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的最后岁月
杨以增（1787-1855），字益之，一字至堂，山东聊城人。杨以增以藏书知名，所建“海源阁”被誉为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以收藏精善宏富著称于世。同时他坚持为官之德，熟悉基层情形，是典型的晚清经世派官员。道光二十七年（1847），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专折奏请以杨以增暂时署理抚篆，称杨以增“历在湖北、河南、甘肃等省办理诸务，臣见其诚正清勤，明敏谙练，实为臣所不能及”，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杨以增在陕西巡抚任上不到两年，就再次被道光帝简拔重用，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担任江南河道总督一职。李星沅在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日记中写道：“酉刻接吏部行知芸翁（按：即杨以增之前任河督潘锡恩）开缺，已允准河督署杨至堂，先以予兼署。至堂固中外所拟议者，必令南河有起色。” 由此可见，杨以增已是众望所归，成为江南河道总督的不二人选。
一 驻节清江 苦撑危局
清代以河政、漕运、盐政并列为三大政，江南河道总督驻节江苏淮安清江浦，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水利事务，“掌黄淮会流入海，洪泽湖汕黄济运，南北运河泄水行漕及瓜洲江工，支河湖港疏浚、堤防之事”。江南河道总督一职是否得人，直接关系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能不能顺利运京，责任非常重大。特别是晚清河工积弊已深，伏汛经临，便致决口，几乎成为南河修守的常态。“河工向来比照军营法，故河督下至河厅得罪，有枷号者，有正法者，而年年安澜，皆有保举。……然乾嘉时，人皆以河工为畏途，盖赏虽重而罚亦严耳”。由此可见，江南河道总督已经成为当时有名的要缺和难缺。正因如此，对杨以增出任江南河道总督一职，他的不少朋友颇为担心，有的甚至直接劝他设法请辞，但杨以增说：“吾稔知矣。徒以受皇上特达恩，以县令超擢至此，欲决去，诚不忍于心。” 由此可见，杨以增是怀着报答皇帝知遇之恩的心情勉力任职的，这也是其驻节清江、亲临河干、身先士卒、补苴罅漏、尽力支撑南河危局的深层原因。
担任江南河道总督后，他深知岁料为河工根本，在汛情来临之前，经常周历各厅，现场履勘工程，查验工料。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初八日，杨以增上《查验岁科及勘办春修工程折》称：“臣于三月中旬将应备重运挑筑各工料理放心，即由北岸先赴徐州，上自丰北渡黄挨查而下，……复由南岸前赴海口，直至工尾，渡黄而上，现已旋抵清江。计黄河十五厅，里河、运河、中河三厅均已周历，除萧南厅向不预发岁料外，其馀各厅岁料按册差点，均系如数堆足。” 在大汛经临之时，他经常亲驻闸坝，指挥抢险。道光二十九年，“自春徂夏，江浙雨多水大，以致江河湖海同时并涨，积久不消，为历年所未有”。外南厅吴城七堡发生险情，杨以增亲自驻堤指挥：“臣现亲驻该工，一面严催料物，一面督令抢镶，不容歇手。” 特别是在咸丰元年黄河丰北决口后，他不顾年高体弱，亲执畚锸，挖土培堤。因为堵口工程浩大，他和两江总督陆建瀛“除夕风雪中暮宿河上”， 并未因摘顶赔修稍有懈怠，其任劳任怨、悉心办工由此即可概见。
在办理南河事务的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围剿太平天国起义。杨以增所驻淮安清江浦是太平军北上的要道，形势严峻，防堵任务非常繁重。杨以增于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七日上《江北防堵紧要请拨兵拨饷折》称：“查扬州为江宁下游，清江距扬州四百馀里，为由南至北水陆通衢，无城郭可守，无险隘可恃，……扬州有警，则淮安可危。过淮安则渡黄而北，直窥东豫，诚如圣谕，必须严密防守。” 当时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地方大员均在江南督战，江北防务便落在杨以增肩上。他奉旨督防江北，“征兵募勇，勤训练，信赏必罚，联众志若一”，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杨以增悉心筹划，积极应对，清江得以安堵如常。梅曾亮说他“先机运微，筹画兵食，不见罅漏，兵民安谧于无事。浦之南江宁、镇江、瓜州，西北则庐州，北则河南，贼或据或流，烽火相望不绝，独丽浦郡县民饮食得安乐，商贾得贩卖，熙熙然不知数百里外有十万环寇师”。 此外，他自咸丰四年（1854）起，又兼理淮北盐务，“初，两淮盐课岁输以巨万计，自粤匪据长江，引滞不销。公时兼理鹾（cuó）务，设法征解，庐州、扬州两大营军饷得无匮，而淮徐亦以愈安”。他曾回顾自己这段经历，“自三年粤匪窜扰金陵、镇扬之后，清淮相距甚近，贼氛既咫尺相侵，土匪复到处窃发，抚臣均在江南堵剿，所有江北之徐州、淮海一带幅□辽阔，防御甚难”，当时长江一带形势岌岌可危。但是杨以增“设局筹防，练兵团勇。……设法劝捐抽厘，购铜铸钱，鼓励各属，齐心团练，仰赖圣主洪福，官民并力，是以土匪、海寇均得随时剿办，未致酿成巨患”。由此可见，杨以增在担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不仅办理南河河工，并曾兼署漕运总督，同时还要筹划防堵太平军，积极筹措军饷，可谓身兼数职，责任綦重，为支撑南河危局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海源阁二 扶病操劳 卒于任上
咸丰五年（1855）是杨以增担任江南河道总督的第八个年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年初，他接奉御赏“福”字一方，并对咸丰帝的眷顾专折谢恩。同年六月十八日，黄河决口于东河总督管辖下的河南铜瓦厢，下游尽成泽国，损失极为惨重。咸丰帝九月初四日上谕称：“杨以增熟谙河务，于古今治河源流谅能通晓。如有所见，不妨据实敷陈，以备采择。”表明年轻的咸丰帝对杨以增治河才干的充分认可。杨以增原本身体很好，他说，“臣甫届七旬，身体素健，方以为犬马之劳堪以长效”，是非常想在此多事之秋，为国家、为皇帝多多尽力的。但他毕竟已经六十九岁，特别是担任江南河道总督后，面临艰危时局，连年辛劳，耗散心血，身体也大不如前，“讵而三年来筹饷之难，办事之苦，心力交瘁，每至彻夜无眠”。当时他的同年好友梅曾亮正居于他河督节署之清晏园，目击杨以增忙于公务，心力交瘁，深有感触地说，此时清江安谧，“岂非公心力之为之欤，而公之心神亦自此伤矣！”
咸丰五年（1855）入秋以来，杨以增罹患泄泻，这是夏秋之际的常见病，开始时杨以增并未在意，“延医诊视，佥以为思虑伤脾，投以安神培土之剂，亦无大效”。因为公务繁杂，他无法静养，这也直接影响了疗效。但“凡河务军务，臣仍带病勉力经理，不敢以微疾具折请假，致烦圣心”。可见杨以增即使患病，也并未因身体原因耽误公务。自咸丰五年（1855）八月以来，他先后抱病上各类奏折十八件。其中，于八月初三日和八月二十七日先后上奏南河河工修守及防堵捻匪窜扰情形，于咸丰五年八月十七日上奏保举江苏候补知府金安澜等剿捕洋匪出力人员，并请拨本年防料银票及来年岁料银两；于咸丰五年九月三十日上奏为江苏官绅捐输请奖。他所考虑的始终是如何顾全大局，鞠躬尽瘁，以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而自身的利弊得失是无暇计及的。作为南河总督，他最大的心事仍然是丰工决口一直未能堵合，“乃咸丰元年以后黄水非常异涨，致有丰工之事，咎戾滋深，渥荷宽恩逾格，浃髓沦肌”。他既深感于君恩未报，又深悯于百姓流离，为此于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上《丰工旧口门仍请赔堵折》：
惟丰工口门以下被水之区四年以来尽成泽国。现在上游旁溢，田畴可期涸复，灾民次第归来，群思及时播种。但丰工口门以上、兰工口门以下数百里长河积水甚多，若不即为筹堵，来年大雨时行，两岸滩水汇同巨浸，仍由丰工口门滔滔下注，则新种之地又有淹灌之虞，颠沛穷黎何以堪此？况昨议督工，民可复业。将来民力稍苏，于劝谕经费较易为力。又无业穷民闻工作将兴，纷纷就食，……伏查丰工口门下游被灾以来，哀鸿四散，于今数载。适值黄流北溢，百姓扶老携幼踉跄归来，希冀及时复业，系属实在情形。若口门缓堵，则上游数百里漫滩雨水均足下注为灾，沟壑馀生殊堪悯恻。且本年东豫被水灾民佣趁无方，窃虑皖匪煽诱，流而为匪，亦急需以工代赈，冀免他虞。谨据实覆陈，仰恳天恩俯念灾民望堵情殷，准照前奏赔堵。……如蒙俞允，容臣督催工员豫雇人夫，一俟交春，天气融合，即可择日兴工赶办。
此折对灾民的困苦情形表述得非常动情。他既考虑到灾民恢复田庐，又考虑到灾民以工代赈，时时处处为灾民着想，对百姓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此时距他去世已不足两月，梅曾亮说：“而公则以塞河未成自悼叹，临终时犹筹度其事未已也。” 于精心筹划之中，病情却在不断加剧，他也似乎预感到时日无多，“嗣于冬至节后泄泻日加，饮食日减，复进参芪补剂，如石投水，总缘下泄日久，气血亏极。现在饮食不进，危在旦夕，君恩未报，赍恨无穷”。带着未能堵合决口以报君恩的遗憾，杨以增于十二月十八日在南河节署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他在去世之前，对南河河库库存钱钞俱加谨封储，暂委淮海道梁佐中就近代办河督衙门事务，并委托他将自己的遗折转交两江总督怡良上奏咸丰帝。去世之时，其好友梅曾亮、高均儒、子绍谷、绍和等均在侧守候。梅曾亮是杨以增的同年好友，晚年颠沛流离，杨以增专门派人把他接到清江同住，并为其刊刻诗文集。杨以增的离世，使年逾七旬的梅曾亮痛苦万分，“抚尸恸而无泪”。高均儒曾任浙江书局总校，咸丰间客游江淮，为杨以增校刻书籍，与杨以增交谊深厚，“户部（按：指梅曾亮）与均儒视敛，相对哽咽不能语”， 二人对好友的去世均悲痛异常。杨以增去世后，诸友人纷纷为文悼念，梅曾亮作《家传》，龙启瑞作《神道碑》，许乃普作《墓志铭》，丁晏作《祭同年杨河帅文 》，其缕述杨以增之才干与德行，无不曲折低回，发自肺腑，缅怀痛惜之情溢于辞外。尤其是其挚友梅曾亮当时“患鼻鼽，旋淮安寓舍。逾旬，撰《家传》寄示。不数日，先生亦卒，是为咸丰六年正月十二日，距先君子薨仅二十四日”， 用最后的心血和气力为杨以增作《家传》，其友情之深，竟至于生死以之。则二人之谊，较之古人，亦犹有胜之。
运河杨以增“守身如金城汤池，粟私不可攻至。与人接务，恢恢乎如河岳之无涯量”。其待人以诚，任人以专，从未以私憾责人，深受河署大小官员之爱戴。南河官员敬其德，服其才，并对其知遇重用之恩颇怀感念。去世后，众河员公推淮海道梁佐中主持妥善办理杨以增丧事，以尽南河共事之谊。杨以增之子杨绍和多年来即“侍端勤公（按：杨以增谥端勤）于戎幕，赞画机宜”，是杨以增任职南河时的重要助手。父亲去世后，杨绍和“哀毁骨立，然检核文书，勾稽钱谷出入，皆井井有条”。可见，杨绍和既尽孝举哀于前，又能够强忍父亲去世的巨大悲痛，认真处理杨以增身后事务，各类账目并未因父亲去世而错讹混乱。“其后，河决贾庄，前后总督咸罹摊赔之罚，独端勤公无所挂累焉”。杨绍和用自己的沉稳与干练保护了杨以增的一世清名，此亦为孝之一端。
杨以增去世后，杨绍谷、杨绍和兄弟二人于咸丰六年二月扶柩回到山东聊城老家。咸丰八年戊午（1858），绍谷、绍和安葬杨以增于聊城县西乡田家庄之孝思原，由至交朱学笃书写墓志，并刻石立碑，此碑新中国成立初期尚存。杨以增之祖、父均葬于此，当地人称“杨家林”。杨家林占地二百馀亩，坐西朝东，有墓葬坟地、林道牌坊、护林住所等，周围又有杨家购买的大片土地，号称“杨十八顷”。“文革”初期，当地干部和学生开始了“砸烂杨家坟”的“破四旧”行动，杨氏坟墓和林道、牌坊等一同被彻底毁掉， 杨以增墓今已不存。
三 流风善政 遗爱在人
杨以增先后从政三十馀年，官至江南河道总督。他始终注重职守，勤勉办事，“总督河南，兴利除弊，竭虑殚精，工程则力求其坚，款目则必核其实。是以宣宗成皇帝有‘尽心职守，一洗旧习，朕甚嘉焉’之论，文宗显皇帝有‘卿能克勤克敬，亿万生灵蒙福’之论”， 道光帝和咸丰帝对杨以增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期许。而杨以增不论在何地任职，每次调任，阖境士民往往遮道攀辕走送，至有泣下者。他于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后分发贵州，权长寨同知。当时“有夫出妇者，讼于公。公婉谕之竟日，夫妇皆感悟拜泣去”。有老吏必侍侧倾听，每讯一狱，辄不胜叹息，及去任，哭而送曰：“小人年七十矣，未见有慈父母如公者也。” 可以说，杨以增正是凭借自己的工作实绩赢得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的肯定，这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杨以增忠于职守，认真办事，去世之后，得到了同僚的高度评价。两江总督怡良代他转交遗折，并于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南河总督杨以增因病出缺请照军营病故例议恤折》称：“伏查杨以增心术醇正，操守清廉，历练老成，明达政体，自咸丰三年至今，总理江北团练防堵事宜，会办淮北盐务，殚心竭虑，夙夜精勤，未尝以矫激沽名，亦不听以因循致误。兹因积劳病故，闻其宦囊萧然，深为悯恻……可否照军营病故例议恤。” 怡良与杨以增共事多年，不论是办理南河河工，还是防堵太平军，两人都协力为之。他对杨以增非常了解，对他的品格、才干及贡献的评价可谓中肯贴切。咸丰帝对杨以增委以重任，对其猝然去世深为悼惜，并颁谕称：“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由知县晋升任府道，洊历封圻，调任河督，宣力有年。前因丰工漫口，降旨革职留任。比年因淮徐一带逼近贼氛，督办防堵事宜，不辞劳瘁，诸臻妥善。兹闻溘逝，轸惜殊深。”并随即解除了杨以增革职留任处分，照军营病故例赐恤，并赐祭葬。同时由国史馆立传，恩荫一子入监读书，期满以知县铨选。杨家得旨后，旋请以长孙杨保彝承荫。咸丰七年（1857），山东巡抚崇恩提请入祀乡贤祠。咸丰九年（1859），陕西巡抚曾望颜提请入祀通省名宦祠。同年，两江总督何桂清等提请入祀淮安清河名宦祠，均奉旨入祠。两江总督马新贻于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已故河臣杨以增勤劳懋著吁恳赐谥折》称：“及奉命督防江北，当癸丑之春，江宁、镇扬相继失陷，清江为南北门户，该河臣筹饷募兵，力扼上游，迎剿高宝以下，迭毁贼营，并分兵严防盱眙之浮山、泗州之潼河，遏贼绕袭之路。……前后四年，清淮终无失事，至今阖郡士民感念不忘。……清淮绅士追念恩勤，合词吁恳。”“天恩俯准予谥，以彰荩绩而顺舆情。” 此外，杨以增之清廉亦得到清淮百姓的充分认可，《清河县志》载“卒之日，库存甚富而私橐萧然，人以为清如黎襄勤云。郡人既请崇祀名宦，更为请谥于朝” ，亦可与马新贻所奏相印证。足见杨以增为清淮安宁付出的辛劳，当地官绅百姓是铭记不忘的，因此被追赠右都御史衔，并谥“端勤”。综杨以增之一生，他殚精竭虑，尽心履职，虽然从政尚有遗憾，但其忠君之情、为国之志、爱民之心并未被时光磨灭，正可谓岁月沧桑，正道不泯，流风善政，遗爱在人，口碑自在人心。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