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有网友如此评价高晓松:“高某是个一流的炒作家,他拥有美国国籍,却在中国大发其财,利用宣传媒体,拼命提高他的知名度。他是一个混迹于歌坛的、打着艺术家旗号的商人而已。”
在这个看脸的世界,高晓松很丑,也不温柔,但不可否认,他很火。高晓松开创性地以《晓说》打开了网络优质自制内容市场,并将事业再次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晓说》的火爆,各大视频网站都盯上了高晓松这块“肥肉”。不过,《晓说》火了之后,他被爱奇艺挖角,加盟爱奇艺的《晓松奇谈》和《奇葩说》。直到去年5月,高晓松宣布退出《奇葩说》,并曾公开表示将回归音乐的世界。
对于高晓松的评价,呈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度,喜欢他的人相当喜欢,当然,黑他的人也从不留情面。但不管外界如何评价,高晓松始终顶着一头不羁的头发行走于江湖之上,猛一抬头,碰到了一个赏识他的人,这个人叫马云。
在马云向高晓松伸出橄榄枝之前,高晓松坚定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读书人或知识分子”,读书、写作、拍电影、做音乐……即便无法做到闲鱼野鹤般地生活,但至少会坚持“卖艺”的身份,“决不去做创业啊,什么那些事情。”
然而与高晓松的意愿相反,他发现自己身边的朋友几乎全被创业打了鸡血,置身其中的最大感受就是,“这些人一见面便会从头到脚盯着你,看看能用上你什么地儿”。高晓松最终没能坚守自己最初的“情怀”,在被马云,这个只要盯你一眼你就会怀孕的男人看上后,高晓松成了马云的门客。
作为全中国最聪明的那一拨人,马云和高晓松这对CP(Character Pairing的缩写)仰慕彼此并算不上什么新鲜事。2014年12月底,在杭州开音乐会的高晓松邀请马云参加。身在日本的马云虽然没能前往,但却询问高晓松“你对音乐产业有什么想法?是否想在音乐行业做些事情?”高晓松心中窃喜,“上杆子不是买卖,但人家要找你,这事就好办了。”他写了三百来字,梳理了一下音乐产业目前的状况、痛点和行业逻辑。
马云看完回了他一句:“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到杭州?假期我也等你。”
2015年1月2日,马云、高晓松、宋柯三人在杭州的太极禅院见面。“老马每次聊大事都在太极禅院,以表明这不是聊生意的地方,而是聊理想、互相了解。”高晓松说。在那之后,2015年7月,高晓松成了阿里音乐集团的董事长,宋柯出任CEO。
至此,高晓松的身份越来越多元化:《晓松奇谈》里说书的、《奇葩说》里的颜值担当、杂书馆的馆长,以及2015年年中上任阿里音乐董事长。现在,高晓松每天都要挂着橙色的“阿里巴巴”工牌穿梭于一个个会议之间。
互联网更像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革命
2015年7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成立阿里音乐集团,高晓松加盟阿里音乐,出任董事长,和他一起搭档二十多年的兄弟宋柯担任CEO。高宋二人是中国音乐界的教父级人物,两人前后一起经营了五家音乐公司:麦田音乐、华纳唱片、太合麦田音乐、恒大音乐、阿里音乐。上任时,高晓松发了一条微博:“阿里音乐将是我和宋柯音乐职业经理人生涯的最后一站。感谢阿里的信任,并坚信阿里音乐集团一定会成为一家世界级音乐机构。”在那之后,高晓松早九点到晚九点,一周七天围着阿里音乐转。
为了尽量将“经商”这一概念剥离,高晓松抗拒阅读企业管理类书籍,“宋柯去读就够了。”在他眼中,互联网游走于传统商业范畴之外,更像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革命,潜移默化地打动和改变着每个人。
人生首次当上董事长之后,高晓松跟教父柳传志取过一次经,德高望重的商业领袖为其开出了一副九个字的方子——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这恰恰是著名的管理三要素。“那是一切上正轨以后只用干三件事,现在100件事都得自己上,千头万绪。”高晓松认为。
高晓松不止一次表达过自己对于“门客”状态的向往,但成为“门客”后,高晓松恍然大悟,自己不仅仅不是门客,还得招揽门客。“阿里不是没有问题,大机构都有大机构的问题,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蓬勃向上,不像华纳那种百年老店,大家已经当国企似的在里面。”
与大多数科技企业的董事长办公室不同,高晓松与宋柯以及后来加入的何炅在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阿里音乐7楼分享了一间办公室。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晓松和他的小伙伴们身上的明星光环也在逐渐褪去,他不仅踩准了阿里紧张的工作节奏,还对公司的未来“钱途”有着远大抱负。在高宋何三人公用的办公室的门上,他们的图像被打扮成财神,而高晓松则公开说要带领整个音乐界“从良”。
“女明星不嫁豪门,改嫁男明星了”
2015年夏天,国家版权局出台了一纸国内音乐史上的最严版权令。
政策对内容版权保护的倾斜几年前便已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以视频行业为例,在完成正版化洗牌后,影视行业随机井喷。高晓松记得,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曾开玩笑似的说:“如今女明星都不嫁豪门,改嫁男明星了。因为(视频正版化以后)明星都有钱啦,咱俩一块不是挺好的么?你也挣两亿,我也挣两亿。”
这一切对于国内音乐人来说,二十多年游走于法律庇护之外的他们,终于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可对于此刻的高晓松而言,这一天来得有点晚。彼时,他们已经从卖版权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付钱的那一位,反而可能为水涨船高的版权价格发愁。
2015年10月31日是国家版权局7月发布的《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转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中提到的最后期限,各大互联网音乐服务商在这一天需要下架所有侵权歌曲。这可能是中国音乐史上会被铭记的一天。
11月4日,阿里音乐发布了一则由董事长高晓松和CEO宋柯的联合声明,称他们“始终怀着正版化的梦想”,而这一天“终于到来”,旗下产品于10月31日下架所有版权不清晰歌曲。
这是高晓松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你原来做一个虚的知识分子在那,没有仔细考虑过很多问题,等你来到大企业里边,对整个思维、视野有巨大的帮助,天翻地覆的帮助。你甚至把以前看的好多历史书都串起来了。整个吸引力简直太大了。”高晓松说。
阿里星球是高晓松上任后推出的第一个产品,除了基本的播放功能外,平台还聚集了几个重要角色:艺人、粉丝和商家。一首歌曲从无到有的全过程都能够在平台实现,它能提供作词人、作曲人、录音棚、混剪、唱片封面设计、企宣推广、演出等全套服务,甚至还能策划明星签售。
有人将这个平台形容为“音乐产业的淘宝”,高晓松并不认同,他把它叫“全球最大音乐平台”。“这会是一个服务于音乐产业里各个角色的平台,平台上会有各种供需信息的流通,并且起到撮合交易、合作的作用,帮音乐产业里的大家把生意做起来。”高晓松说。
高晓松用“青楼”打比方阿里音乐。“古代青楼就是平台,大家到青楼看看最近流行什么曲子,李师师弹了一曲蝶恋花,名人骚客都来填词。除了青楼没有这样的平台,所以大家猜往那儿跑。”这就是高晓松想做的事:扩大音乐产业各个环节与人的接触面积。
此外,高晓松还想通过阿里音乐为自己增添一个新的身份——企业家。“我现在不能叫企业家,因为还没证明呢,我现在是wannabe(想成为)企业家,什么时候能把wannabe去掉,就是真正的企业家了。”高晓松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