成为畅销书，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本，至今仍在重印。他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未来学家—某种程度上，是他和海蒂开创了未来学家这个职业。
然而托夫勒认为自己首先是作家，其次才是未来学家。成名后的托夫勒笔耕不辍，年逾八旬仍在世界各地观察游历。他将个中原因总结为：“我是个好奇的人，我想要知道世界上发生着什么。”
托夫勒12岁那年夏天，与纽约隔着半个地球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个叫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男孩诞生在一个“孩子很多，只能勉强维生，但是全家人安宁平静”的家庭。
少年阿巴斯是一个很难走近的孤独男孩。“从上小学一直到六年级，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他在《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一书中回忆，“我只是一个人去上学，又一个人回家……一天，念祈祷的同学没来上学，大家就说，让另一个同学来念祈祷，我上去了。这非常令人吃惊，因为这之前没人听过我的声音。”
阿巴斯的艺术生涯从绘画开始。作为画家和装饰艺术家之子，阿巴斯认为绘画是一切艺术的源头。18岁那年，他因为在绘画大赛中得奖而立志进入德黑兰大学美术学院学习。高考失败后，迫于生计，他做了交通警。第二年，他如愿进入德黑兰大学，主攻绘画和图形设计。
但阿巴斯总共花了13年时间才完成学业，获得大学学位。“上学期间，我还一直在交通警察部门从事道路管理工作。”阿巴斯在文章中写道。
大学毕业后，他在广告公司画过海报，也拍过商业广告。1962～1966年，他为伊朗电视台拍摄过150多条电视广告，这些逐渐为他在业内积攒了名声。1969年，他加入伊朗王后建立的儿童和青少年智力发展中心（Kanun），并在那里工作到1992年。奠定他在世界电影史地位的“Koker三部曲”就在这个阶段萌芽和诞生。
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特写》《樱桃的滋味》是阿巴斯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其中《樱桃的滋味》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阿巴斯是伊朗拿到金棕榈的第一人，也是迄今唯一一人。
1979年伊朗革命后，大量电影导演逃离德黑兰去国外发展，阿巴斯是少数决定留下的人。“当你将一棵树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它就不再结出果实。即使结果，果实也不像原来那样甜美。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如果我离开了我的祖国，我的遭遇就会和被移植的树一样。”阿巴斯解释自己的选择。
除了留下4 0多部作品的导演、剧作家、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阿巴斯也是诗人、摄影家、画家和平面设计师。这位伊朗新浪潮教父每天晚上只睡4个小时，每年能写出两三本诗集，不时在世界各地办影展。他的诗简洁自然，不依赖复杂的句子结构，阐述的是最直白的哲学真谛。
阿巴斯还对木工感兴趣，木头的纹理让他着迷。在多伦多卡恩博物馆的摄影展上，他展示了一幅真实大小的门的照片，门框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阿巴斯在多领域都展现了自己旺盛的创作欲和创作成果，他说，这来自于他“灵魂深处、持续终生的躁动不安”。
未来学和诗意的电影预言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托夫勒开始筹备《未来的冲击》，准备工作长达5年。他认为快速变化的社会引发人们的困惑，从前习惯的决策模式将逐渐崩塌。
这本讨论美国未来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鸿篇巨制在19 70年问世后，在国际间引起强烈反响，并为英语世界贡献了一个新的流行词—Futureshock。
之后的1980年和1990年，他相继推出了“未来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第三次浪潮》和《权力的转移》。
在《第三次浪潮》中，他延续了信息和社会变革的讨论，认为必将迎来“第三波”信息革命。他预测了互联网和电子邮件的出现、互动媒体和其他技术进步，并预言数字时代的负面影响是“信息过剩”。
《权力的转移》中，他关注科技给21世纪的政治和军事带来的新格局，还预测了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比如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等。
托夫勒说，在工厂的5年相当于他的研究生教育，他认识到那些蓝领工人和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智识。在他看来，“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认字的人，而是那些不会学习的人”。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托夫勒最初是典型的文科生，数学和科学是他最头疼的学科。“但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技术和科学的重要性，我开始学习技术史，接着就是无尽的阅读。”
身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的词典中却没有“预测”和“潮流”两个词语。“我们认为没人能预测未来。”托夫勒说，“我们构建的是社会和历史变革的模型。我们会解读从模型中产生的结论，但是我们始终带着怀疑的态度。”
虽然重视信息技术，托夫勒却不盲目地崇拜科技。正如19 98年他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所说：“社会需要尊老爱幼，有同情心和诚实的人。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技能，而不仅是认知能力。你不能仅依靠数据和电脑让社会运行。”
如果说托夫勒勾勒的是实实在在的未来之路，阿巴斯寻找的则是形而上的云图。
作为伊朗新浪潮运动的代表人物，阿巴斯一直坚持新浪潮的电影语言：使用诗意的对话和寓言故事处理政治和哲学问题。生存和死亡、变化和连续性是阿巴斯作品中常见的主题。
在《生命，仅此而已》中，他尝试了纪录片和故事片的融合。这部讲述19 9 0年大地震后，他到Koker寻人的影片，让让·吕克·戈达尔感叹“电影起于格里菲斯，终于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阿巴斯是人性和人与人关系的预言家，他的影片总是在真实与虚幻的世界之间游历。他的电影并不容易看懂，画面中充满了沉默的平静，悲伤，沉思，也充斥着躲躲闪闪的对抗和情绪化的妥协，以及他个人那种难以捉摸的俏皮幽默。
有人评价，基阿鲁斯达米创建的是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电影世界，也有人表示，他通过电影捕捉到了诗歌的本质。阿巴斯本人可能更喜欢后一种评价，他说：“我觉得和讲故事的影片相比，诗意的电影生命力更长久。在我家的书房里，小说和故事书都很新，因为我读一次就把它们放到一边。但是诗集都七零八碎，因为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诗总是从你的身边溜走。”
无论是诗歌还是电影或者其他艺术形式，阿巴斯都在践行一个主题—“找寻大家失去的东西”。他认为，追求艺术其实就是追求“人生中最本性的东西”。
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研究教授Ha m id Dabashi在悼念这位伟大导演时说，阿巴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风格、情感和电影画面根植于伊朗，却具有普世的效应。他用自己的风格缔造了一种国民身份认同，很少有电影人能做到这一点。
阿巴斯的成功为后面几代电影人铺平了道路，伊朗从此成为艺术电影的新堡垒。“他不只是一个电影制作人，”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伊朗导演法哈蒂说，“他是一个现代神话，无论是他的电影还是他的私人生活。”
座上宾和“拒绝入境”
成名后的托夫勒过上了从未想过的舒适生活。“我没想过自己能过上优越的生活，”托夫勒说，“我（和海蒂）出身工人阶层，现在却能够坐在阳光下，享受并不廉价的午餐。”
前两本书的版税，让托夫勒得以在洛杉矶的时髦社区买下一栋房子，居住至今。房子是上世纪中期的现代风格，坐拥大落地窗和巨幅白色地毯。托夫勒在屋内安装了一个两层高、洒满阳光的书房。屋内的设备是现代化的，但是作为结婚60周年礼物而收到的崭新iPad一直躺在盒子里。海蒂对这样的新设备心存芥蒂。
发表《未来的冲击》后，演讲邀请从世界各地飘来，托夫勒说他们在韩国受到的欢迎如同“摇滚明星”。无论是乔布斯那样的商界领袖还是戈尔巴乔夫一类的政坛明星都将他们视为座上宾。
1980年，特德·特纳在托夫勒思想的影响下，创立了C N N。19 9 5年，托夫勒的新书《缔造新的文明》出版，戈尔巴乔夫在旧金山的全球治理大会上，用“通往新的文明”作为个人的演讲主题。
托夫勒还创立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管理咨询公司，为全世界商界和政界领袖献言献策。
成名后的阿巴斯却因为持有伊朗护照而多次受到西方安全部门的质疑。
很多时候，大师的名气也敌不过伊朗的国籍。2002年10月，阿巴斯去美国参加纽约电影节时被拒签。电影节计划放映他的新片《十段生命的律动》，随后他受邀到哈佛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演讲。
因为“9·11事件”变成惊弓之鸟的美国驻法大使馆告诉电影节的组织者，他们需要90天调查阿巴斯的背景，因为他来自伊朗。组委会请求大使馆破例，遭到了拒绝。“他们并非不能破例，而是他们选择不这样做。这真可悲。”组委会发言人愤懑地控诉。
媒体曝出这个消息后，一些电影圈人士及文化名人纷纷跳出来为阿巴斯求情，批评美国的文化孤立。然而阿巴斯在给电影节主席的信中却看不到一丝怨言：“我并不比想要到美国探望孩子的年迈母亲更应该获得美国入境签证。对我来说，这样的决定似乎正是我应得的。”
两年后，他制作的莫扎特歌剧《女人皆如此》在伦敦巡演。当他在巴黎申请英国签证时，英国驻法使馆签证处要求他支付押金，以防他借机申请政治避难不再回国。回忆起英国签证处的刁难，阿巴斯耸耸肩说，“我的护照上已经没有地方盖章了。我出国很多次，从未想过逃离我的祖国。到了这个岁数，我的想法不会改变了。”
虽然后来英国驻法大使出面干预，但阿巴斯被“屈辱的对待”搞得非常疲惫，最终在歌剧开演3个星期前退出了项目。“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我区别对待，为了自己的快乐我还是决定放弃。”
阿巴斯一生中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只有两次，是15岁的时候。“我再也不会参与政治活动，我相信革命者有合法的动机，但是革命总是情绪化和不理智的，然后合法性就遗失了。接着邪恶的权力介入接管了一切，将革命引向另一个方向。”
阿巴斯没有逃离伊朗，并不意味着他是没有政治立场的人。他的电影《十段生命的律动》将摄像头固定在汽车里，通过开车的女性与搭车人的交谈，展现伊朗社会对女性的轻视。
据熟悉他的人介绍，坚持生活在祖国的阿巴斯境遇其实很复杂，“他有时能获得政府高层的支持，有些部长愿意帮助他。但是很多硬杠约束和限制着他，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样的循环和反复”。政府知道阿巴斯的国际声誉，但是他的电影审查时仍然会碰壁。比如电影《随风而逝》中，阿巴斯引用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诗。电影审查机构的人坚持要把那段话剪掉，因为伽亚谟的话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其中之一是死后的世界并不存在—这有违伊斯兰教教义。
在阿巴斯人生最后10年，他的电影被伊朗审查机构全面禁止。他只能在伊朗之外寻找艺术空间。
影响中国与发现中国
托夫勒推出《第三次浪潮》时，正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关键时期。据托夫勒官方网站介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等亚洲国家的领导人都受到过托夫勒观点的影响。
托夫勒在书中预言，中国会成为世界强国并引领世界变局。20 01年11月，他访问中国时表示，中国正在经历“令人惊讶的变化”，“和几年前相比，中国已经是个不同的地方了”。
此前，托夫勒曾8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来华是19 8 3年1月，他在中国社科院进行了演讲。他还带来了海蒂与日本及加拿大电视公司共同制作的《第三次浪潮》电视片。
在出发前往中国前，托夫勒告诉海蒂，不用带电视片的录像带，因为他认为没人会播，也没人会看。海蒂告诉他：“别傻了！中国的高层会看的。”显然，海蒂是正确的。
他离开中国不久，《第三次浪潮》就被翻译出版，首先在党内领导层传阅，但很快被当作“西方的精神污染”从书店撤架。19 8 3年10月后，随着党内思潮的扭转，《第三次浪潮》被大量印刷并在全国分发传播，成为当年《邓小平文选》之外，最畅销的书籍。
中国大地迅速燃起了“托夫勒热”。学校在上课时间播放《第三次浪潮》的电视片，最边缘的地区也不例外。《第三次浪潮》和《未来的冲击》被大学生追捧，阅读和谈论托夫勒成为积极向上和前卫的标志。
学者雷颐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回忆，当时中国正处于打破坚冰、思想解放的阶段，《第三次浪潮》对未来社会、信息革命的描述，让很多人耳目一新，“一下子就像火山迸发一样，人人都在谈这本书”。
这一切托夫勒最初并不知情。两年后，他在去巴黎的飞机上，通过法国《快报》得知自己的书在中国畅销时，十分惊讶。他既没有得到版税，也没有授权中文版的出版，但是很高兴自己的书在促进中国改革中发挥了作用。
托夫勒再到中国的时候，总有人认出他并对他说，当年曾骑车十几公里去看《第三次浪潮》的电视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会对我说，‘你改变了中国’。”托夫勒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
和托夫勒一样，阿巴斯在中国也享有盛名，是一群文艺青年的文艺地图上不可忽略的坐标。而阿巴斯也曾多次来到中国，最近的一次是2 015年宣传他即将开机的作品《杭州之恋》。
因为对光线敏感，阿巴斯常年戴着茶色眼镜或者太阳镜。但是在与他有过交往的中国艺术工作者眼中，阿巴斯快乐随和，对广场舞、中国美食充满了孩童般的兴趣。他甚至会钻进音像店，买光他所有电影作品的盗版DVD，带回国送给朋友。
《杭州之恋》曾定名《随风行走》，与他的一本诗集同名。他透露想用伊朗女演员和中国男演员演绎一段发生在杭州的爱情故事。对于电影更详细的计划，阿巴斯保持神秘。与他合作多次的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透露，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女清洁工和大厦中几百个房间的故事”。
2010年在意大利拍摄的《原样复制》和2012年在日本拍摄的《如沐爱河》是阿巴斯仅有的伊朗之外的电影作品。
在海外拍片缘于阿巴斯对电影和语言关系的思考，他说过：“我在伊朗拍电影，你们要通过字幕看我的电影。我就想，如果反过来，我通过字幕去拍电影会怎么样呢？”
他想考察电影语言到底能跨越多少界限，希望“不犯任何文化上的错误，这样就没人会意识到这是由外国团队拍摄的影片。上两次我做得还不够好，让我们来看看在中国会怎么样”。
这部电影原定2 016年4月在杭州开机，因为阿巴斯坚信“所有讲述爱情的电影都应该在春天开拍”。春天来过又走了，而阿巴斯与中国的“爱情故事”注定只能是个遗憾。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1928-2016）相濡以沫与群情激奋
两位大师相继离去，除了作品，他们还留下了不一样的唏嘘。
托夫勒留下的是与他共同生活了60多年的妻子海蒂。
海蒂既是托夫勒的爱妻也是他的合著者。两人工作时经常为了一个想法争论不休。“我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分享所有信息，但是我们对信息的解读并不总是一样的。”当他们观点不一致时，托夫勒就拒绝将相关内容写到书中，而海蒂会想尽办法说服他。“这个过程反复进行，非常有帮助。”
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着相似的观点。托夫勒说，作为未来学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上帝视角”。每个人随时随地都会预测还没发生的事。《科学》杂志指出，就连猿猴也会预测和设想未来。他认为将未来学家比作上帝的人根本不知道未来学家是什么。
未来学家思考的是这个世界长期将要发生的事，而不是10分钟后或者明天。“我和海蒂没有水晶球。我们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旅行，并与那些创新和变革的人交谈，从他们那里收集信息。然后我们决定哪些最重要，写成一本书。我们没有魔力，我们写下的一切也不是确定无疑的。据我所知，任何声称自己知道未来之事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几乎所有的托夫勒著作都是夫妇二人智慧的共同结晶。“我为她感到骄傲，也为我能为她骄傲而自豪。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士，我从她身上学到很多。她也一样。” 托夫勒说，“我们已经争论了6 0年，但是我们还是深爱彼此。我总是想念她，她也会想念我，我们像两个孩子那样相爱。”
阿巴斯留下的是生命戛然而止的遗憾和伊朗民众对医疗行业沉疴宿疾的反思。
2016年3月，阿巴斯被确诊患上了消化道癌。阿巴斯去世前进行了4次手术。据阿巴斯的好友Moha mmad Shirvani在Facebook上透露，阿巴斯曾经批评过他在伊朗的医疗团队：“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站起来导演电影了，他们摧毁了我的消化系统。”
阿巴斯的儿子巴曼告诉B B C，伊朗的医疗团队拒绝向病人及其家属通报病情，阿巴斯对此很愤怒：“这到底是有多机密，连病人都不能知晓？”直到进入法国医院，他才得知自己真实的身体状况，“这是4个月以来，第一次有医生告诉我们状况”。
这种情况在伊朗很普遍，伊朗电影导演Dariush Mehrjui愤怒地控诉：“我对此非常恼火，是医生的粗心和不负责任导致了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死亡。”
伊朗的健康部长却表示，阿巴斯根本就不应该到法国就医。“总体来说，我们的医疗团队并没有忽视他的治疗。”而部长本人更是在阿巴斯住院期间去探望了6次之多。伊朗人随即在社交网络上发起了声讨对阿巴斯医疗差错的运动。
6月底，他前往巴黎就医。7月4日阿巴斯在医院过世。
7月8日，他的遗体抵达德黑兰机场，很多伊朗导演、演员、艺术家在机场等待。
停机坪上专门为他铺上了红地毯，这是阿巴斯第一次在伊朗“走”红毯。伊朗文化部、外交部部长也为他发来唁电，赞扬他对伊朗文化的贡献。
按照阿巴斯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埋葬在德黑兰4 0公里外的小镇Lavasan。
当天，数以千计的伊朗人夹道为他送行。葬礼的公告板上写着，“第一次欢迎，最后一次告别。”此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为他聚集。
葬礼上，因《一次离别》而获得国际声誉的著名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说了这样一段话：“你在戛纳拿下金棕榈后，政府不允许人民去机场欢迎和祝贺你，而当你的棺木从巴黎运送回来时，人们终于被允许去迎接你了，因为你不再能说话了。”
《樱桃的滋味》剧照
《随风而逝》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