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当代电视

“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 现象过程，肇始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历经多个世界霸权的兴衰更迭，逐渐发展到当今的多级世界。学界对“全球化”的诸多定义中，通常认为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自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势力已波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在此种“全球化”语境下，国际交流竞唱节目《中国之星》的诞生无疑参与到中国大国形象的建构中，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世界“发声”。

一、本土商业运作策略：作为“象征资本”的格莱美奖

《中国之星》于2015年11月21日晚21:00登陆东方卫视，该节目由灿星制作团队与东方卫视共同打造。据CSM50城收视率及其他数据实时动态显示，首期播出后，收视率为1.046，收视份额为3.247，晚间排名为第8。

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建构，不同的视点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对霸权主义的反抗，也有人认为，不能忽视文化认同建构者的其他动机。《中国之星》同其他真人秀栏目的最大不同在于最终奖励机制的国际化：美国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中国音协录音艺术与唱片学会，将于2016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第58届格莱美周期间举办“格莱美致敬中国”主题晚会，届时，格莱美主席尼尔·波特诺先生将在洛杉矶主题晚会上亲自授予《中国之星》终极冠军“主席荣誉奖”。“主席荣誉奖”是录音学院颁出的尊贵荣誉，尼尔·波特诺先生曾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爵士乐吉他手肯尼·伯勒尔、中国钢琴家郎朗、美国乡村音乐歌后洛雷塔·林恩,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 及加拿大民谣艺术家尼尔杨等人。笔者发现，《中国之星》制作方灿星制作团队和东方卫视所建构的“格莱美”这一奖项的认同，与常规意义上的奖励机制不同，它是通过构建一个本民族文化的“他者”形象来获取外部的注意，所以本质上是通过象征资本的积累来获取本土商机的行为。

从2001年开始，格莱美奖项在中国的影响力持续走低，这是因为从奖项授予的情况来看，2001年后格莱美奖项更加倾向于美国流行的说唱类音乐，而我国说唱类音乐的市场并不好，美式说唱类音乐也乏人问津，因此导致国人对于格莱美奖项的兴趣逐渐消退。但尽管如此，《中国之星》仍然选取格莱美奖作为节目的最终大奖的原因是，从音乐排行榜、颁奖典礼的专业化程度来说，格莱美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国内众多音乐排行榜、音乐奖的不专业和评选过程中掺杂人情、人气等因素而忽视了音乐质量本身的缺点。《中国之星》引进了格莱美奖“报送、审查、入围、提名、决选”的标准化评选程序和多轮投票的制度，并组织由中国音协录音艺术与唱片学会和美国国家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构成的中美联合专业评审团全程参与、共同评选。在选手选拔上，《中国之星》利用推荐人制度代替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制度，刘欢、林忆莲、崔健3位推荐人每人手中只有3个推荐名额，在第一期节目中，由刘欢推荐的吉克隽逸曾最早被崔健相中作为演唱《鱼鸟之恋》的候选人；而由崔健推荐的谭维维正是《鱼鸟之恋》的最终演唱者，同时，她还出演了由崔健导演的影片《蓝色骨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星》无可避免会掺入人情的成分，而象征资本格莱美奖项暗含的专业、品质与公正，在无形中对《中国之星》最终推选的冠军是否能代表中国流行音乐的最高水准这一质疑声中存在的种种裂隙，进行了有效的置换与弥合。

二、本土真人秀音乐栏目的空白：接近“精神内核”的摇滚音乐

上文所指的格莱美奖项于2001年后对于美式说唱音乐类型的偏重，实际上是一次对“精神内核”的接近。在英国披头士乐队成名之后，美国兴起了波普艺术的概念，这一概念更加强调流行性和大众化。所谓流行性，是一种时间维度与当下的契合；所谓大众化，是在表现个人生活之外介入了社会生活这一层面。因而以波普精神为前导，以后的摇滚、说唱等，都在社会问题的表现上做足了文章，歌词内容涵盖反战、反歧视、反主流文化等多项社会内涵。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流行音乐若仅仅关注小情小爱的表述则必然会缩小自身的格局。国内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在近几年持续升温，《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声动亚洲》等一系列音乐选秀节目陆续创造了收视奇迹，这股来势汹涌的真人秀浪潮与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的兴起、电视娱乐化商业趋势的加强密不可分，但却唯独对摇滚这一音乐类型呈现失语状态。

笔者认为，摇滚音乐类型在当下音乐选秀节目的空缺，主要是因为真人秀节目采用的拍摄手段多是纪录片式的，具有纪实性特点。真人秀节目的人物是真实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节目的参与者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而非演员；另一层含义是指在真人秀进行中，他们扮演的是自己，而无需置换角色，也无需按照导演、制片、剧组工作人员或剧本的授意安排，他们只需按照自己的处事方式、思维习惯去完成节目即可。①选手在规定的情境和预设的规则中真实地完成活动，而摇滚乐者因极强的个性化展现无疑给节目录制现场的把控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中国之星》的启动仪式上，被称为中国摇滚教父的崔健坦言，随时做好被节目组“踢走”的准备；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崔健和节目组的交流中有过矛盾，也有妥协，但他表示这种妥协是有底线的；在第一期节目中崔健与刘欢作为“巨星推荐人”在袁娅维演唱完毕后发生争执，刘欢盛赞袁娅维的音乐充满感染力，以至于观众都不在意她具体唱了什么，但一旁的崔健此时却唱起了反调：“但对于我来说音乐和文字是一体的，我要知道她在唱什么，这特别重要，因为歌词和歌曲是不可分割的。爵士音乐能让人们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按在音乐里面，但并不是没有歌词，哪怕不唱歌词，歌词仍然是存在的。我能感受到文学和音乐综合的力量。”但编导通过后期剪辑弱化了这一争执。《中国之星》大胆启用崔健作为推荐人，实际是在真人秀节目的纪实性与冲突性之间做出了平衡，在保全冲突的基础上，又通过后期剪辑使得冲突的尖锐性有所缓解。

在《中国之星》第一期的开场，崔健唱着当年的《一无所有》登上舞台，剧烈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曾让一群青年痛苦、失落、迷惘又无奈，但是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当今天的观众再次听到《一无所有》时，只是对时间记忆的追溯，再无昔日的感怀。“电视使年轻的观众对外部世界投以最初的一瞥。它最初界定了幸福生活的含义，确定了所认为的成就、恪尽职守、趣味高尚和行为正当的标准。它激发了人们的欲望，界定了人们的报负和期望，并划清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之间的界限。”②摇滚作为典型的青年亚文化表征，与音乐选秀类节目的结合更能折射出青年文化的深层心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现代性谜题。

三、结语

从2004年《超级女声》开办到今日《中国之星》的推出，音乐真人秀节目已走过11个年头。《中国之星》虽明显有《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等音乐选秀类节目的影子，但其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于本土化商业运作策略与音乐类型选择的创新无疑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笔者无意在一片同质化的制作模式中过多缀叙，大师的推荐、明星的竞唱、专业的支持，俨然已成为当下音乐真人秀的新方向。笔者期许立足《中国之星》创新的这两点以引起业界的重视，为中国电视节目真正走出去贡献绵薄之力。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基金。题目《法国中提琴教学法用于中国中提琴教学的研究》编号：15C0855

注释：

①赵磊 ：《电视艺术概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页。

②［美］布热津斯基著，潘佳玢、刘瑞祥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