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吴祖光培养我学习摄影
左起：六婶郑丽琴、六叔吴祖强、吴祖光、吴钢在东单栖凤楼的院子里，1952年。 张祖道 摄
儿时的吴钢，1952年。 吴祖光 摄
吴祖光在小院子里为新凤霞拍照，1952年。 张祖道 摄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住在北京东单附近的栖凤楼胡同的一个院子里。家里用了一个阿姨叫做秀珍，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大人给讲故事，听着故事才能睡着。秀珍阿姨和妈妈讲故事我不愿意听，最喜欢听爸爸讲故事，他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后来大了一些，知道父亲是作家，是写故事的人。他经常带我出去看戏，也经常看妈妈演出。
父亲一生交游广，朋友多，家里经常来艺术家，其中画家和演员特别多，有时就在家里画画和写字，我看了就学着涂画，爸爸看我喜欢画画，给我买了彩色蜡笔和彩色铅笔，鼓励我学画。这些儿时的涂画作品，爸爸都细心保存下来，直到我长大结婚时，他才把这些存放多年的儿童画交给我。其中有一张画，是我照着六叔吴祖强送给我的一个克里姆林宫的积木画的。
在东单栖凤楼的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其中有不少是抗战时期父亲在重庆的老朋友。那时一位仰光华侨富商的弟弟唐瑜，用哥哥给他的钱盖了一栋大房子，招待父亲和一些文艺界的朋友们住在里面。这些文艺界的人士作息时间没有规律，自由散漫，自嘲为“二流子”。因此这座房子被郭沫若称之为“二流堂”。解放后，重庆“二流堂”的父亲、盛家伦、黄苗子、郁风等又住在栖凤楼的院子里。当年父亲在重庆的老朋友唐瑜、丁聪等也经常过来，所以东单栖凤楼又被称作北京的“二流堂”。后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当年爸爸妈妈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后来影响了我的一生，他就是著名摄影家张祖道。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在满客厅的名人当中，张祖道叔叔总是不言不语地坐在一旁，用心听别人讲话，就像一个戏台上的“龙套”演员。长大后我才知道，“龙套”虽然不讲话，却是最有机会接近主演、最能近距离观察主演的人，这就是一位职业摄影家的潜质。印象中的张叔叔身上总是带着一个新奇的东西—照相机，我对这个东西充满了好奇。
父亲是电影导演出身，摄影并不外行，在这个小院子里拍摄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给我拍摄的彩色照片，可能是夏天热，光着屁股玩水时拍摄的，我手里拿着个小喷壶。旁边的铁皮烟筒上写着粉笔字：“戴大全”，应该是我们院子里的电影导演戴浩叔叔的儿子写的。这是一张真正的135彩色反转片（正片），在当年是十分罕见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父亲一直保存着，经过反右和文革等历次运动居然还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记得父亲说是托唐瑜到国外冲洗出来的。
还有一张底片是父亲正在给母亲拍照的照片，父亲的背影也出现在了画面当中，手拿照相机蹲着在给母亲拍照，母亲在家里小院的南瓜架下，阳光和树荫的结合部，手里托着一个大南瓜。
后来，我们从东单栖凤楼搬到了王府井马家庙的四合院里，家里也有了弟弟和妹妹。我们兄妹经常在院子里模仿看戏的情景，演戏玩。父亲找了一块50公分左右的方砖，用铁架子架起来。在方砖上画上方格，我们用毛笔沾上水，在方砖上练习写大字。后面的字写完，前面的字已经干了，又可以重新再写了。正是这些点滴的艺术训练和熏陶，使得我们兄妹三人长大以后都从事了艺术工作，我做了摄影师，弟弟吴欢成为书画家，妹妹吴霜成为歌唱家。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父亲被打成戏剧界的头号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艰难度日，每天给爸爸写信，我们也间或拍几张照片给爸爸寄过去。
最近我在整理老照片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父亲在香港做电影导演时期的照片，他当时正为周璇、李丽华、孙景路等一线明星拍戏，风华正茂。其中一张父亲穿着花格毛衣、毛绒西裤，脚上是白色镂花皮鞋，坐在藤椅上在花园里晒太阳。父亲在照片背后亲笔题写：“1947摄于香港九龙大中华影业公司。”我还找到父亲1958年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的几张底片，极其宝贵。其中一张父亲拿着帆布手套，棉鞋裹着一层泥浆，裤子上厚厚的补丁已经磨白，后面是草坯泥浆砌起的工房，可以想见当年劳作与环境之艰苦。两张照片对比，十年间人生境遇的变换，恍若天壤之别。
在东单栖凤楼的家中，左起：吴祖光、唐瑜夫人李德秀、新凤霞、吴钢、唐瑜，1952年。
吴祖光在香港，1947年。
吴祖光在北大荒，1958年。
三年的劳动改造时间过后，父亲回到北京，家里又恢复了生气。用父亲的话说：“孩子们像变魔术一样，突然都长大了。”父亲回来后常用家里的一台苏联制造的佐尔基135照相机在院子里给我们拍照，他看到我对相机感兴趣，就鼓励我也试着照几张。那时候的照相机不但要装胶卷，还要根据光线的情况，手动调整光圈大小和快门速度，具体调整到什么位置，要凭经验。父亲就给我慢慢讲解，他生动形象地把光圈比喻为窗户的大小，把速度比喻作开关窗户的时间：“窗户开得大，射进来的光线就多。同样，开窗户的时间长，射进来的光线也会增多。”这样，我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光圈速度调整方法和知识。
好景依然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父亲和母亲都被造反派“专政”，批斗、关牛棚，劳动改造，我们家也从四合院搬到了和平里的单元楼。文革最初的高潮与狂热过去后，学校不上课了，空闲时间很多，我开始摆弄家里的照相机，父亲看我对摄影感兴趣，就正式请张祖道叔叔做我的摄影老师，教我摄影。这个时期我有的是时间，拍摄了很多照片，家里人、周围的朋友、街坊邻居、老师同学都是我的摄影模特。逆光照能够勾勒出轮廓，但是需要反光板补光，找不到粘在反光板上的银纸，我就用带光亮的白纸代替。这时市场上照相器材很少，我和张祖道叔叔经常用家里的幻灯机当作放大机用，放出来的照片模模糊糊，像是潜在水里的影像，父亲看了后说是“抽象派”摄影。后来市场上出来了一种简易放大机，我记得是75元，这是一般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父亲说服母亲给我买了一台，我高兴极了，父亲更是高兴，对家里人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来看放大机。”我把家里的佐尔基相机上的镜头拧下来，装到这台放大机上，第一次放出了高质量的照片。那时候前门大栅栏里有一家国华照相器材商店，因为离着和平门的新华社比较近，新华社里放大毛主席像裁下来的放大纸边，放在这里卖。我和张祖道叔叔每天都在卫生间改成的暗房里研究放大技术，用这些纸边放大照片，以至于后来保存至今的，以狭长的照片居多。每次我们一同拍照时，张叔叔都给我示范，教我如何取景用光，我拍摄过两张照片：张叔叔在我家和平里的楼下，给父亲母亲拍照，我把这个场景拍摄下来，然后又按照张叔叔的取景构图，给父母拍摄了一张合影。
文革当中我给家里人拍摄过不少照片，是我向张祖道老师学习摄影时的习作，现在大部分底片都保存了下来。这个时期妈妈的照片很好辨认，都是剪的短发。而文革之前为了演出方便，妈妈一直是留长发的。文革开始时破四旧，所有留长发的人一律剪成了短发。那时候墙上也只能够悬挂毛主席的诗词，其他一切字画和艺术品都是“封资修”的产物，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对于摄影界来说这套和平里的房子也不陌生，后来分给了摄影家协会的陈淑芬老师，陈淑芬搬走后又分给了摄影家协会的吴常云。这套房子始终与摄影有缘，文革中我在这套房子里跟张祖道老师学习摄影，拍摄了最初的摄影作品，在卫生间里学习放大照片，在窗户的玻璃上用滚筒给照片上光……
文革结束后，我到了《中国戏剧》杂志，与张祖道叔叔一起做摄影记者，和张叔叔学到了许多专业摄影的实践经验。这个时候，正值中央为历届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父亲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一些当年受到父亲问题株连被发配外地劳动改造的朋友也陆续回到北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些文艺界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到我们家里来，与父亲探讨艺术创作，母亲给他们做饭吃，这些人与父亲、母亲感情很深，称他们是“大哥”、“大嫂”。后来在1957年这些人被一网打尽，被打成“吴祖光小家族反党集团”，年轻的剧作家杜高也因此牵扯到父亲的所谓“右派集团”当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改造。杜高与父亲、母亲的感情最深，他后来写了很多回忆反右运动和关于我父亲、母亲的回忆文章。
左起：吴欢、吴祖光、张祖道，1974年。 吴钢 摄
张祖道（左）在给新凤霞、吴祖光拍照，1974年。 吴钢 摄
1979年春，“小家族”平反后，我在家里拍摄到了几个朋友重逢的聚会（见39页插图）。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每一个人都有被劳改、被关押、被侮辱、被批判斗争的血泪史。其中在剧协被打成右派的汪明就惨死在劳动改造当中；而这次聚会中的张郁，1957年在中国剧协做年轻编辑，正是他天真地奉命到我家，邀请父亲到文联提意见。而父亲也是因为这次发言，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张郁则因为这次邀请“大右派”发言、向党攻击而获罪，也被打成右派，妻子离婚，失去公职，流落街头干了二十几年苦力活。1957年王正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剧，才华横溢，也是最年轻的艺术委员会委员，被打成右派后被逐到北大荒，与我父亲在一起劳动改造。这是些患难中的朋友，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下的苦难。
我给他们拍完合影照片后，杜高非常紧张地对我说：“我们见面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剧协的人。”他从一位五十年代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中受尽了苦难，被整怕了，这次回到北京，老朋友见面还是心有余悸。后来杜高恢复了工作，和王正一起做了我们中国剧协的领导。
1980年，父亲第一次出国，是到法国参加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同行的有艾青、刘白羽、马烽、高行健等人。父亲回国时，按照规定可以带回一件免税商品，但是他没有带回当时国内紧俏的冰箱、彩电等，而是用这个免税指标，给我带回了一套当年刚刚在欧洲上市的尼康F3型单镜头反光相机和镜头，这台最专业的尼康相机第一次使用了电子快门，下面可以加装上专用的马达，像机关枪一样连续按动快门拍摄。（当年的照相机与现在的数码相机不同，按动一次快门过后，需要用拇指扳动相机上方的扳手，卷过胶卷，同时上紧快门的机械装置，然后才能再次按动快门进行下一张照片的拍摄。）我尝试着用这台最新型的相机，拨动多次曝光调节钮把胶卷固定住，再利用马达连拍装置，把戏曲舞台上的舞蹈动作连续拍摄在一张底片上。这台父亲送给我的相机陪伴我的摄影生涯，从中国来到法国，在数码摄影的时代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就摆在巴黎我客厅的玻璃柜里，和爸爸妈妈的照片放在一起。有时候我会把它拿出来摆弄一下，听着它“咔、咔”的快门声音，回忆起35年前，爸爸出国回来把它送给我的时候，我是那样的惊喜、那样的高兴。爸爸比我更高兴，他鼓励我用这台相机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摄影作品。我正是用这台相机和它的多次曝光装置，在一张底片上拍摄出戏曲舞台上演员在“四击头”的锣鼓声中的一套亮相动作。也在一张底片上拍摄了武旦演员快速翻身旋转的连续动作。（见35页插图）
我拍摄了这些戏曲舞台摄影作品，开始筹办我的第一次摄影展览，父亲亲自联系了他的一些老朋友来“捧场”：吴作人题写展名，曹禺写前言，黄永玉为我画作者像，曹辛之设计请柬。还请了他的老朋友黄苗子、丁聪、尹瘦石、宗其香、范曾、欧阳中石、溥杰、沈醉等为我的展览题诗作画。1988年10月，《吴钢戏曲艺术摄影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台北爵士艺廊同时开幕，父亲和身体不便的母亲出席北京的开幕式，还请来他们的干儿子姜昆和他们的老朋友赵忠祥做主持。
文革时期的全家照。左起：吴欢、吴霜、新凤霞、吴祖光、吴钢，墙上挂着毛主席诗词，1969年。 张祖道 摄
刘海粟夫妇到家中来做客。前排左起：吴钢夫人范丁蕾、刘海粟夫人夏伊乔、刘海粟、郁风。后排左起：吴祖光、黄苗子、新凤霞、丁聪，1979年。 吴钢 摄
在中国剧协工作的十几年时间里，我拍摄了父亲很多活动照片。特别是1982年我作为摄影记者随同中国戏剧家访问团访问东海舰队，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父亲也是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团里还有父亲的老朋友张颖、凤子等，也有中青年剧作家魏明伦、王肯、于雁军等。魏明伦就是在这次行程中，拜父亲为老师，我们仨在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算是行了拜师礼。从此他常到家里来向父亲请教，我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兄长。
我到巴黎之后，1992年在《欧洲时报》上看到一篇《吴祖光打官司》的文章，把我吓了一跳，后来父亲带着北京京剧院到伦敦演出他创作的京剧《三打陶三春》，我去伦敦看望父亲，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一位安徽来的朋友送了一些茶叶，那时候还不讲究包装，这些茶叶是用报纸包着的。倘若不是用报纸包茶叶，也就没有这个案子了。父亲习惯晚睡，在母亲睡熟之后，他在书房里把茶叶装进茶叶罐，把报纸铺平准备折叠起来时，发现这是一张《中华工商时报》，平时父亲是从来不看这份报纸的，但是报纸上有一篇文章《红颜一怒为自尊》引起了父亲的注意。文章里说了一件事情：1991年12月23日，两位年轻女顾客倪培璐、王颖在北京国贸中心所属惠康超级市场购物，遭到两名男服务员无端怀疑，并受到解衣、开包检查，后查实她们是无辜的，放行后还嘲讽两位姑娘。1992年5月，两位姑娘以惠康超级市场侵犯人格、损害名誉，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当时国贸自称是最大的国营企业，这也是第一起民告官的官司，所以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
吴祖光在潜水艇的甲板上参观。 1982年 吴钢 摄
吴祖光在东海舰队的军舰上参观。右起：魏明伦、吴祖光、王肯，1982年。 吴钢 摄
父亲看过文章后非常气愤，连夜写了一篇文章《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员工》，按照后来父亲的说法是：“基于对两位年轻姑娘人格受到侮辱的义愤，呼吁社会对侵犯和骚扰行为多一些监督，希望高档次商场维护和珍惜自己的‘星级’商标。”父亲写好后封上信封，早上就叫小保姆直接放到信箱里去，寄给了《中华工商时报》。而早睡的母亲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倘若是白天见到了这篇文章，母亲是绝对不会让父亲“多管闲事”写什么文章的，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打官司了。
《中华工商时报》收到父亲的来稿后立刻全文刊登。以后发生的事情更加离奇，1992年11月18日，经法院调解，被告国贸中心向两位原告道歉，并补偿精神抚慰金两千元，原告撤诉，此案告一段落。而国贸随即以吴祖光侵害其名誉权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吴祖光告上法庭，法院立案受理。
我回到北京后，父亲把与这个官司有关的几个关键人物请到家里，有国贸搜身事件的当事人两位小姑娘，还有自愿来为父亲打官司的律师王耀庭。他们一起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上，让我拍摄合影。惠康事件的原告之一倪培璐知道国贸诉吴祖光后，写了一篇《我也写个始末》，也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文章不仅证实国贸中心的工作人员确实将她们推进仓库搜查，而且使用了极不负责和侮辱性的语言。她说：“没有想到为了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竟把吴先生牵扯在内，心中十分过意不去。如果吴老需要我们出庭作证，我们责无旁贷，不惜再上法庭，对簿公堂。”父亲知道后非常欣慰，认为他“得到了最有价值的东西—社会的理解”。母亲新凤霞平时是最胆小怕事的，这次却坚决支持父亲，还根据自己在旧社会的亲身体会写了一篇《官商告百姓》的文章声援父亲。
这个官司引起了记者们和普通老百姓的普遍关注，1992年12月26日，父亲在昆仑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先通知的记者只有十几位，结果来了七十多人。父亲发言“向我起诉竟发生于国贸中心已在朝阳区法院当堂知错认罚之后，其‘捞点便宜，挽回点面子’的用心更加显然。”并认为这件案子“造成了我的名誉及其他方面的重大损失，我保留向原告提出向我赔礼道歉消除恶劣影响并赔偿损失的权利。”法院方面几次开庭审理，大批记者和声援群众围在法院门口，有些记者想冲进去采访，被保安强行拉出来。最近我参加世界华人摄影家访问团到伦敦拍照，碰到摄影家王文澜和解海龙等人。在《中国日报》任职摄影记者的王文澜说“我当年为这个官司的事专门去你家采访过你父亲”。当时在《中国青年报》做摄影记者的解海龙说：“有个冲进法庭采访的记者被保安拉出来，头发都揪下来了，我还拍了张特写照片，手里抓着的一把头发。”
父亲1993年2月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发表的《为老百姓说话我永远态度鲜明》一文中写道：“文化界朋友说，国贸中心出了题目、吴祖光做了文章，各方面人士参加进来做补充，这是一台好戏。我没想到在七十五岁当上了一台好戏的男主角。我想这个角色我一定会演来游刃有余。一生风雨，不平则鸣。天生执着，仗义执言。坐在被告席上，心里却十分坦荡。我知道我是为弱女子、为群众说话，我永远态度鲜明。”
吴祖光和被国贸搜身的小姑娘倪培璐、王颖，1992年。 吴钢 摄
京剧“串翻身”，1986年。吴钢 摄
父亲的老朋友、也是非常了解父亲性格的肖乾先生1993年5月7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评论这个尚在审理中的案子，说出了父亲的性格；“从案子看，祖光不但比我更富于正义感，他也比我更热爱这个社会，对它更具有信心。我们就像是两种路人。他见到不平，就拔刀（或棍）相助，我则胆小怕事，溜之乎也。我谴责我这种态度，倘若人人这么‘明哲保身’，社会就没救了。”
这个官司由于海内外几乎所有中文媒体的广泛报道，引起公众的关注，而且群情激愤，全力地支持父亲，以致于法院骑虎难下、无法判决。一个普通的民事官司，居然打了三年多，连朝阳区法院的院长都换了，直到1995年5月12日才宣告结束。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2）朝民字第3178号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要求被告吴祖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诉讼要求。”法院判定吴祖光的文章属于正常的批评范畴，不构成侵犯名誉罪。宣判的时候，原告居然没有出席。
父亲一生耿直，仗义疏财，从不屈服于权贵，他写的《国贸案结束感言补记》中批评国贸的御用律师：“尽管韩‘大律师’曾对记者说：‘国贸有的是钱，三万两万不在乎……’我非常相信，据说韩律师的工资每年就是几十万，但是我对国家的钱有着和韩律师截然不同的看法，我是非常珍惜国家的钱，宁可把钱贡献国家，也不愿意收取国家的钱的。下面我列举几件实事，来证明我不是说空话：在建国后的1953年，我征得父亲吴景洲先生的同意，把他一生搜求的珍藏字画、铜器、玉器等古代文物二百四十一件全部无偿捐给故宫博物院，事见1985年10月8日《人民政协报》《二十万文物回归记》，列举捐献经过及捐献者三十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人即吴景洲先生，并说明‘都是一级品文物’……”
关于父亲捐赠家藏文物一事，我在巴黎听范曾先生说起过，文革后他曾陪同父亲到故宫观看这批捐赠的文物，范曾说每件都是珍品。他对其中一张吴道子的真迹《西域贡獒图》印象深刻，回去凭着记忆画了一张，题记后赠给父亲。后来故宫出版了一本画册《吴景洲捐献文物图集》，我从巴黎回国时父亲在画册的扉页上亲笔题词后赐予我：“一九五五年，我经手将祖父平生收藏文物二百四十一件捐献国家，一九九三年故宫出版此册留作纪念，唯记载不准确，甚为憾事。书予钢留念。祖光，一九九七年岁末北京。”
父亲还写过一副对联：“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一直挂在家里客厅的墙上。这就是他一生性格的写照。
（本文除注明摄影作者之外的图片均为吴钢供稿）
吴祖光摄于家中的客厅里，壁上是他题写的：“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1987年。 吴钢 摄
吴祖光在《吴景洲捐献文物图集》的扉页上题词，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