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我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没离开过童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里。虽然我住过别的城区，但5 0年后，我发现自己回到帕慕克公寓，我最早的相片在这儿拍摄，也是母亲最早抱着我看世界的地方。
但是我们活在一个由大规模迁移和具有生产力的移民所定义的时代，因此我有时很难说明我不但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楼房的原因。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102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2 0 0 0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在对抗这种忧伤，就是像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环境。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我们出生的家庭，人生签牌分派给我们的国家和城市—都期待我们的爱，最终，我们的确打从心底爱她们—但或许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我不愿抱怨，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和性别。这是我的命运，争论毫无意义。
土耳其语当中有个特殊时态，让我们得以把传言和亲眼看见的东西区分开来。我们在讲述梦境、神话或无法目睹的往事时使用这个时态。此种区分方便“忆起”我们最早的人生经验、我们的摇篮、我们的婴儿车、我们的第一次学步，听父母讲述的故事，我们就像听他人的奇闻轶事般津津有味。这种甜美的感觉犹如在梦中看见自己，但我们却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旦深印脑海，他人对我们的往事所作的陈述，到头来竟比我们本身的回忆重要。而正如从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生活，我们也让他人决定我们对所居城市的了解。
有时我把他人对我和我的城市所作的陈述当成自己的故事，那些时候我总忍不住要说：“听说我生在伊斯坦布尔，是个颇有好奇心的孩子。22岁的时候，我似乎莫名其妙地写起了小说。”我本想这么写我的一生—仿佛我的人生发生在他人身上，仿佛人生即梦，梦中的我感觉自己声音消逝，意志恍惚无法自持。虽然优美，我却认为叙事语言并不可靠，因为我没法相信第一个人生的神奇故事，有助于我们面对更明朗、更真实的第二个人生，那个在我们醒来时注定展开的第二个人生。
《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