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摄影家

三姐妹2

在2013年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上，张晓则通过名为《信封》（2010）的作品——240个信封来展示他在重庆担任报社摄影记者时所收取的大量“红包”（所谓“车马费”）。据他自己说，在他担任摄影记者的三年多时间里，共收到了近400个红包。他把这些“红包”信封都收存起来，在展览中，他以格子状密集排列的方式，突出展现了这些“红包”的存在。“红包”的信封上印有赠送红包的单位的名称，从名字看，既有行政部门，也有或官商或民营或外资合营的各类工商企业。显然，向到场记者派送“红包”已经成为了一个横跨政商各界的普遍现象。张晓在这些“红包”信封上面贴上了他为这些单位的活动所拍摄的新闻照片，直白地呈现了“新闻”（？）生产（？）中赤裸裸的“银货两讫”式的支付与回报关系。

《三姐妹》是我大伯家的三个女儿的结婚照，是我的三个表姐。她们也是跟《亲戚》这个系列有延续的。这是更为“高级”的“影像艺人”作品。这些大都存在于县城，甚至大城市里也有。

作品打印在油画布上，然后请人在原图上缝制婚纱和水钻。最终呈现的是在盒子里的一个立体的影像。

在今天的中国新闻界，记者往往被称为“新闻民工”，意思是他们也是收入微薄、辛苦食的“民工”一族。因此，在收入没有可能体现职业与个体的尊严之时，“红包”在新闻采访中大行其市，也在料想之中。这不是为记者勇于收取“红包”辩护，而是在此给出考虑他们之所以如此的思考空间。试想，当所有的记者都习以为常地在采访活动中收取“红包”，以“红包”中的小钱补贴日常开支时，显然在他们跨越了职业伦理底线的同时，也失去了从事新闻工作所需要的自主性。而这些贴在信封上的“新闻”照片，也已经不需要记者以拼抢方式来获得，这些照片或可安全拍摄，或被安排拍摄，无需记者冒险犯难，因此长期从事并且乐于这类“新闻”的报道，记者的专业能力之削弱似在情理之中。而当媒体充塞了这类报道时，其公信力的衰亡则是不争的事实。从根本上说，“红包”是对于新闻业的致命破坏之一。当然，比起其他置新闻生产于死地的力量，“红包”这样的破坏，只能算是小而又小。

不过，人们也可以通过分析这些被张晓打印在“红包”上的所谓的“报道摄影”照片，知晓这些照片在哪些方面具有所谓的新闻特性、拍摄者遵循了什么样的原则拍摄了、选择了这些照片的瞬间等角度去展开思考。它们同时也都成为了解当下中国“新闻摄影”实践的有意思的样本。张晓的这个触及了当下中国新闻伦理的作品，提出了必须正视新闻报道的底线何在的问题，当然也包含了摄影家本人对于新闻生产实践的反思与批判。

作为故乡的“地方”的意义兼论“地方摄影”的可能性

在行走于绵长的中国海岸线的同时与之后，张晓一直与故乡保持着联系。尤其是在最近，他从自己的故乡发现了更多的创作上的可能性，并且集中精力创作了一批作品。在城市化大潮的影响下，许多中国人抛弃“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毅然离开家乡，在城市里开始了新生活。但是当他们在城市站住了脚，取得了各种收获之后，故乡却愈益成为了心头挥之不去的想念与块垒。而家乡作为一个“地方”，却早已无法容纳他的乡愁了。

故乡为何让人牵肠挂肚？ 因为故乡是与自己的人生一起开始的、从根上开始的了解，因此即使人已离开，但对于故乡仍有一种无法割舍与忘怀的关心。数个关于故乡的作品系列以张晓出生的“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徐家店镇台上村”为具体观照对象，从摄影家的个人经验出发，以手法多样的个案考察来展现张晓对于故乡的看法。这些作品的结构较为复杂，表现形态也较丰富，涵括了照片、录像带与装置等多种艺术表现形态，因此展现的看法（观“看”方“法”）也更充分地体现了摄影家的个人立场与表现方法。

无论是《三姐妹》《大姐》或《亲戚》系列，还是《家庭影院》， 都与他之前的《信封》系列有着某种共通之处，那就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现成品（无论是图像还是实物）的挪用。这样的手法，直接将生活融入到创作中来，赋予作品以更丰富、更丰厚的质感，也为进一步阐释现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虽然《活着》系列指控的是一种行政的荒谬，却也再次将创作了《信封》系列的张晓对于新闻与新闻生产的关心展现了出来。张晓从他母亲的经历获得启示创作了《活着》系列。为了证明自己活着以便领取退休工资，地方上的官员想出了一个“妙法”，那就是，人可以离开地方，但必须在另外的地方将当天报纸与自己拍摄在一起以证明自己活着。报纸这个新闻媒介因此成为了一种荒谬的证明手段，而且同时也证明了某种荒谬。被利用的报纸本身，进入到荒谬的恶循环之中，进一步加剧了荒谬。张晓以行为艺术的方式，通过举报（“举” 起“ 报” 纸） 这个行为来“举报” 自己活着，以此展示这种做法的荒谬。至于报纸本身如何荒谬，天天被张晓举起的头版上的种种图文，可以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

这五个系列各自独立却又因着故乡这个“地方”的原因而相互串连了起来，最终被张晓根据自己对于故乡的思念、观察与思考，构成了一个质感丰富、有机联系的人文主义地方叙述。

在这些作品中，张晓毅然放弃了他在《海岸线》等系列里表现得那么得心应手也是成为了他的风格标签的拍摄手法，转而让更观念性的方式主导了这次创作。张晓的故乡摄影不同于传统的直接指向性的拍摄，而是把故乡以间接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作品中，所有的故乡图像都是间接的、二手的，一反他以前自己一手抓取影像的拍摄手法。但这样反而更令故乡于一种间接之中催生了令人更欲细看的欲望。

而张晓这次的作品，也让我想到，是到了对一个已经在上文多处提到的概念“地方”展开进一步讨论的时候了。

“地方”（place）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意味着是由历史、文化、人文构成的整体的物理空间。人们在“地方”上生息，地方也因为各种原因或繁荣，或凋落。因此，“地方”是有生命的，端赖“地方”上的人们如何维护与保养它。但是，在更大的历史潮流面前，“地方” 往往不堪一击，经常面临的是一路凋敝的困境甚至绝境。即使如此，与个体生命紧紧缠绕的故乡仍然会撩拨乡愁，引发感伤。但是，张晓的故乡作品系列，并不加入那种往往容易把乡愁浪漫化的合唱，而是以硬朗、智性的呈现方式，来带动我们一起去思考作为“地方”的故乡于个体和社会的意义。通过这一系列的有机构成，张晓构建了属于他自身的“有组织的乡愁”（organ-ised nostalgia），以此发掘并呈现“地方”的变迁，重新定义了“地方”，也从视觉上再建了自己的“地方”认同，进而对抗对于“地方”的有组织地摧毁。

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经历出发，张晓的摄影经历了从《海岸线》的由“点”构成的“面”到回到故乡深入挖掘一个“点”的重大变化。这个观念上的变化，于他的摄影带来了重要的变化。但是，发生在他身上的这种变化，是不是也预示着中国当代摄影即将面临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在大面积（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一哄而起）的“空间转向”之后，也许中国当代摄影已经面临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如何以摄影的方式回归特定的“地方”。在中国的摄影家们轰轰烈烈地收拾了各地的景观怪象之后，如果可能，也许是时候该回到各自的出处，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了。如此，中国的巨大变化，无论是从观看手法上还是从观念转型上，可能都会发生一种新的转换。从对于“地方”的审视，来更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了解、展示与思考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或许已经成为必要。这样的摄影，或许已经可以冠名为“地方摄影”。而张晓的一系列关于故乡的作品，可以认为是中国“地方摄影”的发轫之作。

（本文节选自顾铮《从海岸线到故乡——论张晓的创作及其转型》）

2013年的时候在老家呆了一段时间，期间我妈妈的退休工资停发了，咨询了社保局才知道是因为超过一年没有去按指纹。因为只有按了指纹才能证明你还活着，只有这样才能继续领取工资，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去世之后继续冒领。而针对长期在外地的老人来说，不能每年去按指纹的话，社保局也有一套办法：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手持当日的报纸，拍一张大头照片，就能证明你还活着。

所以我想证明我还活着。从2014年7月17日开始，不管在哪里我每天都会买一份当地的报纸，然后找人给我拍一张跟报纸头版合影的大头照。已经拍了三百多天了，现在这已经成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又活了一天。

当然也有忘记的时候，或者在偏远的地区买不到报纸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还有春节期间各大报社休刊，而《人民日报》之类的国家报刊又没有地方买，所以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导致无法当日完成，这样只好事后补拍，像是补了一个证明材料。其实这种补拍正如同我们活着的某种状态，有时候无法证明自己是否活着，浑浑噩噩，弄虚作假，稀里糊涂。而报纸本身又何尝不是，我曾在报社做过五年的记者和编辑，深知国内报纸头版的操作手法，所以这个作品同时将每天的报纸头版内容展示出来，其中的真真假假与虚虚实实无法分辨。

这将是一个持续的项目，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到我死去的那一天，当然也有可能随时终止，假如忽然觉得不想证明了，证明了也无意义。

大姐2

这些照片是几年前我在大姐家里的相册中发现的。这些作品上的人物用的都是大姐的同一张年轻时候的脸，然后“影像的民间流浪艺人”通过电脑软件把这张脸合成到一些时尚模特的身上。

其实现在大姐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大伯的长女，所以按辈分我叫她大姐。大姐很早就离婚了，年轻时也算是我们村镇的一枝花，她一直喜欢打扮也喜欢做一些时髦的买卖，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在村口开设美容美发厅、台球厅，除了理发的客人，身边也有一些不着调的小混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她就似香港电影里的大姐大一般。而我也经常在放学之后混迹于大姐的台球室，也乐在其中。

后来大姐跟邻村一个有妇之夫相好了，算是敢爱敢恨的女人。当然那几年也是命途多舛，后来还是如愿再婚。现在大姐还在理发，只不过改嫁在邻村。上了年纪的她还是要做一些在当地看来比较时尚的事情，比如卖化妆品。

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故乡的巨变，使得这些无形的力量在各个层面体现出来，就像这些照片，就像我的大姐。

1990年代我家买了录像机，这些录像带也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

在当时并不富裕的农村，录像机是一个新鲜高档的玩意儿。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和电脑的年代，电视机是人们家里唯一的图像娱乐。而录像机的出现可以让人摆脱电视的单一节奏，可以自己在家播放电影，甚至可以录下节目反复观看，比如春晚，比如世界杯。当然还可以在家看着泳装美女唱起卡拉OK。

我攫取了录像带里的一些那个时代特有的画面和声音，用一次成像的相纸重新制作了录像带的标签，将六盒录像带的声音片段单独录制并同时播放。在信息封闭的时代，这一盒小小的录像带承载了很多，看似过时的画面和声音，混杂在一起，还原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时光。

每一个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声源，2-3分钟的录像带里的声音，然后6个声音一起播放，乍一听就是杂音，但是走到每一个作品前都能听到独立的声音。

责任编辑／李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