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北京纪事

凌丽是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的女儿，16岁就长到1.77米。因为个子高，1965年初中刚毕业就被选入北京青年女子排球队，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

10年的运动生涯，凌丽与队友夺得过全国女排冠、亚军的荣誉。退役后的凌丽当了教练员（郎平等就是她任教的队员之一）、政工干部等，业余时间开始学习声乐，至今68岁的她还活跃在声乐道路上。

凌丽一生只从事过两个行业，体育事业和歌唱事业，干一行专一行。她说这都是来源于父母对她的教导和得益于运动队伍的锻炼。从小父母就教育她：“我们的路是自己走，你们的路也要自己走。”

凌家家史：不愿做高高在上的满族人

凌丽的父亲凌子风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他导演的《中华女儿》《红旗谱》《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等经典影片已家喻户晓。母亲石联星1932年参加了红军，是当年红军中“三大赤色明星”之一。新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就是她父亲凌子风导演的《中华女儿》和母亲石联星主演的《赵一曼》。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从瑞金到延安、晋察冀，凌子风一家人演绎了一幕幕红色故事，至今为后人自豪。

凌丽住的房子很小，家具简单朴素，但装饰布置却清雅温馨。柜子上摆着她与父母相依相偎的全家福，她身着军装神采飞扬的指挥照，还有她母亲主演的电影《赵一曼》的剧照。

“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凌丽说，“祖上几代都在朝廷里做官，无论武官还是文官，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为官清廉。”

清朝一亡，凌丽的祖父凌望超就把辫子剪了，特立独行的他，不愿意做高高在上的满族人，就把户籍从北京迁到他一个四川同学的家乡合江县落了户，连姓也一并改姓凌。

凌丽的祖上原来姓景，是满族正蓝旗。爷爷凌望超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会8国文字，靠翻译工作谋生，当时中国人学法语用的教材都是他编写的。

在家里，凌望超的5个孩子早早就学起了各种外文。他教大女儿凌成竹学英文，长大后她学习画画，是画家李苦禅的第一位夫人，解放后在天津美院当老师；二女儿凌颂瑢（后改名江峥）学日文，长大后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在重庆市政府做行政工作；老三凌子风学法文，解放后从事电影导演工作；老四凌宣学英文，解放后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师，凌宣的孙子凌霄肃是当今的一名演员；老五凌靖当时还小，一直跟父母生活，解放后在北京林学院当教授。

父亲雕刻了解放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

有良好家风的凌氏五姐弟，赶上了日本侵华战争年代。大姐凌成竹参加全国妇女救国联合会，还去过延安。凌丽说：“我大姑妈与李苦禅一同拜大画家齐白石为师学画，相识并结婚。我父亲17岁时，参加了共产党外围文化团体，被国民党误判送进苏州反省院。10个月后出狱，大姑妈对父亲说：‘你学的画画、雕塑、舞美，到延安才能真正展示这些才华。’这样在大姑妈的影响下父亲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二姑妈去盐城参加了新四军。”

凌丽与哥哥整理出版的父亲回忆录在家什么都会做的凌子风凌家人积极参加抗战，在北京的家就成了共产党的红色交通站。给前线买药、买枪的联系人都在凌家落脚。有人问这些是什么人？凌奶奶就说是儿子的同事，来看病的。

1938年，凌子风在去延安的路上，直接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陕甘宁、晋察冀地区，边打仗边宣传抗日。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前，西北战地服务团已经解散，合并到鲁迅艺术学院。凌子风在学院戏剧系教书，当时，鲁艺师生决定刻毛主席像章为大会主席团献礼，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凌子风。

凌丽说：“父亲一夜没睡觉，在一块砚台上凭印象刻出了解放区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像章被复制后，送给主席团成员一人一枚。周恩来副主席看了很喜欢，就向父亲要像章的原版。周副主席说：‘这比翻铸的还要好，肯送给我么？’父亲就把它送给了周副主席。”

由于战争，第一枚毛主席像章的原作已不知去向。陈毅将军把他保存的那一枚，在去世前交给了儿子陈昊苏，陈昊苏又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了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妈妈是我们家的“政委”

凌丽的母亲，是当年与李伯钊、刘月华一起被苏区红军称为“三大赤色明星”之一的石联星。

说起母亲，凌丽特别骄傲，她说：“1950年母亲主演电影《赵一曼》，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女演员。”著名艺术家于蓝曾对凌丽说：“你妈妈当年演的赵一曼，塑造的抗联时代的女英雄形象，既亲切又朴实，很成功。你妈妈有红军经历，表演非常有时代感，所以我们都很敬佩她。”凌丽与母亲石联星当年，石联星是红军八一剧团的主要成员，《共产儿童团歌》的歌词：“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就是她编写的。

凌丽说：“妈妈的经历和赵一曼很像，她18岁就到上海参加救亡演剧队，搞过工人运动。她带着女工们为苏区绣制的两大箱红旗，冒着生命危险带到了江西瑞金。在苏区，敌人来犯时，她和战士并肩作战；空闲时，她教战士认字；在红军剧团她编剧本、任导演、当演员，用一出出话剧、歌舞来激励战士的斗志。那时候，每周一开表演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许多将领都和战士们一起来观看他们的演出。解放初期，是周总理亲自推荐我母亲来担任电影《赵一曼》的主演。”

由于战争年代四处奔波，石联星身体不是很好。解放后不能再演电影，就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导演。这也是为了支持丈夫的电影事业，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凌子风一生拍了18部电影，有15部都是妻子石联星在背后默默支持下拍摄的。凌丽说：“爸爸常年在外拍戏，回到家，妈妈总是给他准备了一大摞简报帮他分析政治形势，确定艺术方向，供他参考、学习。爸爸常笑称，你妈妈是我们家的政委。”

石联星是全国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1984年70岁病逝。凌丽说：“妈妈在临终前对我们姐弟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你爸爸以后如果要结婚，你们要理解他，不要干扰他。’我们懂得妈妈对爸爸的爱有多深。”

不嫉妒，不羡慕，不眼馋，不比高低

凌子风石联星夫妇，既为革命者，又是艺术家，自内而外的高洁气质自然而然地传给了下一代。

凌丽说：“父母整天忙于拍片、教学，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住校，小学、初中再到运动队，都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跟父母接触很少。但从小生活在集体中，培养了我的独立能力。其实我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是用行动教育我们，要勤奋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对人真诚坦然，认真做人做事。”

1945年石联星带着6岁的女儿梅子来到延安，和凌子风结的婚。梅子虽不是凌子风亲生，但这个爸爸对她特别好。凌丽说：“梅子姐姐身上穿的棉袄都是父亲用大人的棉衣一针一线改成的。当年军队辗转行军，驴背上有两个筐，一边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一边就是梅子姐姐。”

凌子风曾经说过：“我不嫉妒，不羡慕，不眼馋，不比高低，不记仇，不自卑也不泄气。”这些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凌丽至今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住着35平方米的公租房，生活得很安逸。由于当运动员时高强度的训练，如今的她伤病累累，走路还需拄着拐杖，但这些一点儿不影响她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凌丽告诉记者：“爸爸常对我说，我们的路是自己走的，你们的路也要自己走。我们姐弟3人一直是这样做的。”

凌丽与著名演员刘江凌子风很少表扬自己的儿女。在凌丽的记忆里父亲只对她做的两件事表示过赞许。一次是1970年，她在北京女排当队员时，与来访的日本女排比赛。凌丽说：“那时，日本女排在国际排坛上很强。尽管当时我不是主力，但爸爸妈妈都去看了比赛。一开始日本队员喊声震天，又是跺脚又是拍手又是满场跑，我们哪儿见过这样的阵势，很快就以0∶15和1∶15的大比分连败两局。我急了，多次请战，到了第三局，教练终于对我说：‘凌丽，你嗓门大，你上场！’我上场后，打一球就大喊一声‘嘿！’真是有效，第三局虽然13∶15输了，但这是日本女排此次中国之行输球最多的一局。比赛一下来，爸爸就对我说：‘你可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这场比赛之后，凌丽站到了主力的位置，直到1975年从球队退役。

退役后的凌丽，一边当教练一边开始了声乐的学习。当学到第17个年头的时候，1991年，国家体委举办了中国优秀运动员歌唱比赛，凌丽获得全国冠军组第一的好成绩。她笑着说：“爸爸特地来看我比赛，因为评委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不愿意因自己影响比赛的公正，就坐到了观众席上。当宣布比赛结果，我获得了第一名时，爸爸站在看台上对我的声乐老师深深鞠了三个90度大躬。见此情景，我热泪盈眶，能得到爸爸的肯定真是太不容易了。”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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