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人格与境界的天成
“格调”是一个兼具审美意味和价值倾向的古代思想文化术语，在用于人物品评时，是指文质彬彬的君子；在用于文学艺术鉴赏时，是指思想纯正、旨趣高雅且风格形式优美的作品。今人仍然常用格调高低有无来评价人、文章、艺术作品及其他各类审美对象或实用对象，体现出这一术语的生命活力，也昭示着传统思想文化历久弥新的价值。
“格调”一词在古今各类文本中广泛使用，给确切把握它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带来一些困难。本文略考其源流，阐明其核心内涵，以有助于今天的写作者、评说者运用它，也有助于读者理解它。
一 从人物品鉴到人格风范
“格调”用于人物品鉴要从“格”说起。“格”的本义是格子、架子，能让东西摆放有条理，由此引申出法式、标准、规范等含义，意为“行为准则”。《礼记·缁衣》中载孔子语：“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行有格”即做事遵循礼仪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格”又进一步引申指人格，是做人的准则内化为人的道德修养，外在表现为言语、行为，乃至体现于文章和艺术作品中。
“格”作为人物品鉴术语，常与“风”连用，如《晋书·傅咸传》中说：“咸字长虞，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 又《晋书·庾亮传》中说：“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又《世说新语·德行》中说：“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今天意义上的“风格”指人的言行外貌特征或作品的语言形式特征，这几段文字中的 “风”和“格”两个字则要分别论之：“风”指外在感染力，“格”是此力量的内在源泉，是精神人格。傅咸、李膺的高尚德行、宽广胸怀自然体现为外表的端严、庄重、不怒自威；庾亮作为玄学名士，其超凡智慧、高洁心性也体现为超越物外的气度；他们的“风”与“格”具有一体性。
“格”与“调”的关联，首先在于二者都有“规范”“法式”的含义。“调”是音调、乐调，亦指诗歌特定的调式或音律规则，也就是格律。谢榛《四溟诗话》中说：“夫平仄以成句，抑扬以合调。”“合调”一词表明，声调有规则，因而“调”字本身就具有 “规则”的意味，是保障诗歌具有音乐性的审美规范。
意义相近的字对举、并举乃至连用是古汉语中常见用法。“格”和“调”因为都具有规范、法式的含义而最终组合为一个词，是道德规范与审美规范的统一。故而我们说格调这个术语兼具审美意味和价值倾向。
“格”与“调”因意义相近而组合，还要考察“调”与“风”的关联。二者都是形式美范畴，都意味着直观的感染力，因此“格调”与“风格”可谓意义相近。只是后来“风格”作为一个偏义复词，主要指向形式美，而“格调”则保持内在之善与外在之美相统一的意义。
“格”“调”连用初见于唐诗中。我们来看两首将“格调”用于人物描述的作品。其一是秦韬玉的《贫女》：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在这首诗里，“高格调”与“俭梳妆”相对，意思是贫女尽管没有华丽服饰，但是天生丽质，无须装扮，并且心灵手巧；生在寒门而不甘平庸，专心工艺而毫无媚态，心气不泯，性情高洁，这才是真正的高格调。要理解贫女格调之高，还得联系唐以前诗文中的“贫士”形象来看。从《论语》中安贫乐道的颜回形象，庄子笔下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神人，到陶渊明笔下亲近田园、忘情酒中的贫士，构成了一个贫士形象系列。他们贫而不丧志，有气节，执着追求人生真谛，乃至追问宇宙自然奥秘，超然物外，乐在其中。“贫女”的德行、气节、思想境界、艺术品位与他们一脉相承。当然，其美丽、善良、柔弱更容易让读者觉得心疼，而和诗人一样为之鸣不平，其“风流高格调”反倒可能被忽视了。
再看韦庄的《送李秀才归荆溪》：
八月中秋月正圆，送君吟上木兰船。
人言格调胜玄度，我爱篇章敌浪仙。
晚渡去时冲细雨，夜滩何处宿寒烟。
楚王宫去阳台近，莫倚风流滞少年。
“玄度”是东晋名士许询的字。许询与谢安、王羲之、孙绰、支遁等常有交游，参加过兰亭集会；与孙绰并为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他善析玄理，是当时清谈领袖之一，隐居深山，而经常得到四方诸侯的邀请与馈赠。显然，“人言格调胜玄度”，以许询比李秀才，此“格调”是指人的性情、心态、修养及外在表现出来的风采。
唐传奇中也可见“格调”一词用于人物描述。如《霍小玉传》中，鲍十一娘在李益和霍小玉之间牵线搭桥，先得到霍小玉应允，然后来找李益，说：“故霍王小女，字小玉……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这里的“格调”是外貌、才德等的笼统说法。故事的发展表明，李益对爱情不忠贞，有才无德，不是彬彬君子，当不起“格调”这么美好的词语。
总之，就人物品鉴而言，“格调”既指人的外形、风度、气质美，亦折射其内在美，是人格美与风格美的统一。
二 诗文评论：形式美与高境界的结合
“格调”作为诗论术语，是要求诗歌既具有美的形式，又具有大格局、高境界，前者是“调”的审美涵义决定的，后者是“格”的人格、道德涵义决定的。这两个字起初是并举而非连用的，连用之后，有时也还分而论之。
皎然《诗式》中说谢灵运的诗“其格高，其调逸”，这里“格”是就内容整体而言，是谢灵运特立独行的人格转化成的精神境界；“调”不单指音调，也是就形式整体而言，指其音调和谐而自由，遣词造句纵心任情。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论“格”而不论“调”，如说郑谷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此“格”指的是诗的境界。又说晚唐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此“格”是诗人胸怀、境界赋予作品的总体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前三者大体对应于“格”，后二者则是对应“调”。严羽系统地探讨诗法，后世诗法及文法的基本问题大多不出此范围。宽泛意义上的格调论，包括思想要求和艺术要求、内容与形式关系以及整体上效法古典还是重视新变的古今之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沧浪诗话》中都有所涉及，故而严羽被视为开后世格调论先河之人。
“格”“调”在诗文评中的连用标志着格调论正式出现。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中三处出现“格调”。第一处是说写诗要“往复讽咏，得于心而发之乎声”， 随句式长短来调配音节，虽千变万化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果机械模仿古诗的平仄和句式，则“非惟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此处的“格调”是指诗体及节奏变化，属于形式美范畴。第二处是说诗有“时代格调”，并举了个实例：一次侍郎费廷拿着一本时人不曾见过的新印诗集，掩住集名、人名，只让李东阳看了其中一首诗，然后问是哪个朝代的诗。李东阳说是唐诗。又问作者何人，李东阳说须得再看两首，看毕说是白居易。二人大笑，原来这正是《白氏长庆集》。此处的“格调”，是指诗作在形式方面的某些特征，同时也是指诗人的总体风格，“时代格调”即相对于模仿古人而言的独特风格。第三处是说欧阳修作诗追求“格调”，联系《六一诗话》来看，此“格调”是指思想境界；由此来看，“格调”有时偏于“格”的含义，是就内容而言的思想境界，有时偏于“调”的含义，是就形式而言的审美性。
李梦阳以“格”和 “调”分别指诗歌体制和音调，如《驳何氏论文书》中说：“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潜虬山人记》中说：“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 “格高”指诗歌整体格局大、境界高，来自皎然；“格古”指以古体诗为典范，来自严羽；二者合为“高古”。“高古者格”即从诗歌体制上、从诗之整体上推崇效法古体诗。李梦阳还认为“调”也以古体为高，其《缶音序》中说：“诗至唐，古调亡矣。”又说“宋人主理不主调”，即批评宋诗音乐性、审美性不如前代。
因为“格”指诗歌体制，是观作品整体，所以就有了格局、境界的意思。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从作者入手，疏通了才、思、调、格的关系:“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才学是诗文构思的支撑和驱动。在诗文构思中，各种形象转化为意象或情感符号，按照一定的语言节奏、声调组合，形成一个整体，呈现为外在的体制、格局。体制尽管是最后形成的，不过，已经存在的典范作品在体制方面规范着后人的创作，所以，调生格，格反过来制约调。“调即诗之境”指的是，意象、情感符号与音调共同构成诗的意境，“格即调之界”指的是，音调是配合内容表达的，也要合乎整个体制或形式规范，合乎内容需要。
概括明代的格调论，“格”是诗歌体制、整体格局，是知觉层面的诗歌内容，指代作品的境界和思想价值；“调”则是听觉层面的音节声调，与视觉层面的诗体——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等相应，关乎情绪和感觉，不一定涉及意义。二者的结合，是形式美与或高远或深沉境界的一体，只是在具体的诗文评论中可能偏于某一方面的意义。
从严羽至李梦阳等的格调论，除讨论诗歌的形式与境界外，还展开了两个具有一般性的文论问题，一是崇古还是创新；二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主情还是主理。这些问题，《文心雕龙》中已经解决了：前一个，当是宗经与通变相结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揣摩、效法经典，同时应该鼓励创新；后一个，则按唯务折衷的原则去处理，兼重内容与形式，兼重思想性与艺术性。这是自古至今的主流文学观念，只不过不同时代由于种种原因，论者会偏向某一端。不同时期的格调论，也就会为此重新展开讨论。清代沈德潜对此做了比较完整的总结，今人讨论也很多，不再是一个难题，故我们略而不论。
值得重视的是，当格调论涉及到古今之争、情理之争、内容与形式之争时，道德与审美、人格与文风的关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从孔子、刘勰到韩愈，都注重传统道德的永恒价值，要求文章传播正确思想，培育健全情志，同时也对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提出了高要求。明清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将人格与文章、艺术风格统一起来。徐增《而庵诗话》中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这种观念影响下的格调论者，不管论人还是论文艺，都突出了优美风格与崇高境界。沈德潜作为格调论的总结者，重诗教而崇尚温柔敦厚之风。他在《说诗晬语》中说，六朝发挥了秦汉乐府的形式美、音乐美，至唐诗格律工整，兴寄和诗教则有所缺失，“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要求不仅学习唐诗的声律美，更要追溯古诗的思想境界。
现当代学者论及“格调”时，同样是将人格和文风统一起来。如钱锺书《谈艺录》中说：“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鲜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疾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这里，“格”是人和文的内质，是人的精神境界和艺术的高雅境界，而“调”则是其外在表现，是人的风采或文艺作品的风格。
如今，“格调”一词丰富的价值内涵和审美意味得以传承发扬。评说一个人、一部书、一件艺术作品及其他审美对象之格调有无、高低，可能是道德评判，也可能是审美评判，可能是就内在精神境界而言，也可能是就外在风范而言，当然更可能是兼而有之。
综上所述，在整个思想文化视野中，结合各种文艺作品和审美现象看“格调”，“格”是指向人的精神境界和艺术的高雅境界，“调”是其外在表现，是人的风采或艺术风格、形式之美，“格调”作为一个具有褒义的术语，其核心意指可谓人格与境界的天成。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